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利：我国期货市场30年改革与发展研究——我国期货市场筹备和建立过程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郭晓利（原郑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

　　关于我国期货市场筹备和建立过程

　　2020年，是我国期货市场诞生30周年。1990年10月12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作为我国首家期货交易试点市场开业，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建设从1988年开始的筹建正式走向落地运营。我是从1988年开始在日本做期货的，作为我国从业时间最长的期货老兵和有幸曾经任职郑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的我，在我国期货市场建立30周年的历史性关键节点，回顾创建我国期货市场这一难忘的历史性事件，重温当时期货市场创建者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过程，总结我国期货市场建立的特点和他们对期货市场作用的期待，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现货市场特征和期货市场发展规律角度，分析我国与美国期货市场从建立、初期作用以及发展进程的异同点，对理解中国特色期货市场发展道路和所采取的不同的期货市场治理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1988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发展各类批发贸易市场，探索期货交易。”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建立期货市场，以解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商品的生产、消费以及价格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决策。期货市场在中国的创建是世界经济和期货发展史上的奇迹。我国期货市场的拓荒者和开创者，在探索中国特色期货市场发展道路上，展现了巨大的勇气，凝聚了超凡的智慧，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们没有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期货市场发展模式和规律，没有等待现货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自然发育，而是在实行价格双轨制和市场没有完全放开的条件下，在很多人认为现货市场不发达、不完善、不成熟等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由政府直接推动和组织，跨过中远期交易阶段，直接开始了期货交易探索，这是一个奇迹。

　　（一）发现期货市场功能作用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必须改革过份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我国开始实行政府计划定价和市场自主定价的价格双轨制，并逐步从计划定价向市场定价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出现计划失控、市场不灵的状况。此后，有识之士都在寻找市场化定价的路径和方法。

　　田源考察美国期货市场。198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田源先生访问纽约商业交易所（以下简称NYMEX），他了解到石油危机发生后，石油价格上下波动剧烈，搞了石油期货，就有了风险管理工具，相关企业便能够在石油价格上涨和下跌过程中保护自己。那时国内一些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价格不断波动，波动幅度还很大，比如玉米，价格涨了，城里人受不了，价格跌了，农民受不了。他当时就考虑期货既然能够转移价格波动风险，是不是可以把它带到中国去（田源，《做人，做事，做事业--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序》，郭晓利著，《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3月）。田源先生后来成为我国期货市场主要创始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期货之父”。

　　郑元亨调研伦敦期货市场。为了配合进出口贸易，我国的企业参与国际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是比较早的，如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以及后来的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有色总公司）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1987年10月，作为有色总公司深圳联合公司下属贸易公司总经理，郑元亨先生带着“办一个东方有色金属交易所”的梦想，第一次来到伦敦金属交易所（以下简称LME）学习（郑元亨，“自下而上”的期货交易所创办探索，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当时，他在笔记本上留下这样一首小诗，“小小交易厅，围座经纪人。口喊手比划，生意即做成。价格传世界，管理极严明。期货风险高，操作要小心。”郑元亨先生后来成为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朱玉辰研究美国期货市场。1987年，还在读研究生的朱玉辰先生发表《建立和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初探》，尝试性探讨我国是否有必要建立期货市场，建立什么样的期货市场，这个期货市场怎样运行。他认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期货市场在组织商品流通，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滋生着投机、冒险，可以肯定，这种期货市场对于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期货市场是在实际商品的远期交货合同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有可能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期货市场的初级形式，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摒弃投机、有积极意义的期货市场（朱玉辰，《建立和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初探》，《财贸经济》，1987年04期）。因为这篇文章，朱玉辰先生不仅成为我国的第一个期货硕士，后来还成为我国期货市场的创建者之一。

