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赵建
谈到“卡脖子”，我们一直认为只有核心科技。但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卡在海外，那就是需求。中国制造两头在外，一是技术，一是市场，两头都身不由己，由他人掌控。特朗普再次上台，不仅继续在技术上卡脖子，还要通过大幅提高关税来卡住外需的脖子。可以设想一下，一旦特朗普将关税提高到60%，大量外贸企业及连带的制造业企业倒闭，几千万人失业破产，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已经在以前的文章里强烈建议，必须在特朗普入住白宫之前启动内循环，构建以我为主的“生产—消费“和“供给—需求”体系。否则，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牛鼻子一直在外面，别人动一下我们就难受。况且，疯人总统特朗普上台，政策没轻没重，扬言要给中国加征60%关税，很可能会造成外贸熄火，继而整个经济熄火，几千万失业，债务大面积违约，引发严重的危机和衰退。要知道在今年前三季度4.8%的增长贡献里，净出口直接贡献超过三成，直接拉动1个百分点，间接贡献能到一半以上。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动能，有一半是靠双循环，这与当初构建的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相悖。
如何拉动内需？过去的办法是从刺激投资需求入手，通过投资来带动消费。现在再这样做的效果可能很差，继续投资只能是用新产能消化旧产能，用新债务置换旧债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将更大的危机拖到后面。一是因为中国的产能已经过剩，通缩现象严重，如果继续重复投资、低效投资，那么这些投资最终形成的产能如何消化，肯定是继续加剧产能过剩的严重性。二是当前的债务也非常严重，还处于化解存量债务的过程中，刺激投资必定还要扩大债务，不利于整个化债。因此扩大内需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提振消费。
那么如何提振消费？这是一个老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都很重视，也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然而收效甚微。疫情过后，消费不振的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重，主要原因是什么？要想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必须首先在成因上分析清楚。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值得重视：
1．从长期的现代化进程层面，存在一个错配，那就是中国快速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但是相应的消费型社会演进较慢，单凭内需无法消化快速扩大的可规模化、杠杆化、批量化生产的巨大产能。这个矛盾的实质是资本和劳动的矛盾，资本可以指数化积累，边际成本递减，迅速形成巨大的工业品产能，但是劳动的报酬却是线性的增长，因此无法形成足够的购买力来进行消费。这实际上是马克思提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断扩大但工人购买力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次贷危机后，中国用城市化来消化过剩产能，今天中国的城市化也进入到后城市化阶段，房地产和地方基建不仅不能消化产能，本身反而成为过剩产能，消耗大量的折旧和债务成本，挤占了消费预算。这是消费不足的长期原因，是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叠加阶段，消费型社会的建设没有及时跟进的后果。
现代化的最终社会形态之一就是消费型社会。消费型社会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的法治社会，因为要围绕消费者进行构建，顾客就是上帝，这对生产型社会来说是坐标体系的转变，需要长期的制度供给，而不是短期多变的政策。只有法治社会，产权有保护、福利有保障的社会，才能形成消费型社会。
2．房地产与债务周期下行引发的通货紧缩。消费拉动经济还是需要耐用品大额消费，这样才能支撑社零稳定增长。但是最新的社零历史新低，3.2%的同比增速，主要是被房地产带崩的那些耐用品消费，比如家电，家具，建材等大额消费。如果说房地产是资产端，那么债务周期就是负债端，是债务通缩效应。即大量的钱都用来还债，哪还有预算消费。很多人说现在消费不足是老百姓更加偏好储蓄，有钱不花，但事实绝非如此。因为最近两年储蓄率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了，说明并不是老百姓有钱不消费，而是的确整体上没钱。当然，与下降的储蓄率相比，收入增长更加疲弱。虽然统计指标显示居民收入增长不错，但是结构存在分化，也没考虑由于资产价格下跌导致的债务端的压力和成本。
