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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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的7月7日，上海媒体界发生了两件创新大事：《东方早报》创刊，第一财经问世。
2017年1月1日，《东方早报》出版了最后一期报纸，其生命力在澎湃新闻网上继续绽放。澎湃是东早人2014年7月创办的新闻客户端。
东早由纸转网的《告别词》中说，澎湃新闻网将延续东方早报的新闻理念：对光明的赞美，对美好的感动，对新闻事件的专业调查，对真相的追问。
光明，美好，是媒体的希望。调查，追问，是新闻人的天职。
几天前，我的大学同学，东早、澎湃、梨视频的创办人邱兵写了一篇文章，《曾经飘落在我们肩上的，不只是新闻理想，更是一种叫作宽容的精神》。结尾写道：“《东方早报》的二十年，这个国家的二十年，我们每个人的二十年，到底留下了什么？我想，抛开那些浮华世界的种种，一定有这人世间最宝贵的三个字：宽容、爱。”
我听邱兵说，他的新创业项目“天使望故乡”已经启动。祝他再次成功。
邱兵办东早时，我们同学中最出名的吴老师也是参与者之一，不过其主要精力是在创作《激荡三十年》。他这几十年，一直在创。从蓝狮子到巴九灵，是创业者，从《大败局》到中国企业史三部曲到《人间杭州》，是创作者。
他最新的一篇文章，还是关于创业。
“在今天，虽然经济不太景气，然而，如果你回到产业基本面，仍然能发现无数的新机遇、新需求和新的可能性。认真地想一下，对于那些有梦想的年轻人，唯一可以自我救赎的，很可能还是九死一生的创业。”
2003年7月7日，上海电视台财经频道和东方广播电台财经频率整合为第一财经，走上了一条市场化、公司化、专业化、品牌化的道路。时任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是黎瑞刚，比我们低一级的复旦新闻系系友。在其支持下，我推动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参与投资和联合主办《第一财经日报》，最后自己也辞别《南风窗》，加入第一财经的队伍，开始了一段新的职业生涯。
第一财经创办20周年之际，总编辑杨宇东在社论中说，“当外部世界常识不断被突破，底线纷纷沦落为虚线时，我们更要高举‘专业、责任、科学、良知’的旗帜，唯有理性和客观、真相和温度，才是一财人最珍贵的内心锚碇，这也是我们何以坚守、以何坚守的最大勇气和后盾”。
20年前，我们还是30多岁的年轻人，有幸参与了像第一财经、东方早报、澎湃新闻这样有光、有态度、有温度的媒体的创办。一晃，我们已走到知天命和耳顺之年的正中间，但仍未放弃让自己活成一道光的努力，虽然亮度注定会慢慢减弱，不及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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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没有发慌的时候。
在第一财经的最后几年，移动互联网大潮袭来。传统媒体如何转型？经常发慌，同时也有本领的恐慌。
现在做自媒体，怎样可持续发展？有时也会心慌。
当下的中国经济走势，扑朔迷离，不少人的情绪也很慌。
专家学者的说法也莫衷一是。有人提出给居民发钱发券（消费券），有人建议放开房地产“四限”（限购、限贷、限价、限售），有人主张推出股市稳定基金买入中国核心资产，还有人计算，当前我国实体经济部门总的债务在350万亿元左右，加上隐性债务是370万亿~380万亿元，降息1个百分点能减少利息支付近4万亿元，相当于扩大了3个多点的赤字率，对提振经济作用非常显著。
我很尊敬的经济学家刘世锦先生，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不久前他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一个论坛上说，自2010年经济增长从高速进入到中速的转型期以来，当前是最为复杂和迷茫的阶段。
他认为现阶段中国有两大增长引擎，横向是需求空间，纵向是升级动能。
从横向看，农民进城能带动消费增长30%，如果基本公共服务到位，又可以增长30%。近9亿中低收入阶层如果能够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对现有产业将会形成很大的拉动。
从纵向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企业家精神，不仅民营企业需要，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同样需要，各级政府官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也需要。
我认同刘世锦的观点，就是需求侧和供给侧都发力，需求侧托底，供给侧发光，激发企业家精神，推动生机勃勃的“企业家社会”的形成，以此破难局，开新局。
过去一段时间，企业家精神有些徘徊，有的行业甚至有些低迷。这是一种结构性现象。换个角度看，很多领域中的企业家精神充满韧性，非常鲜活。