　　郭晓利找到日本期货市场。历史总是充满了偶合。还是在1987年的秋天，此时从1982年公派留学日本的我正在读研究生，为寻找一个国家急需却还没有国人在做的行业，而奔走在日本各行各业的企业机构。《日本经济新闻》一则招聘“先物外务员”的广告把我吸引到了东京，有幸现场聆听了日本市况研究所所长岩井厳先生关于黄金期货的演讲，当得知期货市场不仅能够发现商品的价格，还能够转移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时，真是激动不已，这不正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吗？1988年3月毕业后，就在东京做期货，开启了我的期货报国之路（郭晓利，《我在日本做期货》，《中国期货》创刊号，1994年3月）。这使我成为第一位在日本做期货的中国人，也使我有机会回国后和田源先生、朱玉辰先生成为同事，为中国期货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尽绵薄之力。

　　（二）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

　　田源领导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田源先生考察美国期货市场回国以后，开始了建立期货市场的探索，“1987年下半年，根据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日益加剧，需要通过发展期货加以回避风险的需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提出了研究发展中国期货市场的设想及研究工作计划，1987年12月14日，国务院领导同志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报的关于期货市场研究的计划，写信给中心主任马洪同志，要求组织几位同志研究下国外的期货制度，运用于中国的实践，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1988年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设立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以下简称期货小组）。”（田源著，《中国期货市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11月）。期货小组由田源任组长、杜岩任副组长、常清为秘书长，朱玉辰等为核心成员，1988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座谈会，同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期货市场工作座谈会。1989年1月，期货小组形成《关于结合国情试办期货市场的研究报告》并上报国务院，李鹏总理批示“同意试点，但结合中国国情制定方案”。同年10月，商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等部委联合向国务院上报《关于试办粮食中央批发市场的报告》，申请在郑州试办粮食批发市场，但却迟迟没有批下来。

　　田源讲述国务院领导最后决策。1990年5月，李鹏总理主持国务院关于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组长的田源先生参加会议，他在发言时说，现在经济体制不一样了，我们需要研究新办法来治理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主要反映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方面，我们要想办法让物价比较平稳，就需要找到一种机制来帮助治理通货膨胀。国外利用期货市场转移价格波动风险，非常成功，美国的农产品价格较为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CBOT）大量的期货交易来实现的。李鹏总理听了发言后说，对，这个主意好，中国宋代就有期货，王安石搞青苗法就是一种期货，期货能保证农民利益，庄稼还种在地里，粮食就已经卖出去了，这个办法好，我看可以试一试。中国期货市场的试点就这样定下来了（田源，《做人，做事，做事业--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序，郭晓利著，《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3月）。1990年7月，国务院发布［1990］46号文件，批转商业部等八部门关于试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报告，同年10月12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作为我国首个期货交易试点市场开业，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建设迈出第一步。

　　（三）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特点

　　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第一个特点，“政府推动”。价格理论与实践和期货研究专家童宛生教授指出，“价格改革是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没有价格改革，中国就不可能产生期货市场。”（童宛生，《难忘的期货岁月—谈价格改革与期货发展》，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在价格改革实行价格双轨制条件下，在推动由计划定价向市场定价过度的过程中，建立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国家部委研究、推动，最后国务院批准的。没有政府的强劲推动，就没有可能在当时半市场化的状况下建立期货市场。政府推动成为后来各地建立期货市场的范本，只是推动和批准由国务院变成了国家部委以及各级地方政府。政府推动的动力源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利用期货市场解决商品价格市场化定价问题。如上海金属交易所是由物资部主导推动建立的，原上海期货交易所理事长王立华曾经讲述这个过程，1992年初，物资部联合上海市政府一起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试办上海有色金属交易所的请示》，当时有些部委不同意合同自由转让，不同意计划内有色金属进入交易所交易，而国务院的批准需要每一个相关部委认可才行，柳随年部长觉得这样下去决定的时间太长，当即决定不等了，他给时任上海市市长黄菊打电话，商定由物资部和上海市政府两家共同筹建这个交易所。1992年5月28日，上海金属交易所在物资部、上海市政府的全力组织和支持下正式挂牌成立了（王立华，《从物资部到上海期货交易所》，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大连商品交易所是由大连市政府推动建立的，1992年，大连市政府批复文件要求，大连市体改委、商业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粮食局、物资局、经济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等单位组成期货交易所筹建小组，1993年11月18日，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成立（姜丽华，《繁荣之后忆往昔—大连商品交易所成立记》，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

