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利：我国期货市场30年改革与发展研究——我国期货市场改革与发展对策建议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郭晓利（原郑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　　

　　关于我国期货市场改革与发展对策建议 

　　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性。以上六大矛盾是从现货市场对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期货市场的需求，也是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这最后的一公里，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实体企业参与期货市场就会受到制约，改善参与者结构就会困难，增强企业定价话语权和国际定价话语权就会受到影响，企业就难以得到需要和应有的服务，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就会打折扣。因为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存在成因复杂，有的问题经过各方努力可以解决，有的问题可以部分解决，有的问题是在现有政策和条件下难以解决的。期货市场要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就需要不断完善市场自身建设，持续更好满足现货市场需求，在推动解决现货企业需求与期货市场服务的六大矛盾和现货市场存在的五大问题上有更多作为，更大的担当，更多的创新，也需要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

　　创新性推动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期货市场服务实体企业的六个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我们对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要有清醒的认识。期货市场的完善需要按照市场规律循序渐进，难以跨越式推动，要花很长的时间，要有足够的耐心。然而，今天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发展格局和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国家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提出改革开放再出发，解决大宗商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是时不我待。采取存量改革和增量创新并举措施，在稳步提升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同时，通过增量创新，建立新的改革试验田，快速推进大宗商品领域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顶层设计和市场组织的有机结合。综上所述，我国期货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是世界期货史上的两大奇迹，但在服务实体经济中也存在着不匹配的问题。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期货市场产生的“两个特点”、清理整顿的“四个特点”，以及后清理整顿时代的政策松绑和期货行业的努力奋进是分不开的，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与这些特点紧密相关。因此，推动期货市场的再认识、再定位、再发展，推动期货市场的存量改革和增量创新，建设期货市场多层次市场体系，同样需要政府从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需要政府的政策推动和市场组织的落地实干有机结合，需要期货市场的供给侧改革。

　　（一） 存量改革，持续提升市场运行质量，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更好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功能作用

　　对存量市场进行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必须敬畏市场，持续稳步推进。在改革中应注意三个需要，即需要在保持市场平稳运行的前提下，在有效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同时，根据市场发展状况和需要，将改革的力度和市场的承受程度很好地结合，有序推进；需要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明确目标，措施，效果和时间，使市场运行质量的改善和服务实体经济效果的提升体现在具体行动；需要进一步调动期货交易所作为市场组织者的积极性，我国的交易所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组织者，不仅肩负推动市场发展和一线监管的重任，同时又主动承担和履行众多社会责任，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监管部门应给予交易所更多空间、更大灵活性和更多政策支持，充分发挥交易所作为市场组织者的作用，充分发挥交易所服务实体经济的专业性和创造性。在存量改革过程中，还需要特别注意保护好我国期货市场的突出优势，就是良好的市场流动性，不能简单粗暴去散户化，如果像日本期货市场那样，为了建立保值者的市场而把散户赶出去，那就本末倒置了，结果市场也将不复存在，需要在保护好中小散户积极性的前提下，引进更多的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完善结构，改进制度，提升质量，增加企业定价话语权，推进市场对外开放。

　　推出新品种新工具与已上市品种维护并重。近年期货市场品种新工具上市明显提速，形成了期货、场内期权、场外期权、仓单交易、仓单串换、商品指数互换等组成的工具箱，品种工具越来越全。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这两项工作并重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是，上市新品种新工具很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品种、一个工具服务一个或多个相关产业领域。多上市一个品种，多推出一个工具，就能够多服务一些产业领域，拓宽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领域和范围；二是，新品种上市越快越多，已上市品种维护任务就越重。在期货市场，新品种一上市，原有投资者就炒新，复制原有的交易习惯，迅速形成以中小散户为主的市场结构，投机格局照搬，重复已上市品种的发展过程，很快新品种就存在和已上市品种同样的问题。所以说新上市的品种越多，维护的任务就越重；三是，新品种会越上越少，已上市品种的维护终会成为更重要。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该上市的品种差不多都上了，不再需要新品种大量集中上市，新品种上市会越来越少，已上市品种的维护任务会越来越重，也会更为重要；四是，已上市品种培育和维护难度大、付出多，时间长、见效慢，需要持之以恒、持续推进，也需要按品种施策，一品一策，体现品种差异化和市场成熟度。此外，需要完善市场运行质量和功能效果评价机制。评价机制的改革需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在评价内容上，要体现客观性、直观性和应用（实用）性，评价指标需要接地气，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直接管用，而不能仅是抽象的公式和数字；二是在评价机制上，既要关注市场运行质量变化的过程，又要关注市场运行变化在产业上的应用效果，既要关注较好利用期货市场的案例，又要关注那些还没有参与期货市场的企业机构的存在；三是在评价主体上，需要关注谁来评价、怎样评价的问题，由第三方评价还是自己评价自己的问题，在评价的标准上，对标什么样的市场，采用什么样的镜子的问题。

