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章：以金融安全与发展护航未来

　　意见领袖 | 王洪章（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建设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潍坊实践交流会主旨演讲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接受国创会的安排，参加这个会议。潍坊是个很有灵气城市，也是个全面发展城市，持之以恒、始终如一地追求城市高质量发展，使它在全国二线城市位于前列。我跟潍坊还是有一点渊源的，1985年我在工商银行负责科技开发贷款工作的时候，对王选同志负责的潍坊的一个激光照排项目，给了一笔专项贷款。通过这个事情可以看到，40年前潍坊已经开始关注科技创新了。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以金融安全与发展护航未来”，主要讲四个问题：

　　一、加强金融强国理论建设与实践，以坚定的理论基础支持现代化建设

　　这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有人总结为包括强大的货币、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监管和金融人才队伍，落实和完成这个目标，使金融可以对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形成重要支撑。金融部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围绕中央金融强国建设目标，我们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要有坚定的理论基础，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货币金融理论，要有自己的金融理论基础。

　　中国的金融实践与其他任何国家是不同的，在金融理论建设上也应该不同。国外从1171年的威尼斯银行（距今800多年），到现在的美联储为代表西方金融理论体系，是另一个体系。中国自身的情况也有差异，从1897年的中国通商银行到建国前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旧的金融体制也和现在不一样。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南方几个城市成立了农民信用合作社，1928年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了井冈山造币厂，1931年在瑞金成立了第一个正式银行，苏维埃国家银行，直到1948年10月1日，在石家庄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建国后顺利过渡到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时接手改造了旧的中国银行，这个历史说明，中国的金融实践是一脉相承的，与我们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建没紧密相连，在这个实践基础上产生的金融理论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金融不能照搬西方的金融理论，应该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并加以总结。中国金融理论应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基础上，对中国金融历史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特色金融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形成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是做强做优做大，夯实金融大国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国有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这三个标准缺一不可。做大才能在国际上有影响力，才能保持足够的支撑第二大经济体的金融实力。做强做优，需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综合化经营和国际化发展，这是金融强国的必备要素，没有市场化改革，难以优胜劣汰，难以形成现代金融体系；缺乏综合化经营，无法优化金融的产品和服务，无法全方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没有国际化，将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失败。

　　三是在金融宏观调控上，继续加强科学有序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和审慎严格的金融监管体制建设，同时要加强宏观部门的相互配合和政策统一协调。现代经济的重要特点是相融性、高科技、高效率和多边界。金融宏观调控不是孤立的，而且不可能独立完成，需要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外贸政策、就业政策等多方面宏观部门相互配合，才能有助于取得增长、物价、就业和贸易等方面的平衡和发展，有助于筑牢金融强国基础。去年美国硅谷银行和第一共和银行倒闭就是因为美联储在货币政策调整中没有考虑到金融稳定和金融企业的薄弱环节，造成银行出现流动性风险。

　　另外，强大的金融监管对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至关重要，每一次重大金融风险的处置，都带来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和加强，说明监管的适应性有助于及时地控制风险。近几年，在中央领导下，实行了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加上长达多年的风险处置，监管成果比较有效。

　　在监管的适应性方面，下一步可能需要更加注重中小金融机构的“治理风险”，包括股东责任、法人治理结构、高管选配、经营机制和战略管理，这些方面的治理比之合规管理更为重要。

　　二、培育耐心资本，为实体经济注入资本活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发展耐心资本，这在当下资本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显得非常重要。

　　前两天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对支持资本市场，鼓励金融机构投资方面提出了多条措施。这些措施实质上是鼓励发展耐心资本。耐心资本作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举措，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以及超前布局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从耐心资本的内容上可以归结很多种，包括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政府基金等等。从所有制上，包括公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等，从作用的形式上包括股本、股票、债券等等。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国有480多万亿的金融总量，但是仍然没有改变我国直接融资比重占比仅20%左右的局面。这个局面长达几十年，主要原因在于，除了政策扶持方面不足之外，我们在直接投资方面，还缺少一个制度安排，缺乏鼓励投资银行发展壮大的制度设计，甚至还缺少一个规模足够大的投资银行或投资机构。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美国的银行体系，美国前十大银行总资产12万亿美元（相当于84万亿人民币），其中摩根大通、高盛、摩根斯坦利三家投资银行资产规模达5.37万亿美元（合人民币37万亿元），占将近50%。（这里面可以把投行中的商业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中的投行业务相抵，不在计算之内）。特别是，摩根大通银行市值居十大银行之首，排名居全球第一，市值达6000亿美元左右，比工行、农行两行市值相加还多1000多亿美元。目前我国有影响力的除了中投为主权财富投行之外，尚无一家真正成规模的投资银行。