　　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第二个特点，条件不具备的“早产儿”。面对期货市场试点后一哄而起的状况，1993年1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政策法规司李剑阁先生（后来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指出，期货市场具有巨大的投机性和风险性，因此，要让期货市场兴利除弊，就必须根据国际惯例，建立以下一些必要的条件：制定全国统一的期货交易法，建立直属国务院的、统一的期货交易监管机构和期货从业人员的自律性组织，期货交易必须建立在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基础之上，必须制定充分合理的交易条例、会计准则和结算制度，必须拥有完善的通信系统、高效的报价服务系统、充分的运输和仓储系统等。“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和法律状况来说，这些条件还很不具备。一般来说，这些条件有的可以在建立期货市场的实践中逐步创立，有的则必须在建立期货市场之前就确立的。对于这种高风险的行业，决不能仓促上马，带病运转，否则后果可能凶多吉少”，“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要发展期货市场，必须形成自由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必须以一个健全的现货市场为基础。在主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双轨价格并存、行政定价还占相当比重的情况下，现货市场远未发育。而没有一个健全的现货市场，是不可能建立起期货市场的。当然，这几年价格改革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在各个方面包括价格形成机制方面，离建立期货市场所必备的基本条件，还有一定的差距。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也是建立期货市场的先决条件，而这方面的工作至今尚属空白”，“建议加快期货市场建立的前期工作，切忌在条件不具备时就匆忙建立期货市场，这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期货市场。”（李剑阁，《关于期货市场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93年1月22日）。这就是我国期货市场“早产儿”论的由来，“早产儿”论直接影响我国期货市场试点出现问题后政府采取的清理整顿措施，对我国期货市场的未来影响深远。

　　（四）早期美国期货市场功能作用与质疑

　　国内对早期美国期货市场功能作用研究。朱玉辰先生在《建立和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初探》中，研究了美国当时和早期的期货市场，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期货市场在组织商品流通，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滋生着投机、冒险。它是金融资本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非生产性资本繁殖的工具，投机商不关心商品的实际交收，感兴趣的是从买空卖空中渔利，他们把标准化期货合同变成赌博的筹码，商品交易所变成了“希图以非生产方法繁殖的资本的主要投资市场”。这一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因而他们对期货市场的评价毁誉参半。可以肯定，这种期货市场对于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是格格不入的。他这样描述早期美国期货市场的功能作用，“期货市场是在实际商品的远期交货合同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早期的期货市场是通过商品交易所，以期货合约的方式交收现货商品，从事期货交易的大部分成员是商品供应者、实际用户和贸易商。他们利用商品交易所寻找交易对手，待合约期满时双方以现货交收来了结交易。那时的商品交易所主要是便于经营该商品的商人和用户确定商品的来源和成本，使他们能提前安排生产、运输、储存和推销。无疑这种期货市场不带有投机色彩，对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可见期货市场与投机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有可能借鉴资本主义期货市场的初级形式，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摒弃投机、有积极意义的期货市场。”（朱玉辰，《建立和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初探》，《财贸经济》，1987年04期）。

　　美国期货市场起源于芝加哥商会。美国的期货交易所起源于商会，商会是个现货商组织，作为美国第九个商会的芝加哥商会（CHICAGO BOARD OF TRADE，CBOT），在1848年4月3日，由83个商人在芝加哥南水街105号盖奇﹒海恩斯（Gage Haines）面粉仓库上面的怀廷（W.L.Whiting）办公室自发组织的。从后来的实践看，商会的成立推动了芝加哥的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了现货行业标准，推行了行业自律管理，提高了信用程度，促进了贸易的规范和快速增长，加快了市场发育与成熟的进程，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当然，这83位商人也不是一般人，在1836年至1860年间，芝加哥最早的20位市长中就有6位来自芝加哥商会这83位发起人。1851年3月13日，达成第一份玉米远期合约，商人们开始了远期合同的买卖，远期合同可以转让，逐步形成了中远期交易市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原副总裁威廉﹒格罗斯曼和作为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的常清先生指出，“芝加哥交易所（CBOT）刚成立时，既不是一个现货市场，也不是一个远期市场，更不是一个期货市场，仅仅是为促进芝加哥工商业的发展而自然形成的一个商会。这也正是其创立者们在当初命名时并没有直接使用交易所，而是用了一个商会或贸易管理局名称的原因。”（威廉﹒格罗斯曼、常清著，《期货市场的理论政策与管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

