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中国金融杂志
作者|张小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秘书长’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2023年5月份的数据全面低于预期。从外部环境来看，由于美国持续加息，全球经济压缩，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了外部冲击。同时，全球性疫情、能源危机、贸易摩擦的蔓延使得各个国家更重视产业链的安全。未来的大国竞争中，资源配置效率将有所下降，而生产成本将持续上升。从内部环境来看，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如何稳步增长备受关注。
2023年，出口压力增大，增速显著回缩。当前，全球经济仍面临富有挑战的环境，以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海外需求疲软，经济下行压力增加。据IMF最新预测，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预计年度增速仅为1.3%。全球制造业PMI数据显示，5月份持续低于荣枯线，表明制造业景气度不佳。欧盟制造业PMI从年初的高点回落到44.8%，美国制造业PMI也从47.7%回落至46.9%，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景气度持续下滑。同时，伴随全球不断累积的通胀上行风险及世界其他经济体紧缩货币政策倾向持续升温，2023年我国出口增长将进一步承压。
投资作为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高速增长的驱动力，2020~2022年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分别为1.8%、1.1%和1.5%。在经济下行期，政府仍然需要加码投资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但传统投资基建刺激的模式已不适应现阶段中国发展的需要——边际提升效益降低，同时可能为未来经济发展留下“后遗症”。以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概念，用更低的成本为经济发展带来更高的效益，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新基建更多决定了基建的发展方向而不是体量，目前市场占比不大，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也比较有限。
疫情造成了消费骤减，要全面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尚需时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32.8%、出口为17.1%、投资为50.1%，而2021年消费的贡献率为65.4%、出口为20.9%、投资为13.7%。由此可以看出，消费作为一直以来经济增长的引擎和人民美好生活的直接体现，对经济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但是目前承受着巨大冲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减弱，2022年较2021年下降32.6%，更是大幅低于2017年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59.5%）。
过去三年，服务业受疫情冲击最大。从三大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来看，农业和工业占GDP比重基本不变或略有上升，服务业占GDP比重则出现显著下降。受疫情冲击，服务业占GDP比重从随着GDP增长不断提高的趋势，变成了下降态势。服务业是经济的稳定器，因为其承载着主要的就业任务，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餐饮、住宿、零售、旅游、客运等行业就业容量大、受疫情影响重”，并指明“各项帮扶政策都要予以倾斜”。
服务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2023年预计新增农民工200万人、大学毕业生1158万人，新增就业压力大。《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大学毕业生在教育、公共管理、卫生和社会工作、金融等第三产业部门就业占比达到50.6%。因此，服务业是保障就业的关键，如果服务业不升级不发展，就无法释放更多的就业岗位。
当前服务业存在很大的增长空间。按照我国1978~2020年的历史数据测算，人均GDP每增长1%会带来服务业增长0.15%。2021年人均GDP增长了12.5%，2022年人均GDP增长了5.8%，因此两年来服务业增长共计提升了2.5%，2022年底服务业占GDP比重理论上可以达到57%。实际上，由于疫情冲击，服务业占GDP比重下降到52.7%，存在很大的修复空间。
服务业恢复向好是经济增长中的突出亮点。从2023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来看，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8.1%，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9.5%，拉动经济增长3.2个百分点，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构成来看，接触型和聚集型服务行业迅速回暖，例如春节之后的楼市“小阳春”、“五一”期间的“报复性”旅游，带动了相关服务行业的增长。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结构主要是依靠出口带动制造业发展，通过投资拉动整体经济增长。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形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全球经济仍处于下行区间，出口在未来一段时间都将面临较大压力。促进服务业复苏，激发内生增长动力，是实现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突破。
一是加强数字化对服务业的再造。由于数据的使用性质、隐私性和所有权性，形成以加密数据保护为基准的下一代web3.0，从消费（需求）和参与（供给）一体化角度提供了新的劳动报酬模式，完成了新的循环。劳动收入打破了物质世界通过必要劳动时间进行分配的传统模式，原来物质生产活动是收入分配的根本，现在随着物质满足和人工智能生产替代，收入分配的基础从一般性的物质劳动转向因各类创造、创意或参与性的活动而得到分配。这在客观上要求加速科教文卫体娱、养老等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服务业的数字化程度是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和促进人才红利就业配置的关键。
二是对服务业进行结构性改革。对科教文卫体娱进行全面社会化改革，刺激服务业发展。在新增的劳动力市场中，大多数有大学学历的高质量人才，其就业就集中于服务业，然而由于2021年教改开始了一系列管制，服务业发展比较弱，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当前变革的核心是以市场化的改革调整服务业的管制，以此扩大服务业的就业，让高学历人才进入服务业领域发展，从而实现整体产业的知识密集性升级。
三是继续推行针对服务业的特别扶持计划。2020年以来，我国针对疫情冲击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来支持服务业，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餐饮、零售、旅游、公路铁路水路运输、民航等特殊行业仍然面临一系列困难。为促进这些行业的恢复发展，202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4个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通过财税、金融、产业、就业和精准疫情防控等政策的协调效应，积极推动服务业的恢复发展。经过疫情冲击，服务业疲弱不堪，仍然需要继续特别扶持计划来支持创业发展，如提供低成本的金融支持、增加就业培训、减税、降低房租等多项政策支持。
当前的经济增长政策需要应对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疫情冲击后出现的中小微企业停顿、无技能者（如农民工）的失业以及局部债务问题。需要对边缘损伤进行修复，防止边缘损伤扩大，从而引发GDP的波动和偏离。其次是外部需求的冲击。硅谷银行事件和美国2月份的CPI数据继续回落，导致美联储加息预期变化。美元加息政策变化导致流动性问题，全球经济需求冲击会持续。三是技术进步引起的结构性变革。人工智能通用机器人崛起导致对劳动者替代加快，加速和加强了全球制造业的可移动性，对就业形成冲击。在此次疫情冲击和我国新增劳动力供给逐步下降的情况下，众多企业也会调整预期，未来用更多机器代替雇佣劳动力。
政策的着力点在于促进服务业增长，特别推动服务业的数字化革命。服务业是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再平衡和稳定就业增长的根本，数字化对服务业的再改造也备受关注。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并“支持平台经济发展”，这释放出了强烈的政策信号。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生力军”，一些优秀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保障社会民生、响应共同富裕、参与抗击疫情、增加灵活就业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表率。但是，平台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衍生出利用大数据“杀熟”、传播虚假信息、平台垄断等诸多问题，引发公众对平台经济的争议。为了更好地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有望逐步推动平台经济回归“本质责任”。
结构调整政策的关键点是两个再平衡。中国的经济结构再平衡是全球转变下的持续再平衡，并叠加数字化革命下的要素分配引发的结构调整再平衡。后续的政策会更加关注外部需求冲击和国内的需求再调整。过去我国在服务业上的管制偏紧，使得通过数字化提高服务业效率严重不足，随着中国新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再生能源和智慧电网、通信、互联网数据中心和超算中心等加速了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崛起，可以预见，未来的服务业效率将会大幅度提升。实际上，服务业效率越高，可能导致劳动份额越低，这种数字转型成功与劳动要素报酬分配持续下滑，在短期内并不利于消费增长，需要宏观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保持更高的一致性。
(本文作者介绍：权威、专业、理性、前沿，宣传金融政策、分析金融运行、报道金融实践)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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