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中国深度转型的基本逻辑与出路

　　摘要：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深度转型的关键阶段，社会转轨的“三峡河段”和“出埃及”时间。发展状态上，从高速浮躁的增长转变为先是低速焦虑但注定还会回归平和的增长，这个过程看上去像“萧条”，但并非如此，而是一个经济体走向成熟，年轻人经济体走向老龄化阶段的客观表现。同时，各地区的发展差异将会越来越大，“鹤岗型”城市已经完成了着陆，一些东南沿海城市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承载着新质生产力的梦想。

　　在社会治理上，由于告别高速增长，各种矛盾和风险开始暴露和出清，转型的阵痛不可避免。

　　在财税体制上，增加中央赤字势在必行，央行的表将接力商业银行的表，继续为社会注入货币和信用。

　　在增长动力上，民生型政策+创新型经济+消费型社会构成新的“三驾马车”，艰难弥补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深度调整产生的动力缺口。

　　而在资产配置上，房地产将在国民财富组合中减配到四成，取而代之的是金融资产和经典的实物保值资产。这个切换过程不仅是资产和财富的切换，还需要债务的重组和化解，这也需要足够长的时间。

　　当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逃脱埃及的奴役准备走向新的生活时，他们也不知道这场旅程需要在危险的旷野中流浪四十多年，才能找到下一个安身立命“流着奶和蜜的迦南美地”。那一代一直在路上的以色列人，史书上通常称其为“过渡的人”——也是国运转折中的一代人。

　　中国经济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先后经历了2015年结构性供给侧改革、2016年防风险攻坚战、2018年中美贸易战、2019年扶贫攻坚战、2020年抗疫、2021年三条红线、教培清理、平台整顿、共同富裕，2022年中国式现代化，用尽十年的时间，开启了从高速度粗放发展模式，向高质量创新发展模式的深度转型。具体的表现是，挣脱房地产和地方债的“绑架奴役”，走向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迦南美地”。这个过程，也是一次事关百年国运的“出埃及记”。

　　而拉长视野，先是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一个半甲子年，则是计划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这也是一个过渡阶段，因此采取的是混合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走的路径也是一个合成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进步的动力由既统一又矛盾的辩证关系决定：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动态平衡，在中国式与现代化之间的微妙取舍。当经济低迷的时候，就采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方式，当经济过热的时候就采用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的手段。这期间的冲突和张力，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七十多年的社会经济进步与波折。迄今来看，这种富含中国中庸之道智慧的“第三条道路”被证明是相对成功的。

　　而我们这几代人，也是中国经济社会深度转型，穿越历史三峡和文明旷野的“过渡的人”。我们夹在乡土与城市之间、农业与工业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既充分的享受了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带来的优越物质生活，又因为脱离原来的乡土和家族血缘在走向原子化的城市生活后精神上茫然无依。乡关何处是一代人的灵魂拷问，意义虚无则是更新一代的年轻人面临的精神危机。几代人就在现代化的最关键阶段，有搁浅在荒原和旷野上的危险。像以色列人，冒险逃出了埃及的囚笼，进入了荒无人烟的旷野中。但他们并不迷茫，因为他们知道乡关何处，就是那个作为应许之地的迦南美地。中国转型的目的地在何处？共同富裕？民族复兴？还是一个成熟稳定的现代社会？宏伟乐章当然重要，但对老百姓来说需要的可能只是具体的技术路线。

　　遇到现代化危机被搁浅到转型旷野上的国家有很多，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或“失败的国家”，比如一些南美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岁月静好，而是崎岖不平、危机四伏。当一个后发的现代化转型国家遇到危机后，是继续向前走最终走向现代文明社会，还是回到原来的老路，重新退缩到原来被证明错误的囚徒之路，决定了会不会在旷野上永久的搁浅。伊朗失败的现代化转型就是一个例子，当它遇到现代化的危机后，没有继续沿着法治化、民主化、多元化的道路继续向前，而是向后转从宗教的原教旨信仰中寻找药方，最终导致历史倒退转型失败。

　　当前全球处于政治衰退大潮之中，无论是转型国家还是成熟的现代国家，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国家都面临着失败的可能。在欧洲，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德国，旧有的现代政治结构已经不再稳定，在加拿大、美国，在韩国、日本，政治也遭受重大的冲击，更不用说叙利亚等本就不稳定的非现代国家。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可能就是因为考虑到全球治理体系的不稳定性，国家模式——无论是现代化已经转型的发达国家，还是尚处于现代化转型中的国家，都在经历重重考研。历史并未终结，然而历史将走向何方，可能仍然处于一种蒙昧状态。