　　美国南北战争催生了期货市场，缩短了中远期交易时期。美国的南北战争激发了交易商采用各种形式的远期合约的投机活动，战争之前，流通的仓单数量与未结算的合约数量之间总是存在直接关系；战争期间，北部联军需要饲养马匹的燕麦以及诺斯兄弟等士兵需要的猪肉，导致远期交割的合约中存在大量投机性的买空交易。燕麦提供了第一个大量的投机机会，1862年，燕麦价格从每蒲式耳16美分跳至43.5美分，1863年3月31日，谷物仓单增加到4，688，722蒲式耳，10月31日，燕麦价格陡升至72美分。可以说，美国的南北战争催生了期货市场，缩短了中远期交易阶段的时期。1865年10月31日，形成最早的期货交易规则，推出标准化的期货合约交易，成为世界上第一家期货交易所，这就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HICAGO BOARD OF TRADE，以下简称CBOT）的由来（［美］威廉﹒法龙（William.D.Fallon），王学勤译，《市场的缔造者--芝加哥期货交易所150周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

　　芝加哥商会（CBOT）的早期定位是服务现货市场，随着现货市场成熟而发生变化。商会推动了美国现货市场的完善，在按照市场规律有序解决现货市场问题过程中，作为商会成员的现货相关企业既主导现货市场，又主导中远期市场，同时也是期货市场的组织者、参与者和规则制定者，商会成员的主导作用保证了三个市场一脉相承、紧密相连、密不可分。早期CBOT的定位完全是立足现货服务现货，推出中远期交易以及标准化合约交易是为了完善现货市场，更好地服务现货，使大家能够更好地做生意。1995年，我曾到芝加哥访问，时任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美国公司总裁张杭博士介绍早期的美国期货市场时说，100多年前CBOT最大的部门是运输部，有100多位员工，主要负责在各个集散地采集货源信息和运输能力信息，这也充分说明了CBOT与时俱进服务现货的做法。威廉﹒格罗斯曼和常清指出，“早期的期货市场主要是远期合约的签订和转让，目的是实买实卖，功能是稳定产销关系。现代期货市场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主要功能在于回避价格风险和发现真实的价格。”（威廉﹒格罗斯曼、常清著，《期货市场的理论政策与管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现货市场发育成熟了，期货市场的定位也发生了转变，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成熟期货市场作为风险管理市场的定位。

　　对早期美国期货市场的质疑。因为早期美国期货市场主要依靠自律管理，市场操纵事件频出，对市场功能作用的质疑时常出现，通过国会推动立法规范市场或是禁止期货交易的情况很多。例如，因为农产品价格的巨大波动使得农民遭受了重大损失，19世界90年代发生了Populist Revolt，这些以农庄运动为代表的农民认为，CBOT应该对商品价格的波动负责，正是这些价格波动，经常使农民无法获得合理的农产品价格，由于农民运动的原因，美国国会自19世纪80年代起开始致力于期货领域的立法，在1880-1920年，美国国会提议了200多项法案以规范期货和期权交易。在1891-1892年，有好几个法案试图禁止期货交易，从这几个法案中有演化出《哈奇法案》（Hatch Bill），该法案建议对所有谷物和棉花期货交易征收禁止性税项，最终没有获得通过。在1908年，在美国第60届国会（1908-1909年）上，一共提交了25项旨在禁止期货交易的法案。1909年，国会又试图对投机商号征税，但没有成功。在第61届国会又提出了7个类似法案，第62届国会上则有42个。1910年，美国国会举行了针对一项要求取消在交易所进行期货交易法案的听证会，在听证中，CBOT和其他几家交易所成功地阻止了该项法案的通过。交易所在听证中着重引用了最高法院在反投机商号案中的裁决，在该案中，霍姆斯（Holmes）大法官接受了期货交易的概念。为了回应众议院的决议，1908年出版了一份有关棉花交易所的报告，这份报告促成了1914年《棉花期货法》的颁布，该法案没有对棉花期货进行大范围的规范，但建立了联邦棉花质量等级标准和商业分级定价体系。其他的立法还包括《谷物质量等级法》和《仓储法》等，都试图对期货合约相关商品的交割和储存进行规范（杰瑞﹒W．马卡姆著，大连商品交易所翻译组译，《商品期货交易及其监管历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6月）。