　　改进制度，解决问题，提升期货市场运行质量。制度的改进和完善需要注意这样三个问题，一是，基础性市场管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期货市场功能作用发挥的质量和效果，我们是新兴加转轨的市场，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都处在持续发展和变化过程之中，随着市场不断走向理性和成熟，期货市场各项市场管理制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完善；二是，改进市场管理制度的目标，就是加强和改进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之间的联系，使期现通道更宽松、更便利、更有效，顺畅两个市场，密切两个市场；三是，改进市场管理制度的重点，就是着眼于解决期货市场服务现货企业过程中存在的六个方面的矛盾。我在主持郑商所管理层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修改了100多项规则制度，曾有同事担心，这么大力度改制度，市场会不会觉得郑商所不行了，我认为，规则有问题，如同人生病，病了就要抓紧治，人等不起，市场同样也等不起。郑州市场那几年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回应市场呼声的重要性，2015年名列世界衍生品市场第九位，这也是郑商所历史最高排名。

　　全力改善市场结构，扩大企业参与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企业定价话语权。需要注意解决好这样三个问题，一是，需要转变观念，消除障碍。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实现可持续经营和健康发展，必须规避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在国外曾有企业管理层因为做生意不进行套期保值而被董事会质疑的案例，也有企业做现货不进行套期保值，银行就不给予贷款的案例。企业经营离不开风险管理工具，国家企业管理部门应消除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参与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障碍，比如套期保值资格和额度的批准问题，套期保值结果的会计处理问题，使企业无后顾之忧；二是，需要加强同企业的联系。需要深入现货，深入企业，加强调研，了解需求，广泛听取企业意见，有针对性解决企业提出的问题，将企业的建议持续转化为改进市场管理和服务的具体措施。这样的举措对吸引和便利企业参与，拓宽企业参与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提升企业定价话语权有积极作用；三是，需要大力培育综合交易服务商，培育场外市场。综合交易服务商在帮助企业解决个性化需求，推动场外市场发展，密切期现市场结合，以及在发挥自身信誉优势提升交易交割环节信用程度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对那些有需求但没有条件直接进行期货套保的企业，帮助他们实现人不进场而风险管理需求进场，提供精细化、个性化的风险管理服务。需要支持培育更多更强的交易商，将期货公司风险子公司培育成为有实力的交易商，是很重要的任务，也需要更多实质性的举措。

　　加快推进对外开放，增强期货市场国际定价影响力和话语权。加快推进对外开放，需要注意这样三个问题，一是要增强对外开放的紧迫感。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国际定价话语权。2018年，原油和铁矿石引入境外投资者，开启了我国期货市场实质性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关键是引进来的速度和效果，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能够引进多少家，在交易、持仓和交割中占到多大比重，有多少家、多大的比例在他们做生意签订单时，使用我们的价格；二是需要将对内放开与对外开放并举。我们的期货市场还没有完全对内放开，比如银行等金融机构还不能够进入商品期货市场，而现实上银行的经营跟大宗商品是直接相关的，并深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理应参与这个市场，增强风险管理的能力和竞争力。国外的银行普遍这样做，我们的银行在国外也是这样做的，中银国际已经成为国外18家交易所的会员，中国工商银行也收购了南非标准银行伦敦大宗商品业务，成为LME的会员，但是，我们的银行在国内还不能参与商品期货市场，捆住了银行手脚；三是需要将对外开放的目标与实现路径的选择紧密结合，需要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有机结合。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形势，需要我们珍惜时间窗口和机会成本。需要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同时推进，有序落地，多方面多角度推动发展。“引进来”是为了更好的配合“走出去”战略实施。对外开放既要通过“引进来”在国内形成国际定价权，也要通过“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增加定价影响力，在国外形成国际定价权。

　　（二） 增量创新，推动我国商品期货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全方位服务实   体经济

