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风大雨大，没有心大

　　意见领袖 | 秦朔

　　最近几个月，我几乎每周都有几天在外地调研。每次回到家，客厅茶几上总放着一本《护生画集》，是丰子恺的作品。薛老师在看。

　　“怎么还没看完？”

　　“有好几本呢，得慢慢看。”

　　护生者，护心也。这两三年，天空很蓝，天下很难。各种无常，人如浮生的动荡感就会滋长，也因此，各自都需要一些载体，让心安定一些，舒缓一些。

　　譬如我，只要在家，不下雨，每天都会带着“花花”出来溜溜。早上她趴在我肩上，溜一小圈，晚上把她放在小推车里，溜一大圈。小区里都是遛狗的，有阿姨对我说，狗是认家的，猫不一样，万一跑走就不见了。

　　虽然如此，我还是溜。我常常对“花花”说：“就这一生，还是要多一些在笼子之外的生活。”

　　薛老师还买了一组篱笆，在外面的空地上扎起来，阳光好的时候，就让“花花”在里面多待一会。

　　我们做的这些，“花花”真的需要吗？不知道。那么，我们是在护“花花”，还是在护自己？

　　最近发现“花花”有时并不愿意出去。把门打开，朝她挥手，她反而向后躲。也许她根本不觉得外面有什么好惬意的。

　　这个时候，我们也尊重她的方向，随她。

　　丰子恺先生，生于1898年，家乡是嘉兴桐乡的石门镇。2018年我在这里参观过他的故居——缘缘堂。

　　缘缘堂之名源于上海。1925年到1932年，丰子恺在上海的江湾镇生活了8年。1926年秋，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美术、音乐老师李叔同（弘一法师）路经上海，在他的住处小住。一天，他说起要给住处起个名字，弘一法师就叫他在小方纸上写一些他喜欢的文字，然后团成一个个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他抓了两次阄，打开都是“缘”，就取名缘缘堂。

　　1933年春，丰子恺用稿费在石门的老屋后面建了一幢三开间的楼房，缘缘堂。他在这里创作，生活，直到1938年房子被侵华日军所毁。

　　现在的缘缘堂，是1985年在旧址上重建的，彼时丰子恺已去世10年。

　　当年缘缘堂在石门建好后，丰子恺在上海的朋友要买一件木雕送来，是一个捧着茶盘的黑人的形象，说可以放在沙发椅的旁边。他婉言谢绝说，缘缘堂全身简单朴素，坚固合理，而这东西却怪异而轻巧；缘缘堂的精神是和平幸福，这东西以黑奴为俑，残忍而非人道。“凡类于这东西的东西，皆不容于缘缘堂中。”

　　我们可能守护不了太多东西，但还是能够拒绝一些东西。

　　用丰子恺的话就是，“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事，这是护生的主要目的”。

　　画集中体现这种精神的作品比比皆是。如第一卷有一幅《囚徒之歌》，最后两句是“何如放舍，任彼高飞”。慈悲之心，跃然纸上。

　　关于《护生画集》的缘起，丰子恺是这样讲述的：

　　“弘一法师五十岁时（一九二九年）与我同住上海居士林，合作《护生画初集》，共五十幅。我作画，法师写诗。法师六十岁时（一九三九年）住福建泉州，我避寇居广西宜山。我作《护生画续集》，共六十幅，由宜山寄到泉州去请法师书写。法师从泉州来信云：‘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那时寇势凶恶，我流亡逃命，生死难卜，受法师这伟大的嘱咐，惶恐异常。心念即在承平之世，而法师住世百年，画第六集时我应当是八十二岁。我岂敢希望这样的长寿呢？我覆信说：‘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1942年，弘一法师在62岁时于泉州示寂。而丰子恺却始终不忘法师的嘱托，在各种颠沛流离和凄风苦雨中，于1973年最终完成了这套《护生画集》。