　　（五）对我国期货市场作用的预期与质疑

　　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我国的实践看，建立期货市场条件的成熟是相对的。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研究报告指出，“回顾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期货市场，大多出现在19世纪中期，当时这些国家的现货市场发展水平并未达到十分发达的程度，市场经济也在逐步完善，其相关条件，如金融服务、仓储设施、交通条件、风险控制体系、交易者素质、相关法规等并不完全具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期货市场也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条件的成熟有时是相对的。”（中国证监会期货部、中国期货业协会编著，《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研究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4月）。

　　从美国期货市场的产生看，美国商会在推动现货市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组织交易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期货交易所的实践表明，建设期货市场的条件是相对的，是逐步具备的。从我国设立期货市场的条件看，期货小组指出，“在期货市场产生的初期，并不一定要有这样高级现代化的设施，而只需要一些初级的基本条件。主要包括：相对发展的现货市场和交易自由、价格放开的期货贸易；相当数量可供交易的商品；相当数量的期货交易者，包括投机者；足够的仓储运输能力；必要的金融和会计系统；必要的通讯设备；相应的法律制度；政府和期货市场内部的有效管理；行政力量对期货正常交易不得干涉等。应当看到，在现在的中国，同400多年前的比利时和英国，同200多年前的日本和100多年前的美国创办期货交易所时相比，无疑要好得多”，“在我国试办期货市场具备以下可能条件，包括现货市场、上市品种、市场交易者、设施条件、法律制度条件”（田源主编，《期货市场》，改革出版社，1989年6月）。

　　从我国发展实践和改革开放看，很多时候条件是干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诸多历史性事件，都可以说是“早产儿”，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鲜有等到大家都认为条件成熟才去做的，这体现了改革者的远见、勇气和担当。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并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但这些做法与当时的法律是相违背的。从美国和我国期货市场建立的条件比较看，美国期货市场的产生和我国期货市场的建立，最大的不同在于市场化程度的差异，美国是完全市场化的，我国是半市场化的，我国的期货市场是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在主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双轨价格并存、行政定价还占相当比重的情况下，在商品价格、商品流通、商品运输等存在计划内和计划外的条件下，也就是在没有完全市场化、存在政府管制的条件下，或是说我们在半市场化的条件下，由政府推动开始了期货交易的探索。

　　从“早产儿”论和期货小组对建立期货市场条件的分析看，关键的争论在于两点，其中最主要的是自由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问题，前者认为要发展期货市场，必须形成自由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这几年价格改革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离建立期货市场所必备的基本条件，还有一定的差距；而后者认为开展期货交易最重要的初级基本条件是相对发展的现货市场和交易自由、价格放开的期货贸易，每年1000多亿斤的商品粮总量中，约有50%左右依靠政府调节，另外50%左右依靠市场调节，对部分已经放开的商品通过期货交易机制形成自由的市场价格，逐步推动商品整体定价的市场化（田源主编，《期货市场》，改革出版社，1989年6月），将我国期货市场称为“早产儿”，也强调的是在半市场化的条件下建立的期货市场。

　　另一个是法律法规问题，前者认为，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也是建立期货市场的先决条件，而这方面的工作至今尚属空白；而后者认为，期货市场所必须的法律制度，是根据需要制定出来并逐渐完善的，目前世界期货市场已形成一套成熟完整的法律制度，我国作为后来者可以拿来借鉴。从世界期货市场产生的历史看，早期的市场多是边建设边发展边立法，新兴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多是先立法后建设。借鉴成熟市场法律制度是后来者的优势，但如果在新兴加转轨的市场照搬成熟市场的法律制度也会出问题，这为后来我国期货市场的曲折经历所证明。按照市场规律，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是不断推进的，期货市场理应随着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进程而实现健康成长。由于对“早产儿”的概念和内涵认识不清，导致对期货市场的认识出现偏差，当期货市场试点出现乱象时，便认为我国发展期货市场时机不成熟，“下猛药”进行清理整顿，将企业和金融机构驱赶出期货市场，而不是采取疏导的措施，这些做法持续影响着后来的期货市场。