　　在发展和壮大耐心资本方面，发展具有国家一流水平的投资银行很重要。在目前我国基金、资管、财富管理业务已经发展一定规模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培育一批投资银行。除证券公司之外，目前我国公募基金规模31万亿，私募市场规模19.69万亿，具有投行性质的信托资产规模23.9万亿，理财市场规模28.5万亿（其中固定收益类产品96.88%），总和约100万亿元。这些金融业务规模很大，但存在着有些产品雷同、界限不清、监管分散、机构规模过小、市场影响力不高、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有的甚至成为金融风险的代名词。可以考虑在这类业务加上证券公司当中，通过市场化方式剥离商业银行，整合重组为投资银行，打造成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投资银行，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发挥领头羊作用。

　　三、在风险处置中发展中小银行

　　从2018年爆出恒丰银行、锦州银行、包商银行严重资不抵债重大金融风险、2022年河南数家村镇银行挤提事件等等，中小银行风险事件已成为现阶段区域性金融风险主要表现。这些事件从短期表现形式上是经营管理能力不足、治理混乱、党建缺失、股东失责、高管失徳等原因，从长期看与市场有关，中小银行的发展需要在战略管理和经营管理上引起重视。

　　一是利润和资产质量问题。中小银行压力可能较大型银行更大。近几年，银行业整体净息差呈下降态势，截至今年二季度农商行的净息差是1.72%，国有大行则在1.46%，过去农商行净息差一般在3%以上，国有银行一般在2%左右，相差1个点，现在中小银行的净息差相对其他类型银行优势已大幅缩小，经营效益明显降低。在资产质量方面，城商行和农商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77%和3.14%，均高于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1.24%和1.25%。

　　二是中小银行也面临着数字时代竞争加剧和转型困难的窘境。相较于中小银行，大型银行在资本规模和成本方面更具优势。以往中小银行凭借在经营区域内精耕细作，具有相当程度的本土优势。但金融科技的发展为大型银行提供了识别风险的先进手段，降低了大型银行与小微企业、个体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为大型银行服务下沉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同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进一步挤压了中小银行的生存空间，加剧了中小银行的竞争压力。所以，在数字金融技术的互联网金融平台这两个方面，中小银行都不具备优势。金融科技研发成本高、迭代速度快，使得中小银行陷入了缺乏资金自研，而购买技术后续运维成本高的两难境地。

　　三是公司治理落后，人才缺乏。总结过去中小银行存在的问题，其中治理落后是主要原因，人才缺乏也成为治理落后根源。

　　针对中小银行问题，可能需要从长计议，做好打基础工作。

　　一是明确中小银行战略定位。1995年整顿城信社时，建立了城市商业银行制度，当时明确城市商业银行是市民的银行，即为市民服务、为中小企业服务，现在仍然不过时。中小银行的发展基因和成长逻辑，它成为不了大型商业银行，也成为不了股份制商业银行。从国家需要看，普惠金融、中小企业更需要中小银行的金融服务。把城市商业银行定位为市民银行和中小企业服务机构，我认为可能是最现实的，从大数法则的概率上分析，以小为主，才能妥善把握商机，稳妥控制风险。

　　二是现阶段中小银行的治理，不可重蹈覆辙，要把实行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放在首位。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确股东、董事会、高管的责任和义务，加强党的建设。股东、“三长”不能相互越权，或者“越俎代庖”，“一长独大”非出问题不可。