比如科创板。7月22日是科创板开市四周年。四年间科创板已有上市企业546家，募集资金8582多亿元。这些企业的上市有效专利总量达11.8万件，授权发明专利总量为6.2万余件。截至7月21日收盘，科创板总市值达6.96万亿，占全A比重7.46%，且该比率自2019年以来一直在上升。
有了科创板，科技人员和创新项目在资本市场的价值得以体现，进一步激发了科学家的创新创业动能。据说科创板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所覆盖的员工已有十几万人。另据上交所介绍，超6成科创板公司的创始团队为科学家、工程师等科研人才或行业专家，近4成公司实控人兼任核心技术人员。
科创板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对这些企业来说，过去这些年正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好光景。
又如中企出海。最近我看了第一财经研究院、德勤全球中国服务部、霞光社的几份关于中国企业迈向国际化、全球化的报告，有的已经发布，有的即将发布。我发现一个共同的结论是，中国企业在机械设备、零部件、机器人、汽车、智能硬件、智能家居、手机通讯、医疗、SaaS、电商、金融与支付、泛娱乐、移动营销等领域，已经大踏步且深入地走出去，精彩案例不胜枚举。
再如新消费。从2021年起我参与了第一财经“中国消费品牌增长力大调查”的评审，三年间见证了新消费品牌从狂飙到调整、应变、再出发的起起伏伏，也看到了一大批年轻创业者用他们特有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正在重构、再造、新创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三年疫情和需求收缩，的确让不少新消费品牌备受冲击，但我坚信真正的价值创新必能穿越周期。正如今年的评委之一、著名广告人马晓波在B站“后浪篇”文案中所写的，“你们有幸遇见这样的时代，但时代更有幸遇见这样的你们”“你们正在把传统的变成现代的，把经典的变成流行的，把学术的变成大众的，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你们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和成千上万的人分享快乐的事业”。
这一段看了不少电影。《八角笼中》的韧性，《长安三万里》的浩大，在企业家群落也在生动演绎，从未消失。走出影院，心里舒展和亮堂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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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祖墀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学士、硕士，加州伯克利分校工程博士，是数家国际咨询公司中国业务的开拓者，后来自创了高风咨询。最近他撰文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在失业率走高、房地产衰退、许多人的心态都有些悲观的背景下，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究竟还能不能行？
他的答案是行。主要理由是，自改革开放后，中国不断地透过“试验、学习和调整”的机制，并运用它大规模的组织能力，使整个国家具备高韧性的发展，在困难中始终拥有一股向上的力量。
谢教授援引了曾任苹果大学亚太区负责人的顾道格（Doug Guthrie）的话——苹果的供应链能够成功在中国建立和营造是基于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政府能在全国范围内调控劳动力的能力；
第二，中国拥有“将一切联系在一起”的一流基础设施；
第三，中国许多城市有能力建立产业集群，形成庞大而复杂的供应链网络。
苹果公司在中国建立供应链不只是因为中国低廉的劳工成本，还是因为中国可以提供的整套配合优势。
因为司空见惯，我们往往会低估由国家意志驱动的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价值。事实上，这种能力并非哪个想替代中国制造的国家能轻易拥有的。
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速度最快的高原铁路是青藏铁路，一期工程从西宁到格尔木，1958年开工建设，1984年5月建成通车。二期工程从格尔木到拉萨，2001年6月开工，2006年7月1日全线通车。整个工程由始到终接近半个世纪，是超越极限的天路奇迹。
上海奉贤人庄心丹（1915~2004），青藏铁路首任总体设计师。1957年至1961年，他带领11人的勘测小组在高原上奔波，因设备极为简陋，踏勘基本靠双脚走、双耳听、双眼看。就是这样的条件下，他一字一画完成了300页、几十万字的报告，全线需架设的长度15米以上的桥梁全都归纳在一个统计表里，细致到有多少里程，用什么结构，设多少孔，均一一标注。通过踏勘设计，他确定了格尔木至拉萨段的走向，提出了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铁路正式建设时用的就是这一路线方案。20世纪70年代、90年代青藏铁路的后两次大规模勘测，也因他的工作少走了许多弯路。