　　期货小组对试办期货市场作用预期。对于试办期货市场的预期效应，期货小组是这样分析的，“在我国建立期货市场的预期效应，应区别试办期预期效应、发展期预期效应和完善期的预期效应。如果把发展期和完善期的期货市场预期效应，当作试办期的期货市场的预期效应，就会脱离实际，期望过高，一旦达不到过高的期望，就会反过来否定试办的成果和意义，动摇试办的决心。反过来，如果仅仅把试办期的预期效应，当成发展期和完善期的预期效应，也会过低要求期货市场的作用，或导致办期货市场无多大意义的结论，不利于期货市场的发展。”对于试办期的期货市场，应该抱有一种什么样的预期效应，期货小组指出，试办期货市场，是流通改革进入新阶段的一个推动力，将会为我国市场体系填补一个空白，提供一个局部改革小配套的尝试，可能为改革与治理相结合提供经验，探索解决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中老大难问题的新途径，可以促进现货市场和期货贸易的发展，实现“一个发展，两个改造”，即大力发展有保障的远期合同，引入期货交易机制，改造远期合同，改造部分批发市场、贸易中心（田源主编，《期货市场》，改革出版社，1989年6月）。关于一般期货交易市场的历史作用，期货小组认为各个时期、各种期货市场不同，在经济上发挥的功能也不同，期货市场能够减缓农产品价格波动，抑制农产品价格蛛网状波动扩张；有利于商流和物流适当分离，节约社会劳动和资金占用；有利于开展合理竞争，建立市场秩序；能够引发投资，繁荣当地和周边地区经济（田源主编，《期货市场》，改革出版社，1989年）。

　　期货小组秘书长常清先生指出，试办期货市场，将有助于我们解决面临的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进而建立起农产品生产和流通良性循环的机制。第一，期货市场通过合同的签订与买卖，可以使生产者按合同生产来减少风险。第二，期货市场的集中性和公开化原则，使分散在各地的供求集中，公开竞争，消除了各地垄断者操纵物价的弊端。在商品经济活动中，由于季节和 地域造成的价格波动，通过期货市场能予以解决，使价格波幅大大缩小。第三，期货市场是高度组织的常设的公开市场，它能集中大量供求，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形成公正的价格，因此，使市场透明度大大提高。第四，由于期货合同的签订和买卖，使生产者和经营者在生产周期开始之前就知道未来的供求和价格情况，进行合理预测，以调节生产经营，这使生产者和经营者大大减少了生产经营的盲目性。第五，期货市场的建立，有利于建立新的商品经济秩序。第六，期货市场的建立，使我们不仅靠完善现货市场，而且用期货市场来组织农产品流通，在此条件下，推进农产品计划、价格、流通的改革（常清，《试办农产品期货市场的设想》，《改革》，1988年第5期）。

　　对作为第一家期货市场试点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当地政府对其定位和作用给予厚望。在1990年10月12日，时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李长春同志在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典礼上指出，“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商业部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开办的第一个有组织、有限制、规范化的粮食批发市场。它的建立，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尝试，对于我们加强宏观调控，培育完善市场机制，合理开发和配置粮食资源，调节供求，稳定粮价，指导生产、引导消费，以及加强国际经济交流都有重要意义。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目前从事现货批发交易，包括远期合同，待条件成熟，逐步向期货市场过渡。”（李长春著，《中原大地奋进曲—20世纪90年代振兴河南的探索与实践（上册）》，人民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