　　三是要引导中小银行融合发展，渐近式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升自身的经营水平和能力，才能让中小银行走的更稳。历史经验证明，单个中小银行在经营能力、人才储备、技术积累方面都存在不足，管理部门、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要帮助中小银行加强能力建设，在提升经营水平方面，组织交流、教育和培训。在经营上可在中小银行之间共享数据资源，使中小银行在客户选择，业务管理，成本控制，议价能力等方面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此外，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宜“量力而行，从简入繁”，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不能求全，因为成本和人才的原因，可能需要依靠外部金融科技公司来实现数据化转型。需要逐步推进，首先解决柜台服务、获客能力等简单业务，根据需要再发展运营、风控、管理等复杂技术，否则难以为继。

　　四、银行在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上要有新作为

　　过去，银行参与房地产行业的渠道包括房地产行业对公贷款、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地产债和非标产品投资等金融资产，截至2023年末，商业银行在房地产行业的相关资产约68万亿元，包括个人按揭贷款37.79万亿元。此外，银行还拥有大量房地产上下游企业贷款、以及近几年发展比较快的房产和土地为抵押物的经营贷和消费贷。在房地产行业下行背景下，银行遭受了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外溢冲击。

　　一是影响银行资产质量。特别是中小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承压。房地产行业承压带动土地市场、上下游行业景气度下行。房企、上下游企业、城投平台经营能力下滑，偿债压力增大。经营贷、消费贷用途模糊，有的介入房地产。债券与非标展期、违约，使银行生息资产收益率下降、不良率攀升。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在房地产融资的风险控制上，策略和能力存在差异，虽然贷款不良率都在2%以内，但分化比较严重，给未来资产质量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人按揭贷需求下降。银行最优质资产之一的个人按揭贷款，受房地产行业下行冲击明显。贷款需求明显下降，2023年按揭贷款同比下降9.1%，至2.1万亿元，较峰值2021年的3.2万亿元，下降34%。另一方面是房地产项目停工，导致按揭断供现象增加，按揭贷款不良率上升。三是房地产抵押物价值下降。降低其贷款资质，影响贷款人的现金流滚续，加剧贷款人的信用风险。

　　针对房地产的现状和困难，中央提出了房地产新的发展模式，主要内容是“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面对房地产新旧模式转换带来的机遇挑战，商业银行除了关注房地产去化能力、房地产行业贷款不良率和集中度等风险指标外，应主动求变，求变的方向是推动房地产金融向“服务存量升级、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服务并重”，形成“股权投资、信贷支持、服务‘保障’、REITs上市”为一体的全方位住房金融服务体系。

　　今后可能要重点关注两个市场，一是紧盯保障体系，今后 “市场+保障”住房双轨制供给模式将成为行业发展趋势，金融服务应从“商品房”向“保障房”拓展。抓住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持续扩容发展机遇，在对公业务端和零售业务端同步发力，根据保障体系行业特点（政府主导建设，供应对象明确，建设方式多元，政策优惠力度大）创新金融产品，打造新的业务和利润增长点。

　　二是聚焦盘活存量。中国城镇存量住宅存量3.74亿套，335.5亿平方米，大量存量住房的盘活与启用，是当务之急。金融服务要从“增量”向“存量”拓展，积极介入城市更新等新兴业务领域，与银行的综合金融服务相衔接，加大支持力度。政府有一系列政策配套和模式选择，包括土地整治、基础设施改造、房屋拆建重建、公共区间建设、交通规划和生态保护等，这些更新项目都和房地产存量相关，银行应积极尝试多种角色切入存量市场。

　　另外，目前很多小区空置，达不到居住条件。银行可以支持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完善存量住宅小区的服务设施，达到居住条件，支持商业、学校、医疗、物业等服务配套设施建设。二是中国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养老保障体系、养老设施建设、养老机制选择、资金支持等养老制度和模式会呈多样化，针对大量的存量，可否配置不同的养老模式，与政府、养老机构、保险公司等机构合作，把存量住宅小区改造成设施完善、功能互补养老社区。

　　三是拓宽融资渠道，金融服务从“信贷”向“股债结合”拓展。例如开展私募股权投资，获取资产培育增值收益；参与公募REITs，获取多元化综合收入；积极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做好资本市场服务。把房地产良性循环所需要的多元化金融服务提水平，上档次，切实解决问题。如果通过金融服务实现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将会使经济增长上一个大的台阶。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