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俞燕
资本市场上最有名的动物是什么？
大概要属獐子岛的扇贝了。
投资者们大概有印象，自2014年以来，獐子岛的扇贝已经屡次失踪，“扇贝跑了”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上最有名的段子之一了。
故事最早发生在2014年10月，獐子岛发布了一则公告，声称因为北黄海遭遇几十年一遇的冷水团，公司即将进入收获期的海底虾夷扇贝集体“跑路”了。受此影响，公司当年归母净利润巨亏11.89亿元。不过半年后公司又公告称，经抽测，扇贝“尚不存在减值的风险”，于是被人们戏称为扇贝“回家”了。
八年间，獐子岛养成海底的扇贝几番“跑路”的真相，已成为资本市场的一大谜题。
虽然后来经监管部门调查后盖章，獐子岛存在“财务造假”的问题，不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其业绩的盈亏与扇贝生存情况息息相关，而扇贝的生与死、肥与瘦，则与其赖以生存的海洋环境的变化直接相关。
獐子岛是水产养殖保险的试点地之一。也不知这老是逃跑的扇贝，怎么个赔法？
比獐子岛扇贝“跑路”更惨的是大连海参。2018年，由于连日高温，加之海水低潮期，大连海参“热死”了。彼时据辽宁省海洋渔业厅初步统计，辽宁海参受灾损失面积95万亩，损失产量高达6.8万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8.7亿元，养殖户损失高达上千万元，几乎血本无归。
海洋渔业是靠天吃饭的行当，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渔业安全事故具有易发性、多发性的特点，一旦遇灾则损失巨大。一直以来，渔业领域的保险主要采用互助保险的形式，为渔民解难减损。
这种非营利性的行业互助模式有一定的局限性，已难以支撑渔业的发展，亟需通过改革破除渔业发展所面临的难题和瓶颈。
2月15日，CBIRC为渔民们送上了一份元宵节大礼：同意111家（名）渔业服务组织、渔业捕捞企业和渔业从业者发起筹建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下称“渔业互保社”）。
这是我国首家渔业行业互助保险社，也是第七家互助保险社（公司）。这也意味着，渔业互助保险的商业化之路由此开启，渔人从此将变成保险人。
商业化启航
根据2月15日的公告，渔业互保社将由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与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山东省渔业互保协会、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广东省渔业互保协会、宁波市渔业互保协会、江苏省渔业互助保险协会、河北省渔业互保协会作为主要发起会员，辽宁省渔业互保协会、宏东渔业股份有限公司、陈则波等111家（名）渔业服务组织、渔业捕捞企业和渔业从业者作为一般发起会员，联合发起筹建，初始运营资金5亿元，注册地北京市。
渔业互保社的发起人多达111家（名），创下了目前商业保险公司股东（发起人）数量之最。
在发起人中，作为主发起会员之一的中国渔业互保协会，成立于1994年7月6日，前身是中国渔船船东互保协会，经农业部发起、民政部批准设立，是国内第一家全国性农业互助保险合作社。
1994年10月8日，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渔船船东王宝贵投保渔民人身平安互保，成为协会第一个会员。次月12日，山东威海市崮山水产总公司与协会签订团体会员互保凭证，成为协会第一个团体会员。
中国渔业互保协会此前已与保险业颇有渊源，是2006年1月成立的华农财险的股东，持股1.7%，目前则降为0.55%。华农财险的首任董事长刘身利曾任协会副理事长。
渔业互保社的拟任总经理张竞，亦来自华农财险，曾任合规负责人等职。
渔业互保社的拟任董事长杨斌，此前任职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唯一的自然人发起人陈则波，生于1966年，自幼出海捕鱼，22岁就成为船长，有“保卫黄岩岛英雄”之名。现为海南海通达海洋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除了总公司，同批筹建的还有辽宁、大连、广西、海南等四家省级分支机构。
此前根据中国渔业互保协会的改革方案，渔业互保社原本计划在2020年开业。不过遇到疫情这只黑天鹅，令世事难料。
曲折改革路
渔业是最容易同时受到洪涝、海啸、冰冻、台风、病害等自然灾害影响的行业，因此急需保险保障的庇佑。
据了解，渔业互保发端于1982年，作为农业险龙头的人保财险，在业内率先开办了水产养殖保险，并于九十年代初在部分地区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不过由于展业难、定损难、理赔难的“三难”难题，导致大干大赔、不干不赔，渔船、渔民意外险的赔付率高达300%，使该业务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1996年，宁波市开始组织渔船船东参加互助保险。
2004年，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开启了水产养殖保险试点，在浙江嵊泗、大连獐子岛（对，就是那个老是逃跑的扇贝所在地）、福建漳浦和山东东营等地进行试点探索，2013年以来，在全国8个省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水产养殖保险业务。
在渔业互保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亦与商业保险公司开呢了合作，比如2015年和人保财险签署了共同推进水产养殖保险发展的合作框架协议，与国元农业保险签订了水产养殖保险共保合作协议，采用“互助保险+商业保险”的水产养殖保险合作模式，与安华农险合作共保政策性水产养殖保险等。
此外，中国渔业互保协会还与瑞士再保险开展水产养殖成数协议分保，初步建立了水产养殖保险风险分散长效机制。
近年来，随着社团管理改革的深入，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亦面临政社脱钩的改革。此外，2012年出台的《农业保险条例》未将中国渔业协会纳入保险业监管的范围。因此，无论从社改革层面还是从保险监管层面，渔业互保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2016年，高层已在研究，拟将渔业互助保险纳入保险业务监管范围。
2017年3月，在渔业互助保险体制改革专题汇报会议上，MARA相关领导提出，要“开展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迫在眉睫，应依法依规、积极稳妥推进改革进程”，并成立了渔业互保体制改革工作小组。