　　对期货市场功能作用出现质疑。期货市场建立以后，对当时的期货市场功能作用不同的看法就开始出现。1994年1月，石雨在《人民日报》发表《必须严格规范期货市场》指出，应恰当估价期货市场的作用和地位，“期货市场的主要作用是发现价格回避风险。事实上，期货市场能够覆盖的商品不过一二十种，那些价格更不确定、市场风险更加大的制成品交易，市场机制一样起着很好的配置作用；在那些期货市场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有些同志误以为期货市场可以稳定商品价格（其实价格的不确定性正是期货市场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可以解决农副产品的供求波动问题。把期货市场的作用夸大到这样一种不适当的程度，必然会在政策上产生偏差，在实践中带来消极后果”（石雨，《必须严格规范期货市场》，人民日报，1994年1月28日）。

　　在现货市场不发达、不规范的情况下，我国期货市场的建立极大地带动了现货市场的市场化、标准化、规范化程度的提升，推动了现货市场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我国期货市场后来的发展实践证明，期货市场在发现价格指导生产经营，在套期保值规避经营风险，在服务“三农”和推动产业发展，在促进产业市场化、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以及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期货市场这些积极作用，因为品种的不同，产业成熟度的不同，发挥作用的大小和影响力也有所不同。但是，认为期货市场的作用是万能的，能解决所有问题，把过多的重担压在期货市场身上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期货市场难以承受的，不恰当的定位期货市场，反而会影响期货市场的发育和发展。美国早期期货市场对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通过商会实现的，显然，我们在筹建期货市场时，对期货市场的期望值是过高的，超出了期货市场所应有的作用，当时那么认为可能有助于下决心开展期货市场试点，当试点期货市场出现了问题，对期货市场的作用出现质疑也是正常的，对美国期货市场的质疑也存在了上百年。因此，深刻理解和认识期货市场在国家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定位和作用，回归和遵循市场规律，准确定位期货市场，客观评价期货市场的功能作用，对指导今后的期货市场建设和发展仍具有现实意义。

　　充分肯定我国期货市场创建者。期货市场试点初期，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突出体现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相连接的实物交割环节。铁路车皮是有计划的，铁路按照计划内各种商品指标安排运输计划，计划外的粮食没有铁路车皮计划指标的，没有铁路运输就难以把粮食从产地运送到交割仓库或是从交割仓库运送到消费地。为了解决实物交割环节的运输问题，郑州商品交易所在准备开展期货交易时曾请省领导支持，1993年5月24日，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期货交易准备工作情况和开业安排报告上批示，“请郑州（铁路）局张局长过问一下运输问题，要重点保证。”（李长春著，《中原大地奋进曲—20世纪90年代振兴河南的探索与实践（上册）》，人民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

　　期货市场的创建者们以改革者的担当和智慧，以解决价格市场化问题为突破口，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和有关部委、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下，在很多人认为条件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在市场没有完全放开的价格双轨制条件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绕过了无数障碍，建立了新中国的期货市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世界经济和期货市场发展史上的奇迹。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还不知道为了条件具不具备、成熟不成熟的问题争论到什么时候。对我国期货市场的拓荒者，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这样肯定，没有当时期货市场开拓者、播种者“大胆试”的冲劲和闯劲，期货市场不知道要推后多少年才能在中国建立起来（姜洋，《发现价格：期货和金融衍生品》，中信出版社，2018年9月）。回顾中国期货市场30年的发展历程，姜洋认为，一定要客观、历史、辩证地看问题，要感谢中国期货市场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勇立潮头、开拓创新。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对中国期货市场都是宝贵财富，他们给后继者继续建设发展期货市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帮助后继者认识了成熟市场经验和中国特色（曲德辉，《“中国特色”监管者姜洋20年的期货亲历！感悟、感想的浓郁“表白”》，《期货日报》，2018年12月20日）。我国期货市场创建者们的初心和使命是需要历代期货人继承和发扬的。

　　(本文作者介绍：郭晓利，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首席顾问。1982年公派日本留学，1988年在东京做期货，1991年回国。曾任深圳前海联合交易中心行政总裁，郑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中国国际期货公司副总裁，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贸易公司交易员，日本ACE交易株式会社营业主任，曾兼任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全国人大财经委《期货法》起草小组顾问，2003年获国家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大连市第十届政协委员，著有《期货期权交易技巧》，《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企业集团的国际比较》，合译《企业主义》，《期权：基本概念与交易策略》，《商品期货交易及其监管历史》，发表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