　　今天，中国正在从房地产和地方债的“绑架”中“出埃及”，然而那个应许之地在哪呢？三条红线等“破”了很多，但“立”的地方在哪里呢？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似乎是，但问题：一是破的领域都很具体，比如地方债、教培、医药改革等行业整顿，然而“立”的领域比较抽象，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怎么形成实物工作量，这个还缺乏具体的技术路线；二是“破”的量太大，房地产和地方债都是百万亿元级，“立”的那些高新技术领域太小，短期内杯水车薪，很难弥补房地产和地方债治理引发的需求和信用缺口，因此导致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

　　一切困难都可以认为是暂时的，转型的阵痛或许也难以避免。现代化既是解决传统国家诸多问题的必然道路，同时本身也会经历种种危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是一种尝试，计划经济与集中管制的成本如此高昂，社会动员的效率如此之低、风险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法再继续走下去。于是形成了中国当代史最大的历史资源——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市场化是唯一的道路。然而，如果认为市场化之后就一劳永逸，那也缺乏对历史进程复杂性的深刻认识。特别是，自2009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采用另一种近似“大投资”的方式，以债务驱动型的城市化消化后工业化时代积累的过剩产能。

　　事实上，这种以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整个社会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的财富效应为激励的动员模式，的确带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突飞猛进——中国以十几年的时间走完了早期现代化国家上百年的历程。近八亿人浩浩荡荡的从乡村向城市迁徙，这个过程不仅是城市不断“摊大饼”、地方政府和城市居民资产负债表大幅膨胀的过程，还伴随着2012年后的环境污染（PM2.5雾霾）、2015年的金融动荡（股灾汇灾）、2016年后的社会思潮纷争（民营企业退场论）、2017年后的中美关系恶化、2018年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和以内循环为主导的新发展格局确立．．．．．．时代的钟摆总是很难静止。

　　2020年进入三年抗疫，中国以制度优势率先恢复了供应链，在全球抢占了2%的出口增量份额。进入2021年，在火热的出口支撑下，中国经济在全球一枝独秀，甚至是出现了过热的现象。抓住这个稳增长压力较小的时间窗口，在二十大前所未有的治理结构切换之前，“新三座大山”的问题排上了议事日程。从三条红线到教培整治，从共同富裕到医药集采，从游戏清理到平台规范等等这一切，叠加继续深化的反腐和地方债务的治理，中国经济社会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深度转型期。与所有国家的转型一样，需要几代人来承担转型的成本。

　　未来和希望在哪里呢？乡关何处，中国的应许之地在何方？当房地产和地方债行将朽木，沉舟侧畔与病树前头是什么？我们无法确切的预知未来，但是基本的方向我们大体可以窥伺到：

　　在发展模式上，集约式、精细化、在某个细分领域深耕的商业模式将成为主导。多元化经营只属于某几个大型集团，中型规模的机构最难受，产业经济进入“哑铃型结构”，即大型有实力的国有集团和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民营混合实体，加上数量众多、优胜劣汰较快的小微企业。这恰恰是转型时期，宏观大分化力量在产业结构上的影射。我们必须学会与容易搞钱的时代的告别，与时代红利告别，只有埋头苦干、精心钻研，才能在一个内卷时代打造有竞争力的产品。

　　在治理结构上，由形式上的强中央—弱地方模式，逐渐转为地方各显神通、分化加剧，区域经济增长和贫富差异将越来越明显。大一统的土地财政结束，原来的分税制注定需要改革，否则地方政府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将严重短缺。在经历一系列真空和阵痛之后，各个地方政府的自治理、地方社会的自组织模式逐渐增强，率先找到财税循环新模式的地区将率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南北差异进一步加大，需要中央转移支付的地区越来越多，央地矛盾转化为地地矛盾。东西差异也在展开，西部承载着国家安全的使命，东部承担着经济发展的使命，但国家资源的投入逐渐转向前者。成渝、新疆、内蒙等地将承载越来越多的东部产业迁移使命。

