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宇：从四方面思考深圳和中国的增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陈玉宇

　　最近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是麦克克劳斯基写的。她认为经济学家有四个基本的方法：1．给大家呈现事实和证据；2．运用逻辑；3．隐喻，比如说写一个经济学的数理模型；4．故事。

　　很多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经济学的研究活动穿插着这四部分。大家往往想知道未来怎么样。社会对经济学家也很期待，房价会怎么样、汇率会怎么样，未来该怎么办？有些经济学家坚信他们知道，所以就侃侃而谈。但事实上，如果作为普通人能知道的，经济学家也会知道，所以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原则上普通人不知道的，经济学家其实也不知道。经济学家无意中靠着四部分：事实，逻辑，隐喻和故事，来获得影响力。鉴于这样的认识，我感觉有必要谦虚点。对于深圳和中国的增长，我从四方面思考。

　　第一，有哪个事实让我绞尽脑汁。为了致敬特区40年，其实也可以说是思考全球化40年、思考改革开放40年。我们最主要的应该思考什么事实。

　　第二，造成过去40年的巨大变化、动力、源泉是什么？如果我们对此有所知道，可以对未来有一些参考的内容。

　　第三，这40年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中国GDP翻了将近20倍。这种伟大的成功和巨变，创造出什么新问题？中国和全世界今日面临的很多问题，并非老问题没有解决好，而是这四十年伟大的成功和变化诱发的新问题。

　　最后，在各位嘉宾的卓见下，强调一下，就是前途何在。虽然我们不确切知道，说几句故事和隐喻。

　　“中国式”高增长，是极其罕见的事

　　先看基本事实。总书记在40周年大会上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亿元增至2019年的2.7万亿元，年均增长20.7%。如果粗略测算一下，名义值增长了1万倍。于是有一个很负责任的记者用这个增长速度计算一下，发现只有1600倍，离1万倍有点远。其实呢，总书记谈论的是真实增长率而非名义增长率。1980年2.7亿，不能用2.7亿来看，它相当于今天的17亿，17亿跟2.7万亿之间差了1000多倍。所以，过去40年，深圳真实增长了1600-1700倍，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从小村子，成长为中等经济体的规模，2.7万亿的经济体。

　　深圳在过去40年保持了极高增速，整个中国也保持了高速度。有必要看看过去四十年，世界各国真实增长速度的分布，作为我们思考的事实。

　　我们要思考的是，在过去40年时间里面，有大约70个国家平均人均GDP增长速度处在1%到2%之间的。处在2-3%的人均增长速度的国家是20-30个，美国属于2-3%之间。处在3-5%的国家有20个。超过5%的国家只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中国，在8.0%左右。处在0-1%的微弱正增长区间的国家有30个。有另外20个国家40年平均增长速度是负的。

　　所以，我提醒大家一件事，这四十年来，“中国式”高增长，是极其罕见的事儿，而我们的高速增长，持续了40年。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习惯了高增长，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政府干“十四五”规划，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光华培养一些管理学生，那就有了。其实，经济学家对于中国为什么有40年的高增长，没有共识和答案。全球在40年增长分布，美国为什么有2-3%的增长大家会分析，但是没有人搞清楚一个国家为什么会持续40年有8%的人均GDP增长。

　　另外要注意的事实是，中国的快速增长发生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在过去40年，全球出口增长速度快于同时期全球GDP增长速度，接近GDP增速的两倍。因此，我们看到1978年的时候，全球出口占全球GDP的多少呢？5%左右。到去年是27%左右。中国快速增长也发生在这个环境里面，1978年中国出口占GDP6%，到2008年达到35%，然后回落到去年出口占GDP之比为17%。其实大家应该思考一下，最近十年的变慢的原因。

　　过去四十年，全球增长速度是工业革命20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快一些，尤其是被称为新兴市场的国家。还有一些贫穷的国家没有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快，但是没有经济停滞，依然保持1-1.5%的增长，也意味着你去看非洲贫穷国家，40年下来，人均收入也翻一番，或者是接近一番。因此这个世界在过去4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企业家的独特与经济的高增长

　　是“孪生一对”

　　增长的源泉何在呢？“中国式”高增长的源泉何在呢？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才会在未来有明智的选择。

　　发达国家的增长力源泉：研发开支、前沿技术进步，他们已经有了很好的法制、市场经济，他们经济的增长依赖于前沿技术的突破速度。这是发达国家的故事，增长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于技术的突破。

　　发展中国家呢？有相当比例的发展中国家充分受益于全球化。1988到2008的20年时间里面，全球有35亿人，真实收入涨了70%。这在200年以来的工业革命史上没有发生过这么大规模的变化。这当然包括中国人、还有印度人、越南、印尼和马来西亚。这些增长的来源于什么呢？答案是开放与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利用了发达国家的市场，获得了自由贸易的机会、获得了打工的机会、获得了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这是过去发生的事实。这个事实该怎么理解呢？首先，国际贸易在经济上的表现，更像是一种新技术。你出口棉花，换回了汽车，这可以类比于你发明了利用棉花生产汽车的技术。更重要的，在国际贸易当中，一定存在着知识和技术的扩散，国际贸易本身也是技术，国际贸易还会带来竞争，竞争会带来创新。

