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章：对最近欧美银行危机的几点思考

　　意见领袖丨王洪章

　　近日，“读懂中国·湾区对话”专题论坛在广州举办。论坛主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新机遇”，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联合主办，广州市人民政府承办。中宣部副部长王纲，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省长王伟中，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等领导出席论坛并致辞。

　　19日下午，国创会学术委员会副主席、东北财经大学东北亚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王洪章教授应邀出席“全球金融风险预警与防范”主题研讨会并发表题为《对最近欧美银行危机的几点思考》的主题演讲。以下为主题演讲全文。

　　党的二十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回顾最近国内外金融风险事件，越发感到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重要性，具有战略意义。下面结合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就最近欧美银行出现的一些风险事件谈四点看法。

　　一、美联储疯狂加息的货币政策是硅谷银行倒闭的直接原因

　　硅谷的教训表明，宏观调控对金融稳定起着决定性作用。从2012年开始，美国维持了长达10年的低利率至零利率政策。但从2022年3月，鉴于美国经济强势回升，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高通胀，宣布结束零利率时代，到今年3月23日，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4.75-5%，一年之内9次加息，是40年来最快的加息速度。一年之内来个过山车，影响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主要现象是流动性风险，而利率政策是影响流动性风险的重要因素。价格工具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是常用调节手段，但对于有特性的金融机构来讲，在短期内难以应对联邦目标利率从0-5%的近5倍的市场影响波动。硅谷银行的2000多亿美元资产内，50%是稳定的长期资产，当这些长期资产利率受联邦目标利率从0%上升到5%以上影响时，账面亏损是巨大的，硅谷处置210亿美元，亏损18亿美元，若处置1000亿美元，则要亏损100亿美元，任何一家银行都会难以承受。所以，宏观调控力度的把握对金融体系稳定性至关重要。

　　中央银行在控通胀、收流动性和商业机构的经营风险之间，进行适当权衡，是非常重要的。从硅谷银行倒闭看，美联储连续强势加息是其破产根源。当然，市场上也有观点说资产负债错配是主要原因，但仔细分析，商业银行资产错配是特有的一种必然形态，它只有错配的程度区别，而无本质上差异，这次风险事件后，在短时间内又有几家银行出现风险，说明影响风险的主要因素并非资产负债错配，主要是外部原因，因为在加息的可预见背景下，不止一家银行面临类似的问题。

　　瑞信的衰落在于过去15年来，受其重资产、高风险的投行业务拖累，始终在经营不善的泥淖之中不可自拔，资产规模从2007年的1.36万亿瑞郎下降到2022年的5300亿瑞郎。其中，投行业务资产占比2021年高达36%，营收占比44%，所以瑞信本质上是投行业务的经营失败。同时，瑞信内部存在“风险让步于业务”的风控文化，整体缺乏与其投行业务相匹配的有效的风控机制。尤其近年来，以至信用受损，风波不断，在全球银行恐慌情绪蔓延背景下，脆弱性加速暴露。

　　二、可以对美联储瑞士监管机构处置方式做个利弊分析

　　对两家银行的风险处置应对及时，有效控制了恐慌情绪和风险传染。硅谷银行爆发挤兑危机后，不到一周就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接管。在第四天，美联储、财政部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宣布为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所有储蓄存款提供全额担保，并创设银行定期融资计划（BTFP），由大型商业银行对中小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避免更多中小银行为应对支储需求变卖资产，导致浮亏变现。

　　而瑞信银行的风险处置更是干净彻底。瑞士政府和瑞士央行在瑞信陷入流动性危机后的第五天，赶在周一之前，成功撮合收购，瑞银宣布30亿瑞郎收购瑞信，同时宣布160亿瑞郎AT1债券被完全减记为零，由私人投资者帮助承担成本。后期虽然有部分基本面良好的银行受非理性情绪波及股价大幅波动，随着相关风险事件处置逐一落地，市场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这两家银行风险处置无论从成本、效率和规则方面，都是相对成功的。当然部分纾困措施存在争议。

　　监管当局宣布对存款进行全额偿付，美国财政部宣布对风险进行干预，并对覆盖25万美元以上存款的保险范围可行性进行评估，可能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关于全额偿付的资金来源，根据美国政府声明，资金不会来自于中央或地方政府以及纳税人的公共资金，而是对银行业进行特别评估，再从银行业筹集所需资金。此类“刚兑”事件，有可能促使银行放松内部风险管理，助长银行的违规违法行为。

　　但瑞士监管部门对瑞信处置则与硅谷相左，采取并入瑞银的方式，合计5万亿美元。这个处置方式有个集中度过高的问题，但是采取无序破产和有序清盘，或者通过资本缓冲和额外风险监管规则措施来做到“大而不倒”，这种系统重要性银行当真正危机到来时，可能造成经济损失更大。所以，目前的措施是最好的。但是对今后瑞士政府来讲，面对“大而不能倒”的定律，仍将是绕不过去的坎，5万亿美元的大银行，政府将准备2590亿瑞士法郎的流动性支持（相当于GDP三分之一），这个付出的备用措施代价过大。

