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解题“消费率过低”

　　意见领袖丨刘元春

　　很多人把消费不足和消费率过低这两个概念混淆了。

　　消费不足导致总需求短期不足，可以通过逆周期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货币政策来进行对冲。但是，由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带来的消费率过低，是更深层次的问题。用短期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不仅不足以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会带来更为严峻的问题，即过度刺激短期消费有可能导致跨期紊乱、通货膨胀。

　　解决消费率过低的关键，在于政府和国有企业内生性投资转化体系的改变。

　　—— 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本文整理自刘元春在第六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消费分论坛上所做的主题演讲，转载自第一财经，原标题为《刘元春：解决消费率过低问题，关键是政府要从投资型转向服务型政府》。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对于当前广泛讨论的促进消费问题，刘元春认为，实际上大家短期关注的是消费不足和消费恢复乏力，中期则是消费率过低，也就是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消费在整个经济增长的动能中占比过低的问题。

　　但是，很多人把消费不足和消费率过低这两个概念混淆了，从而对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出现了一些思路性的混乱，认为要抄作业，尤其是抄美国作业，通过大水漫灌和“天上掉馅饼”解决现在消费低迷的问题。

　　刘元春表示，消费不足导致总需求短期不足，可以通过逆周期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货币政策来进行对冲。但是，由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带来的消费率过低，是更深层次的问题。用短期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不仅不足以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会带来更为严峻的问题，也就是说，过度刺激短期消费有可能导致跨期紊乱、通货膨胀。

　　“按照抄作业的方式，也许我们未来的通货膨胀可能就是两位数，不仅治疗不了消费率过低的问题，反而引来更大的问题。”刘元春说。

　　刘元春表示，中国居民消费增速2000-2019年平均为8.24%，而美国是2.36%，欧元区是1.09%。且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每年的消费提升都是世界上最快的。“如果说消费不行，不能这样讲。”

　　但是，从反映消费不足的第一指标——被动存货投资和价格水平来看，目前存货占资本形成的比重在下降，同时CPI、PPI也在下降。“这个双降要高度重视，也就是说，不仅是需求端在收缩，供给端也在收缩。这同时反映的一个情况是，短期疲软可能引发了一些中期结构性问题，也就是潜在增长速度可能也在同步下降，这是最近要关注的。”刘元春说。

　　另一个反映供需状况的重要指标——工业产能利用率也显示，疫情冲击下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现象明显。

　　“今年的产能过剩是我们面临的老的新问题，产能过剩虽然好像是老问题，但新问题是，第一，房地产产能过剩又出来了；第二，钢铁、水泥的产能过剩也出来了；第三，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飙升得更厉害。”刘元春说。

　　因此，刘元春表示，中国消费不足并没有科学的参照系，中国全面融入世界体系，形成出口-投资驱动的经济模式，目前接近两位数的消费增长是适宜的。但是，近期消费修复存在很大的差距，存货上扬和物价下跌导致消费不足的问题凸显，所以消费不足和消费恢复乏力的短期问题值得关注。

　　目前消费率过低是一个“双低”格局

　　刘元春表示，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消费不足、总需求与总供给复苏的不平衡，同时也表现为消费率过低。

　　刘元春说，中国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GDP）过低是一个既定事实。目前中国最终消费率是56%，而一般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是80%，印度和泰国是66%、67%，甚至越南已经达到了74%。

　　不过，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出口-投资驱动型色彩在淡化，消费对GDP的贡献提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83.2%，拉动GDP增长4.4个百分点。

　　但刘元春认为，这主要因为是我国出口下滑和投资偏低导致，并不足以改变消费率过低的判断。

　　进一步分析我国的消费率，刘元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消费占比较高，但居民消费占比较低。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8.8%，远低于同等人均GDP水平下的阿根廷（63%）、波兰（53.6%）、西班牙（51%）、泰国（48.5%）。

　　因此，刘元春说，目前我国的消费率过低，实际是一个“双低”格局：一是总消费占GDP比重过低，二是家庭消费、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过低。

　　什么原因导致居民消费率过低？

　　他认为，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因素是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较低。而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时，居民消费支出比例也持续下降。

　　在国民初次分配收入中，我国居民部门占比为60.6%，较世界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占比为2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5.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占比为1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0.1个百分点。

　　同时，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和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对消费带来了很剧烈的影响。

　　“目前房地产的调整到底对下一步消费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要积极研究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房地产价格的过度上涨一定会挤占消费基金，一定会导致更加差异化的财富基尼系数，从而导致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下滑。”刘元春说。

　　不过，刘元春也强调，收入分配不公和财富存量分化对中国消费率过低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唯一核心的因素。

　　在他看来，中国消费率过低的表象原因在于工资性收入和居民所得过低，而实质性原因在于中国赶超型经济体所决定的强制性储蓄过高。

　　这其中，投资型政府、投资型国有企业成了强制储蓄和投资核心。而过度偏重投资，又导致政府转移支付、社保支出不充分、不平衡，导致消费抑制现象较为严重。

　　数据显示，18个欧盟国家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43，在社会保障的作用下，这些国家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降为0.29。从下降幅度来看，欧盟国家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使得其基尼系数平均值下降了40%，但中国仅下降了12.3%。

　　政府须从投资型政府

　　转向服务型政府

　　“消费率过低，是难以构建国内大市场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刘元春说。

　　而解决消费率过低的关键，他认为，不在于短期消费政策，也不在于马上降低基尼系数，而在于政府和国有企业内生性投资转化体系的改变。

　　“政府、国有企业的强制投资决定了储蓄率过低，因此对于政府功能、行为的改革，是调整的一个重点，同时也要进行国有企业分类性的改革。”刘元春说。

　　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必须从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通过提供保障性住房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消费基金。而国有企业必须加强利润的国民分享，防止过度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直接转化为投资。

　　对于目前既有短期消费不足、消费恢复乏力，又有消费率过低的状况，刘元春表示，中国目前需要组合式扩消费的政策，既要应对短期问题，也要应对中期问题；还要在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上着力。

　　“需要用相关的组合模式、新的‘鸡尾酒疗法’，而不是一项政策打天下，一招鲜的时代已经过去。”刘元春说。

　　刘元春给出的组合式扩消费政策，包括：关注短期消费不足的问题和消费修复；消费修复关键在于收入、资产及其信心的修复；逆周期政策与中期结构性政策要兼顾，不同阶段以不同主体为主；耐用品消费的促进和新型消费的促进有进一步修正的地方；收入分配改革极其重要，社会安全网是核心；稳消费-稳就业-稳产业-稳主体在国内十分重要；逆周期政策必须快速推进，结构性政策和体制性改革也需要重点推出。

　　刘元春表示，消费率、投资率的转变，需要依靠净出口率的变化。“宏观动态平衡依然是判断最优消费率的可信性依据。”

　　对于投资过剩问题，刘元春表示，这依赖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依赖于深层次的改革，同时也依赖于在扩内需中弥补外需下滑的空档。

　　(本文作者介绍：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经济学博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