金融部门的气候要务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 贝特朗·巴德雷，曾任世界银行总裁，现为Blue like an Orange可持续资本CEO兼创始人；埃马纽埃尔·法贝，达能集团主席兼CEO；贝特朗·皮卡德，Solar Impulse基金发起人、主席；保罗·博尔曼，国际商会组织主席，可持续发展结果方案网络机构的领导委员会成员。罗纳德·科恩，全球影响性投资引导集团主席。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那十年中，人们对提高金融体系抗冲击能力的各类机制进行了广泛讨论。但虽然在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业已采取的零散手段可能还不足以支撑长期的金融稳定。而最近出现的牛市下跌则意味着清算的日子可能并不遥远。

　　没有人能预测下一次危机何时爆发，更遑论持续多久或者有多大破坏性。但我们无疑应当采取一个更全面的手段去应对自己所面临的风险，正如2008年危机爆发后当即要求的那样（尽管这些呼声随着市场复苏而日益微弱）。这意味着同意并实施一个治理全球经济的新愿景；对其进行严格评估并随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同时确保对每个利益相关者都能全面问责。

　　这一愿景必须理解那些深刻且正在发生的变革——从日益集中的市场力量到日益自动化的决策制定。它还必须考虑中国的崛起，并因此要求让中国更充分地融入各治理实体，而这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当该国已经化身为一个不那么友善的全球行动者之时。

　　此外，这一愿景必须应对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做派及其与中国的贸易战。它必须认识到当前这些宏观经济工具——无论是货币还是财政——的效力都比2008年时更有限。

　　最后，这一新愿景必须明确展现出我们究竟决定在何种程度上应对气候和可持续性挑战。尽管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改变了我们谈论气候变化的范式，但世界各国领导人仍然不情愿去实施兑现真正变革所需的举措。我们不能再用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方式欺骗自己了。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获取抗冲击能力，就必须推动严峻的系统性变革以解决生产和消费能源以及为经济提供资金的问题。这都需要有效的领导，但虽然各国政府间的合作有助于推动一些气候行动，可国际社会日益碎片化的局面使这一手段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一个更有效的战略可能是建立一个由民间社会以及各主要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组成的联盟以向共同目标推进。

　　此外这些进展将需要大幅改善的会计核算和汇报体制以及明智的监管改革才能实现。此外还需要市场参与者下达适当的激励措施和授权以便在决策制定中兼顾可持续性和气候行动。

　　这些举措可以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包含对管理者的适当奖金方案，相关的监控要求以及消费者包装上的环境标签。声誉因素，甚至是对日益关注环境风险的地方政府的软实力影响也可以在激励企业追求绿色转型方面发挥作用。

　　而金融部门尤为缺乏能为应对气候挑战做贡献的正确激励措施，因为金融机构的决策主要 甚至完全是通过货币式的利润来引导。但这是短视且站不住脚的。金融机构需要新的激励措施来重塑其运作包括自身的投资。例如投资组合经理的奖金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其投资在气候指标上的表现挂钩。

　　这些变化不一定会破坏经济增长。相反，许多气候解决方案——例如转向可再生能源——将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甚至可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事实上，用现代高效的基础设施替代过时且高污染的旧设备正是本世纪的关键投资机会之一。

　　但这还不止停留在利润层面。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其最近发表的报告中所警告的那样，世界当前的发展轨迹正在导致环境破坏。自然灾害已经变得越来越频繁猛烈。随着极端天气事件的不断增加，大规模的破坏，移民和冲突将四处蔓延。

　　我们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聚集起采取强有力行动所需的勇气和信念。我们不仅必须实施解决方案，还要定期——而不是在十年之后——测试和改进它们，并以证据为支撑的明确目标和措施作为指导。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确保支撑全球稳定的所有架构都能具备足够的抗冲击能力，而不仅仅是金融体系。

　　借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来说，我们面临着破坏和维持现状之间的选择。但如果我们选择后者，那么得到的只能是前者。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