2018年，在互助共济、服务渔业的初衷之下，从“渔业人”向“保险人”转变的改革继续推进。当年4月，一份《关于推进渔业互保体制改革有关事项的请示》报送给相关领导，“协会+互助保险社方案”作为建议改革方案获得批准。
八个月后（2018年12月7日），MARA渔业渔政管理局和CBIRC公司治理监管部共同签署了《关于渔业互助保险体制改革工作的会议纪要》，原则同意“协会+互助保险社”改革方案，由两部委共同拟定渔业互助保险系统整体改革方案。
2019年是中国渔业互保协会成25周年，这一年6月14日，其被列入农业农村部19家行业协会脱钩名单，将在限期完成脱钩。
与此同时，渔业互保体制改革在这一年继续推进，同年2月28日，改革工作小组向MARA报送的《关于渔业互保体制改革下一步工作安排的请示》，获批“积极推进”。
10个月后（12月5日），MARA和CBIRC联合向SC呈报了《关于渔业互助保险系统体制改革有关工作的报告》，建议采取“剥离协会保险业务，设立专业保险机构承接”思路，对渔业互助保险系统进行体制改革。
由此可以看出，2018年的“协会+互助保险社”的思路，已易为“剥离协会保险业务，设立专业保险机构承接”的改革路径。
2020年1月5日，两部委报送的《关于渔业互助保险系统体制改革有关工作的报告》获SC批准。在随后的5月25日，《关于推进渔业互助保险系统体制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正式发布，明确了渔业互助保险系统体制改革工作的时间表、路线图和工作要求。
根据《通知》，由中国渔业互保协会牵头联合有关省（市）渔业互保协会，发起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国性渔业互助保险机构，接受CBIRC的监管和MARA的行业指导。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作为主要发起会员和借款人，参与全国性渔业互助保险机构的监督管理。
该互保机构的初始运营资金，由中国渔业互保协会脱钩后和有关省（市）渔业互保协会以借款方式注入，运营遵循“互助共济、服务渔业”的宗旨，业务范围包括渔业行业内的财产保险、责任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再保险等保险业务。
《通知》还确定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宁波等七省（市）的渔业互保协会的改革方案，采用两种模式：
1、对于满足专业性相互保险组织设立条件的地方协会，由中国渔业互保协会联合其共同发起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省（市）渔业互助保险机构，接受CBIRC的监管、同级渔业主管部门的行业指导和中国渔业互保协会的业务指导。
2、对于不具备专业性相互保险组织设立条件的地方协会，则直接转制成为全国性渔业互助保险机构的分支机构，由全国性渔业互助保险机构负责管理， 接受当地渔业主管部门的行业指导和CBIRC派出机构的监管。
2020年12月22日，“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的名称在工商信息系统进行了登记。
根据《通知》的要求，渔业互保社成立后，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和省（市）渔业互助保险机构改革完成后，将不再从事保险业务。
从此，渔业互保社将作为专门拥有独立法人主体的互助保险社，专门为渔业和渔人提供保险保障服务，发挥渔业“稳定器”的作用。
商保“新人”面临的挑战
与行业协会脱钩后，新生的渔业互保社作为独立法人主体，开始走商业化之路，还需要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法律身份的确认的问题。目前关于相互保险组织形式的监管，有《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但在现行的《保险法》中尚未被纳入，需要在修订版本中予以补充和完善。
此外，《农业保险条例》虽然包括渔业，但未将其纳入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范畴，因此渔业保险还无法享受到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优惠政策。
渔业是高风险产业，渔业从业者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风险类型被定为第6级，需要缴纳的保费最高。在渔业互助保险体系中，其发展离不开财政补贴。
据了解，从各地的情况来看，财政提供的保费补贴至少约占40%左右，且主要依靠省级财政，市县级财政，中央财政补贴较低。
脱钩之后，渔业互保社是否还能获得补贴，即使有如何进一步完善补贴机制和方式，激发渔民的参保积极性，提高互助保险的深度和密度。
此外，渔业互保社还需要适应市场的洗礼。
与商业保险相比，渔业互助保险具有无法替代的优势。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刘向东等人2017年曾在《谈渔业互助保险在渔业安全管理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在组织形式上，渔业互助保险的会员既是被保险人同时又是保险人，容易形成会员之间的互相监督机制，最大限度地规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在机构性质上，协会是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可以用更多的风险储备金反哺渔业安全生产。
在经营目的上，会费标准可以在积累的基础上逐步实施比商业保险更低的价格、更优惠的条件提供保险产品，收缴的保险费（会费）中没有利润因素，其目的是为渔民或船东提供最大的风险保障。
在依托机关上，协会坚持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依托渔政、渔港监督、渔船检验三支渔业执法队伍，依靠技术推广、科研院校技术支撑，实行低成本扩张，在勘验、定损、理赔上具有更大的公信度。
在服务范围上，对因保费低、赔付率高的中小渔船及有关风险大的渔业产业，广开互助保险大门，可以逐步实现全覆盖的安全后续保障。
与中国渔业互保协会脱钩，也意味着渔业互保社将告别以上的优势，以独立法人主体的新身份适合商业社会方方面面的要求，比如在企业经营、风险管理、信披、偿付能力、客户服务等诸多方面的监管要求。
独立地在商业保险市场打拼并站稳脚跟，渔业互保社且行且努力。
(本文作者介绍：“喻观财经”创始人、资深财经媒体人。长期观察和研究金融领域。)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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