3．社会深度转型导致一些群体不幸成为转型阵痛的承担者，他们或者收入下降，或者失去工作，或者成为老赖。转型的阵痛和成本降低了需求，特别是打压了信心，消费肯定起不来。有五个转型过程中承担转型阵痛而利益受损者群体值得关注，这五个群体的受损利益如果得到补偿和改善，就可以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
群体1，是教培、房地产、游戏、金融等受政策影响的行业，加起来大约三四千万人。
群体2，是失去征信的老赖，主要是个体户，小型企业主，断供白领等，与其他群体有交集，人数已经超过一千万。这些人游离在社会信用体系之外，没有办法正常消费。
群体3，是发不出工资、收入降低和工资拖延的公务员群体，大约也得一千万。这些群体因为体制内铁饭碗，比较稳定，原来的消费倾向比较高，现在抑制很厉害。示范效应也很大，铁饭碗都发不出工资，很容易传染悲观预期。
群体4，是这几年刚退休的体制外人员，由于是上一个婴儿潮的退休人员，数量很多，今年估计得千万。体制内的还好，退休后可以领原来工资差不多的水平，但是体制外的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替代率很低，也就是30—40%，相当于大幅削减工资六成到七成，因此也会造成消费骤降。
群体5，是刚毕业的年轻人，这几年加起来两三千万。由于没有找到工作，原来添置日常用品和租房的消费支持也大幅削减，大大降低了社零增速。
4．当前“生产在内，消费在外”的问题仍然没有缓解，形成的贸易顺差不进来，形成不了最活跃的消费和投资。这几年积累了十五万亿美元的顺差，但这些钱不结汇，就形成不了国内的消费，反而加重了货币窖藏和流失。由于中美利差长期倒挂，人民币放得水都堆积到了美元资产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5．疤痕效应，影响是人们大幅削减大额消费，特别是不动产耐用品的消费，已有物品的折旧周期拉长。因为预期比较悲观，增加了预防性储蓄，家电、汽车、家具等能不换就不换。
6．结构性问题，一般消费品工业品可贸易品很内卷，价格通缩，但是公共服务价格依然很高，供给不足，而且还有涨价趋势，对消费造成挤占效应。比如延迟退休，增加了人们的担忧，因为领取的养老金少了，不得不再增加个人储蓄来防老，挤占了消费预算。
看到以上原因后，那么如何解决消费不振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聚焦上述五大“利益受损群体”，并从长中短三个层面综合应对：
1，长期来看，致力于搭建消费型社会。消费型社会是以人为本的法治社会，保障完善的社会，没有后顾之忧的社会。得民生者得民心，民心是最大的国家无形资产。民生保障完善了，消费自然就起来。中国消费占比只有55%左右，距离发达国家80%的水平还有很大空间。
2，中期来看，致力于民生财政，制定全民收入倍增计划，十五五规划从物转向人，围绕全民收入倍增制定规划，大力提高服务业比重，培育中产阶层。参考日本、韩国和德国等经验，全面提高在职人员的收入水平，进行养老金并轨改革，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
3，短期来看：
1）重点关注上述五大“利益受损群体”，这些群体是社会转型与经济下行的受害者，但是花落无声，默默的承担了一切。当前社会极端事件频发，大部分来自这些群体。需要国家拿出利益补偿方案。
2）继续加大、完善、深化以旧换新和消费券的力度。
3）化债资金首先偿还民企的应收账款，然后补充公务员工资，并保证按时发放。
4）加快推行个人破产制度，给失去征信的个人回归正常消费者的机会。
5）减税，提高可支配收入；降低五险一金缴存比率，放宽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工会资金等，盘活闲置资金形成新的消费力。
6）扩大政府专项资金来源，现在不好花钱，有钱花不出去。政府消费极其低迷。专项债已经不断扩大范围，从生产型资金转换为保障型消费型资金。
7）打响第二次扶贫攻坚战。已经给特困人群发钱，可以继续发。
8）止住房地产负财富效应，提高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
9）以有效投资带动有效消费。养老等领域供给创造需求，发挥企业家精神，加大有效投资。
10）加快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稳定未来预期，让外面的一万亿美元回家消费。
11）实施大文旅产业战略，促进服务消费和新型消费。
本文根据赵建博士在“消费繁荣与中国经济”内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扩展
(本文作者介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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