“文革”中，庄心丹被罚去放羊。他把羊抱在怀里取暖，为羊建立档案。因他的细心照料，羊很快由几只发展到80余只。平反之后，他没有落实职务，下放当测工。1976年退休，住在兰州市花园路一间塞满旧家具、光线昏暗的小房子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将近30年。
我是最近在看《中国工程师史》时，注意到这套书的倡议者吴启迪曾对媒体讲过上海工程师庄心丹的故事。之后我搜集了更多像他这样的杰出工程师的案例，比如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之一、中国油田分层开采和化学驱油技术奠基人王德民，他是大庆油田年产量保持在5000万吨以上连续稳产27年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王德民1937年出生，父亲曾留美学医，母亲是中国籍瑞士人。因为这样的“复杂”背景，1955年高考总成绩远超清华北大分数线的他，只有第五志愿的北京石油学院肯接纳。1960年大学毕业后，他放弃留校的机会，主动申请到大庆油田，从此和石油事业一生相伴。
初到油田时，王德民被分配到基层，给十几口油井测压。晚上睡牛棚，白天和几个工人一起扛着100公斤的绞车，从间隔500米的一口油井挪向另一口油井，用绞车把测试仪器送到井下。极端严寒时，井口被冻死，他和工人们解开棉袄，包住井口，又把冰冷的防喷管抱在怀里焐热。等原油化开，仪器下井，嘴唇早已冻紫。在完成基层工作的同时，他还在思考科研问题，用了三个多月时间推导出符合大庆油田实际情况的“松辽法”，让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油井压力计算公式。
“不是我选择了石油事业，是石油选择了我。”王德民说。前几年，他因逆天颜值走红网络，被称为“中国最帅院士”“科学界的吴彦祖”，对此他淡然回应，“只有不正经的人才会谈论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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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写《风高浪急，心别太急》，结尾说，“紧张或焦灼的日子里，不妨安静一阵，喝一杯茶，或一杯酒，听一曲音乐，对自己说声take it easy，笑对人生，然后再出发，go on and go on”。一位投资家看后微信我，说“go on and go on”不如这两句，“the going gets tough，the tough gets going”。
无论怎样的环境以及环境怎样的变化，也许屡战屡挫，屡挫屡战，但总要往前走，往有光的地方走。
从庄心丹到王德民，他们遭遇的曲折艰辛，他们一生的奋斗贡献，我辈皆远不能及。没有谁愿意重复那些不公平的境遇，但他们在艰难环境中的主体性选择与作为，还是能给我们宝贵的启示。
作为文科生，媒体人，我们并不能直接为社会创造多少物质财富。但我所接受的教育，以及从业30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媒体是一种沉甸甸的，不容辜负也很难真正达成的责任。比流量重要得多的是存量，是能留下来、经得起受众和历史检验的价值。
“新闻学”现在经常被嘲讽，不过我真正担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在这个时代，当人们充满焦虑地寻找一些媒体和内容作为参考、向导时，会不会所托非人？
我深刻地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所以有些话牢牢刻在心里：不懂的，就是不懂，能学多少，就学多少；但决不不懂装懂，决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决不浑水摸鱼，决不歪曲渲染，决不故作姿态，决不以假乱真。真就在那里，做一个踏实本分的观察者和写作者，于我足矣。
我尊重靠实干创造价值的人，以他们为师为友，为报道和研究对象。如果互联网上的很多口水、戾气、伪事实能转化成价值创造的活水、活力、正能量，于国于民则是幸事。
我们左右不了什么，但心中可以有底线坚持。
前些年，那句“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曾引起很多共鸣，我不敢自诩I go high，但至少可以拒绝go low，拒绝心理的霉变，拒绝伤害他人，无论表现为现实的凌辱还是网络的暴力。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底线。
努力发光，总是追光，发慌时用宽容和爱调节自己，用勇气和韧性应对挑战，永不放弃，决不发霉。
以此，与同道者共勉。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李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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