　　增量市场创新，可以大胆尝试，做好顶层设计。需要站在国家战略高度，摒弃部门利益，整合国家优势资源，通过建立多层次期货市场体系，建立新市场，树立新目标，探索新模式，采用新机制，开展新服务。需要避免“穿新鞋，走老路”。虽然我们现在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但我们面临的现货市场情况与3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积累了丰富的期货市场建设和管理经验，为增量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树立新目标，建设多层次市场体系。国外的市场体系是自然形成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切割，不必分割。我们是在现货市场不完善、不发达的情况下，先建立了期货市场。现在需要我们回过头来，补上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之间的中间市场这一课。现货市场是一切衍生市场的基础，期货市场是标准化的衍生品市场，中间市场为中远期市场和场外市场，是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解决实体企业个性化、多样性和广泛性需求的重要阵地。建设多层次市场体系，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中间市场，打通现货、中远期、场外和期货四个市场。新目标体现在立足现货，服务现货，以推动解决我国大宗商品领域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和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与现货企业需求之间的矛盾为己任，从根本上解决期货市场补现货这一课的问题，建设一个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和改革开放再出发时代需求的，现货市场、中远期市场、场外市场和期货市场相结合的，多层次期货市场体系试验田。

　　建立新市场，采用新机制。新市场就是要融现货、中远期、场外市场和期货交易为一体，全面打通四个市场。从发展规律看，现货市场、中远期市场、场外市场和期货市场是自然成为一体的，不可分割的。期货市场好比深海，现货市场好比沙滩，在通往深海和沙滩之间，需要浅滩和浅海，这就好比中远期市场和场外市场。在这个中间市场，让企业循序渐进学会玩水、学会游泳，再去大海中搏击。新市场是一个全新的、专业的、多层次的、综合性服务实体企业的市场，体现在更加贴近现货、更加适应市场、更加满足实体经济需求。新机制主要体现在体制、所有制和机制的制度性构建，一是整合国家优势资源，由国内交易所和市场机构共同参与组织建设，既发挥期货交易所丰富的规范管理、风险防范和服务实体经济的经验作用，又发挥市场机构了解市场、贴近现货的“接地气”经验作用；二是采用混合所有制，既发挥市场化机制作用，又保证公益性的事业；三是实行市场化管理机制，开展高效、专业、灵活、规范的市场运行和管理服务。

　　探索新模式，开展新服务。新模式主要体现在按照现货市场的规律性服务现货，一是在参与主体上，要充分体现立足现货市场，贴近现货市场，参与者要以产业企业和相关服务机构为主；二是在便利企业实物交割上，扩大实物交收通道和交割区域的设置范围，覆盖生产和终端消费整个产业链区域，且需要数量众多，覆盖广泛，便利程度高；三是在交易交割制度上，从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的程度看，实行天天交易，日日交割制度，企业自由选货制度；四是在企业服务上，从满足现货市场的共性规律看，同现货市场做生意的习惯和规律保持一致。新服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打通四个市场。以推动解决现货市场突出矛盾和问题为己任，沉下心来，重心下移，在解决现货市场问题过程中，扎根现货，夯实现货基础，做大做强底盘，培育中远期市场和场外市场，密切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联系，逐步打通四个市场；二是使企业成为四个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在定价交易中企业作为主要参与者发挥主导作用，使期货价格成为真正代表现货市场供需的权威价格，探索大宗商品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新道路；三是扎实推进五个方面的融合。即推动现货市场、中远期市场和期货市场的融合，补现货的短板，做现货的依赖，做期货的补充；推动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的融合，将场内的标准化产品和场外的个性化服务紧密结合，全面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推动商品和金融的融合，降低企业成本，便利企业交易；推动境内和境外的融合，互联互通，取长补短，延伸服务，增强定价话语权；推动线上和线下的融合，上下联动，减少环节，一体化服务。

　　（三）解放思想，推动期货市场再认识、再定位、再发展

　　结束语：期货市场的再认识、再定位、再发展。2018年，是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期货市场筹建30周年，也是我从事期货工作30周年。这一年，大连商品交易所李正强理事长主编了《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一些早期中国期货市场的创建者和参与者生动讲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其中，原国家体改委流通司司长、国家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副组长杜岩先生讲到期货市场的认识问题，“我们期货市场发展中出现的波折、混乱和我们的认识不清有很大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更应该厘清对期货市场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以后期货市场发展的保障”（杜岩，《期货市场发端与初期探索》，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郑州商品交易所创始人、原理事长李经谋先生讲到期货市场的发展问题，“作为一个期货市场的老兵，能够看到曾经为之奋斗的事业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不断发展壮大，是再欣慰不过的了。当然，期货市场也面临如何再发展的问题，这是摆在期货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李经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报春鸟》，李正强主编，《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12月）。探索者们历经沧桑后的肺腑之言感召我认真思考期货市场的这些深层次问题。