　　国外经济学家一看中国，就不理解为何如此长时间持续如此高速度的增长，但是又想探索，他们有的把中国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也有说是各个省、地方政府的官员为了升官而发展地方经济。可是这些特征，国家与企业家的结合，企业家“寻租”，其他很多国家也有，比如俄罗斯。但他们并没高增长。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的故事是观察过去四十年中国和深圳的变化。经济增长需要良好的法制、宏观政策、投资研发的支出、技术创新。可是这些方面，我们在过去四十年，都不怎么样，都在不断地改进中，其水平都不如今日。可是从70年代末我们就不断有高增长，这很令人费解。

　　我感觉故事在中国创造出成长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群体。中国拥有了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群体，这个企业家群体既继承了传统文化的因素，也包括对发财致富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精神追逐。他每天不是讲究消费，他渴望成功，地位甚至炫耀。他们也许对财富的数字本身感到兴奋，这是他们的动力来源，这是中国企业家的文化，也是很多其他国家企业家具备的特质。

　　八九十年代中国有一个罪名是投机倒把，多少人冒着投机倒把罪的风险做企业家，90年代末之后修改《刑法》才把这个罪名去掉。我认为在那个时期，按照增长理论的教科书，我们什么高增长的条件都不具备。

　　看来故事的核心情节在于中国产生了一群有领导力、想发财致富的，又有模仿、学习、探索能力的企业家，这波企业家是过去40年中国诞生的非常独特的群体。企业家的独特，才和中国的令人讶异的高增长，是“孪生的一对”。

　　不过问题仍在。中国的企业家们是如何不断地找到市场需求，不断地提升生产品质，不断地带来效率的提高，而非像其他体制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富人们只是千方百计寻租，而非促进经济的进步。我在思考这些问题，还没有答案。去理解什么人成为了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为何在制度环境、法治环境、市场水平都比较不发达时候，保持了高增长。

　　未来的挑战与机遇：

　　贫富分化与新兴市场七国

　　谈论一下这40年无论深圳的伟大成功，还是中国的伟大成功，还是全球35亿人的成功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贫富的分化，收入的不平等。这是此时此刻，我们的世界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两个数据：美国1980-2014年，人均GDP增长了60%多。但是，最穷的50%的美国人真实收入增长了1%，在过去30多年，所以，因为这样的两极化，美国就发生了今天这样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巨变。中国总的GDP增长了20倍，TOP10%阶层收入增长了50倍，最穷10%阶层的人人均收入增长了3倍，虽然人人受益，但收入差距确实拉大了很多。这些是四十年伟大的经济成功创造出来的新问题。

　　从全球来看，大家批评的民粹主义也好，大家很讨厌的乌合之众也好，其根源都来自这样收入不平等的巨大变化，来自经济结构的变化。未来，我们要应对这些问题。事实上很难，造成收入两极化，原因在于：技术进步方向，劳动技能，劳动市场的制度安排和国际贸易等。

　　最后，谈一下我怎么看待未来的前途？一句话，未来三十年世界的主角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七国。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GDP的不足40%，按照我的同行的预测大概到2050年，E7国家即新兴国家占GDP比重将接近65%左右。发达国家G7的比重将会被挤掉三分之一。

　　大湾区是过去中国成功的根源之一，也是未来继续成功的根源。大湾区正对面是未来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印度尼西亚），左边是未来30年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菲律宾，一亿人口），右边是越南，越南被OECD预测为未来30年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平均速度将达到5%，也将近1亿人口；还包括印尼、孟加拉，不在这个区域的就是墨西哥、巴西。

　　所以，这就是我致敬40年的一些思考。我核心的想法就是要讲中国故事，中国故事是一个变化的故事，如果有一个没有变的因素，就是中国从无到有成长起来的，从种地脚上踩着牛粪的农民和普通市民，变成了今天具有了世界影响的企业家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精神变成了这个社会的精神和共识，把这个群体的精神继续变成社会的文化精神，变成习惯，我认为未来三四十年是有希望的。我所讲述的中国经济的故事是关于企业家的，是关于商业文化得以产生并传播的。

　　我们要继续过去四十年的成功，就一定需要不断地因地制宜，做正确的事情。我们有很多任务需要去推进和完成。这些任务包括国企和民企的公平竞争问题；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建立强大的国家政府能力，而非庞大的政府；从贸易、投资到商业规则，与全球更深入的融合问题。

　　道路曲折，任重道远。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于北大光华大湾区发展论坛上的讲话。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