　　三、对全球金融风险的长、短期影响

　　（一）短期内，需要关注两方面的风险

　　一是关注美国金融风险演化。受硅谷银行挤兑破产风波影响， 3月份，美国小型银行存款流出约2750亿美元，同期大型银行存款也流出2240亿美元，而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则呈资金净流入态势，3月的后三周，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累计获得约3040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这种资金的腾挪会给金融市场带来不均衡。同时，美国商业地产行业正经历周期性调整，中小银行相关风险敞口较大，大约2.6万亿美元的商业抵押贷款将于2023-2027年间到期，其中80%的贷款来自小银行。如果美联储将通胀率控制在2%以内，商业地产周期性调整将给中小银行的抵押贷款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另外，在控通胀和稳金融方面，美财政部和美联储把控通胀放在首位，在未来一段时期，通胀不会持续改善，失业率也在可承受范围内，大概率会继续加息。这样可能会使脆弱的中小银行成本上升，经营遇挫，有可能会使一些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显现。

　　二是关注瑞信AT1债券减计引发的后续走势。对瑞信AT1债券的裁定势必会导致全球市场重新定价AT1债券。截至目前，欧洲银行发行的AT1债券收益率为13.5%，仅略低于瑞信债券减记后触及的纪录高位，而2月份该收益率则为7.8%。发债成本高启，再有AT1的损失吸收触发机制，以及监管对AT1有权减记的制度安排，可能会造成今后通过发行AT1债券来充实资本变得更为困难。还有风险传播的问题，购买AT1债券的投资者几乎都是大型资产管理机构，瑞信AT1被清零，很大程度意味着银行类金融机构的风险通过债券被传导至资产管理机构，从而带来更大范围的“信任危机”，也给AT1的发行和资本补充造成困难。

　　（二）长期看，此次欧美银行风险事件促使我们认真反思

　　一是监管方面，现行监管框架在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细分不够。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将压力测试门槛提高到了2500亿美元，而硅谷银行倒闭之前的规模为2200亿美元。硅谷银行无需满足流动性覆盖率（LCR）、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的要求。所以发生了在经历了存款资产急速扩张（2021年底存款约为2019年底的r‘三倍）、又迅速收缩（2022年下降9%），未能维持合理的流动性水平以应对持续的存款流出的重大风险问题。

　　银行挤兑在数字时代的风险传导特征可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挤兑速度更快——硅谷银行几乎顷刻坍塌，且波及范围更广，进而更容易威胁金融稳定。同时，是否会产生系统性风险，已经不能仅从单个银行的规模及其与同业的联系程度来判断。硅谷银行规模不大，更不是系统重要性银行，但美国最终仍然以“系统性风险例外”的原则来处置。瑞银合并瑞信也不是按既是的风险银行处置规则按部就班的进行处置，而是按照成本最小、波及面最窄、效率最高的原则果断处置，实践证明是有效的。所以，监管部门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技术和新出现的风险来增加对银行业的理解。

　　二是宏观政策方面。硅谷银行事件，本质上并非是资产负债错配问题，资产负债错配是银行经营的一种特性。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中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外部事件，包括中央银行紧缩货币政策，通过调控利率实现紧缩目标。但是一年来的9次加息并没有出现想要的结果。说明宏观调控缺乏透彻的分析判断和合适的调控工具，没有在经济增长、通胀和金融稳定之间取得平衡，令银行流动性迅速恶化，引发危机。

　　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在政策制定方面需要充分考虑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美联储为期一年的平息通胀未取得太大进展，反而引发了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若再进一步提高利率。美国金融风险难说不发生突变。

　　四、对我国的影响及借鉴

　　第一，对于中国而言，我国银行机构在欧美的业务占比较低，并且银行业资产质量稳健，监管更为严格，货币政策也相对独立，因此国外银行危机对我国冲击较小。不过欧美作为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欧美经济衰退会对我国出口造成一定冲击。今年“两会”提出要着力扩大内需，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积极推出多项措施支持消费和投资增长，这些政策有利于我国实现高质量增长。

　　第二，在调整宏观政策时，要考虑到政策对经济的全面影响。硅谷银行的风险事件，已经不能从单个银行的经营层面进行技术分折，因为无法解释美国金融市场连续出现的机构风险，只有从宏观政策的结果来进行判断和分折，才能疏理出应该吸取的教训。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经济可能将处于高利率、高通胀、高债务和低增长的“三高一低”环境。在此背景下，经济、金融的逻辑和既有规则将受到挑战，市场出现起伏和波动将不可避免。宏观调控政策制定中应充分考虑政策的多重影响，市场参与者则需要密切关注经济现象，宏观政策对市场的影响程度。

　　第三，压力测试是风险预警的有效方法。商业银行的压力测试要建立在全景基础上，按照目前的监管指标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压力因素最终都会通过时间、成本和数量三个方面影响到具体承压指标，反映出流动性风险大小，所以要充分考虑压力情景的多样性、复杂性，以测试出量化风险因素在不同极端环境夏的变化情况，做到未雨绸缪。

　　第四，针对问题银行的处置，需要有明确且足够的工具和资源。例如流动性支持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提供债务担保、直接购买资产甚至向银行注资等，要尽可能市场化、法制化。我国过去的风险成本基本上由央行或地方政府承担，国外此次风险损失处理的做法值得借鉴。结合我国实际，风险处置中的损失分摊要在公共资金和市场资金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当期和未来之间取得最优平衡，让市场承担更多责任。我们有必要在存款保险制度之外，建立“商业银行流动性救助计划”机制，由大型商业银行募集资金，集中用于中小银行临时流动性风险救助。

　　第五，硅谷银行虽“死”，但其作用不可低估。硅谷银行构建了全球创新创业生态圈。硅谷银行主要商业模式是为初创企业提供投贷联动的金融服务，另外还对风投机构提供融资支持，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已证明是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些做法，客观上需要相应法律制度、市场氛围，主观上银行要专业、稳健和成熟，并建立与自身业务发展相匹配的风险管理机制。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