　　2020年，是我国期货市场诞生30周年。作为我国期货市场从业时间最长的一个期货老兵，我曾经有幸任职首家试点期货交易的郑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30多年同期货市场一路走过来，期货市场创建者们的真知灼见我感同身受。虽然对田源先生多年前“郭晓利博士15年来形成的行为方式、研究方法和敬业精神为中国期货界专业人士树立了一面旗帜，他的理论研究成果丰富了中国期货理论思想宝库”（田源，《做人，做事，做事业》--《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序，郭晓利著，《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3月）的评价受之有愧，但在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史上的这个关键节点，深感有责任尽绵薄之力，对期货市场的再认识问题，再定位问题，以及期货市场面临的再发展问题从历史、市场和规律的角度做出系统的研究、梳理和分析。

　　思考期货市场的再认识、再定位、再发展问题，源于我的期货经历。从1987年立志期货报国，至今已经过去了30多年。在这期间，作为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双重建设者，在为我国期货市场取得的发展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也对期货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和功能作用发挥抱有更多的期待和冷静的思考。30多年来，期货报国的情怀与激情始终不曾改变，贯穿我的从业经历与期货市场实践。从1988年在日本开始做期货，我先后从事过日本、英国、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期货市场的期货交易；为求索我国期货市场建设与发展之路，曾经访问过10多个国家的几十家期货交易所，包括日本和美国的几乎所有家交易所，以及英国、德国、法国、挪威、墨西哥、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的期货市场；作为国内期货市场早期的建设者和管理者，参与了国家及监管部门相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规则的制定与完善；1999年，在清理整顿后市场最困难时期到大商所工作并负责主要业务，促成“一豆独大”时代，支持行业渡过难关；策划第一个期货帮助农民增收央视新闻联播并上头条，时长3分多钟，从此改变了期货市场的形象和地位；负责大连、郑州两家交易所新品种研究上市工作近17年，直接推动了20多个期货品种的上市交易；曾经作为现货交易市场的建设者，探索推动大宗商品领域五大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解决。

　　30多年来，我有幸见证了我国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发展的几乎全过程，深知两大奇迹来之不易，也了解市场短板和不足。特别是在两家交易所工作期间，我始终怀有一种使命感和紧迫感，一边是心中美好的理想和目标，一边是面对骨感的现实和艰难，为尽快缩小两边差距，只争朝夕。这样的经历，使我在为我国的期货市场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的同时，也经常从国际成熟期货市场的角度，从我国现货市场的角度，研究审视我国期货市场改革与发展问题（侯宁，《郭晓利的期货人生》，《经济观察报》，2003年3月24日）。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作为期货市场30年发展的当事者，在国内外从事期货相关行业30多年实践、研究和思考的一个总结，在这些研究、思考和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期货市场面临的改革与发展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建议，以期在实践中给予完善和解决，争取在未来30年做得更好。这权作是一个30多年期货老兵的历史交代。

　　完稿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时期

　　2020年2月20日，厦门

　　作者简介，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首席顾问。1982年公派日本留学，1988年在东京做期货，1991年回国。曾任深圳前海联合交易中心行政总裁，郑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中国国际期货公司副总裁，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交易员，日本ACE交易株式会社营业主任，曾兼任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全国人大财经委《期货法》起草小组顾问，2003年获国家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大连市第十届政协委员，著有《期货期权交易技巧》，《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企业集团的国际比较》，合译《企业主义》，《期权：基本概念与交易策略》，《商品期货交易及其监管历史》，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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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介绍：郭晓利，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首席顾问。1982年公派日本留学，1988年在东京做期货，1991年回国。曾任深圳前海联合交易中心行政总裁，郑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中国国际期货公司副总裁，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贸易公司交易员，日本ACE交易株式会社营业主任，曾兼任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全国人大财经委《期货法》起草小组顾问，2003年获国家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大连市第十届政协委员，著有《期货期权交易技巧》，《转轨时期的中国期货市场》，《企业集团的国际比较》，合译《企业主义》，《期权：基本概念与交易策略》，《商品期货交易及其监管历史》，发表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