　　在财税改革上，深度转型期必然是赤字财政，而且是中央赤字替代地方赤字。青黄不接的岁月，中央应该担负起应该担负的责任。大发展时代，地方政府主导唱戏。转型是一个事关国运的大公共品，从法理上来说必然要求中央主导。过去那种“中央发文地方落实”的模式会发生深刻转变。伴随的则是，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替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商业银行的表先进入高质量管理阶段，从规模驱动向质量驱动。一批金融机构将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产清算出清过去的历史包袱不可避免。财政来源来自赤字，赤字率将从3%的时代进入4%、5%的“新常态”。财政用途，一是补充地方财政，特别是地方欠款，二是用于民生。因此未来一段时间的财政模式将是“民生+赤字财政”。把赤字用于民生领域并非坏事，而是重塑国家无形资产，民生凝聚民心，民心是最大的国家无形资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内核。

　　在增长动力上，必然转向内循环为主导，而且是消费为主导，现代化转型的最终形态是“民生型财政+创新型经济+消费型社会”。最近两年的中国经济深度转型期，之所以表现的比其它国家有韧性，主要是因为还有外需支撑，以消化过剩的产能。但中国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需求和市场还需要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内需为主导，不能需求也受制于人，一直为别人做嫁衣。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投资已经近乎饱和，大型基础设施处于投无可投、建无可建的阶段，只做好维护和折旧投资工作就好了，其实这么庞大的基础设施，维护与折旧投资费用就是每年几万亿。因此只能向消费要动能，消费型社会不仅是一种增长模式，还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变革。以消费者为中心，是以人为本的法治型、福利保障型社会，政府将预防性储蓄买断，老百姓才会释放消费活力。从理论上来说，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投资也是为了最后的消费，中间只是隔着多层的资本品和迂回生产。虽然社零数据依然不佳，但是新的集约式、体验式的消费模式已经悄然兴起。从过去大发展时代时间昂贵变为今天的时间便宜，旅游、娱乐、文化、游戏、宠物、社群等新的时间密集型消费形态也将兴起。

　　在财富结构上，随着国家安全的意识不断提高，国家财富和资本的再积累成为倾斜的对象。民众的财富过去主要累积在房地产上，这种情况也将大幅变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房地产被彻底放弃，而是在财富组合中处于减配的地位，从过去七成以上的超配，逐渐变为四成左右的中配，期间的财富缺口，大约百万亿资金，需要金融资产和大宗实物资产（比如黄金）来承接。我们必须还要注意另一各问题，就是房地产带给民众的不仅是资产和财富，还有负债和利息负担，这是很重要的问题。这意味着民众财富端切换并不那么容易，超额的财富和剩余流动性并没有那么多，有六成以上还要“配置”到债务的管理上（考虑到三成首付），这将严重制约股票等金融资产的配置空间。所以深度转型期，还要经历一场痛苦的债务周期紧缩阶段的去杠杆过程，这个过程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轻松。地方政府要化债，社会民众也需要化债。从通缩型去杠杆到和谐型去杠杆再到通胀型去杠杆，需要五年以上的时间。当前决策层已经启动和谐型去杠杆的进程，由于量级太大，现在还是以时间换空间，寄希望于经济和通胀起来后逐渐稀释债务。对于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我们应该有心理准备。

　　总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深度转型的关键阶段，社会转轨的“三峡河段”和“出埃及”时间。发展状态上，从高速浮躁的增长转变为先是低速焦虑但注定还会回归平和的增长，这个过程看上去像“萧条”，但并非如此，而是一个经济体走向成熟，年轻人经济体走向老龄化阶段的客观表现。同时，各地区的发展差异将会越来越大，“鹤岗型”城市已经完成了着陆，一些东南沿海城市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承载着新质生产力的梦想。在社会治理上，由于告别高速增长，各种矛盾和风险开始暴露和出清，转型的阵痛不可避免。在财税体制上，增加中央赤字势在必行，央行的表将接力商业银行的表，继续为社会注入货币和信用。在增长动力上，民生型政策+创新型经济+消费型社会构成新的“三驾马车”，艰难弥补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深度调整产生的动力缺口。而在资产配置上，房地产将在国民财富组合中减配到四成，取而代之的是金融资产和经典的实物保值资产。这个切换过程不仅是资产和财富的切换，还需要债务的重组和化解，这也需要足够长的时间。

　　(本文作者介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