　　一个人，如果能有一个长长的念想，而这念想又由一个个具体行动所构成，则外部的纷扰惶惑再多，他也会有一种定力，在自己选择的世界里安之若素。

　　丰子恺以笔护生，《护生画集》就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影。

　　企业家是另一类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化而为外，是产品、服务、市场占有率、经济与社会贡献等等。他们也有痛饮的时刻，高歌的时刻，把自己还原成真实的个人，让欢笑和泪水交织在一起。

　　从石门镇走出了一位名叫张毓强的企业家。他家离缘缘堂的位置只有几百米。这位“50后”企业家开创了很多企业，其中巨石集团和振石集团旗下的恒石纤维分别是玻璃纤维和风电基材的世界冠军，也都是中国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张毓强每天晨练，已有二三十年。最近，中国振石第十届国际年会在桐乡召开，我在会上碰到一位佛山企业家，是振石的客户。他说：“在张总带动下，我们每天都跑步，或者快步走，1万步起步。手机里有个排名，张总几乎天天第一，杨国明排第二、第三，之后才是我们。”

　　杨国明1994年大学毕业后加入巨石集团，今天是集团总裁。他说，如果不是每天锻炼，体能和状态很难扛得住各种压力。

　　但企业家的压力远不止于体能。企业家和文化人不同，文化人可以在自己选择的路上，按着自己的风格一直走下去，要的只是坚持。而企业家是要决策的，他要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一直与风险和不确定性斗争。

　　我在作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关于振石集团的报告文学《点石成金》中看到这样一个案例：2010年前后，振石集团派人到印尼探路，给旗下生产不锈钢的东方特钢公司寻找上游的镍矿资源。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印尼籍华人医生，其夫人是当地望族，他自称在印尼北马鲁古省的格贝岛上有座850公顷的红土镍矿，可以转让给振石集团。几番考察，这算是一个比较靠谱的选择。2010年12月，医生和夫人到桐乡洽谈，达成收购协议，振石支付了300万美元定金。

　　当张毓强准备派人着手开发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医生吞吞吐吐地说，镍矿的“借林证”还没有拿到。原来该矿一直由印尼的一家叫安塔姆的国企负责开采，但开采中和当地发生了利益冲突，当地人为了阻止，向国家申请将格贝岛划定为原始森林保护区，竟然获得了批准。印尼法律规定，原始森林保护区不准开采矿藏。于是，当地人以此为由将安塔姆赶走。之后，当地实权人物想自己开发，其中就包括医生的岳父家族。他们试图把矿区从原始森林控制区中剥离（“借”），要到政府申请一张借林证。

　　振石人到印尼林业部一查，镍矿还在森林保护区范围。振石等于是和一家空壳公司签了约。

　　医生信誓旦旦保证，他在3个月内一定可以把矿区借林证拿到手。但疏通关系办事需要一些“公关费”，希望振石集团先借，最后在转让款中扣除。事已至此，张毓强咬牙借了。

　　3个月，又3个月，再3个月，一次次借的公关费累计超过1300万美元。医生每次的说法都是“请相信我这是最后一次”，但借林证依然不见踪影。最后一次，医生又来到桐乡，说人家已经答应把借林证给他了，但还需要最后一笔费用。

　　此时振石相关人员已经没有一个人再相信医生，全都反对再借钱给他。给还是不给，张毓强一个人孤独决断，内心进退维谷，无比矛盾。突然他想：“医生拿了那么多钱，到底干什么去了？”一打听，医生并不是花天酒地之辈，大概确实是事情很难办，很周折。几天苦思冥想后，他最终给财务下了指令，继续借钱。

　　2012年9月底，医生报告：这次真的搞定了。因为2012年7月印尼政府进行了一次全国森林属性调整，格贝岛大部分区域从原始森林保护区中划出，从而获得了开发权。他把印尼林业部初步核准的借林批复拍下来发给了张毓强。到2012年12月26日，正式取得了红土镍矿借林证。

　　我看了这个案例后问张毓强：“那两年你怎么熬过来的？”

　　他回答：“有什么熬不过的？企业家难，不就是决策难吗？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决策就结束了，是经常都会碰到的。说到底，我当时想的就是，如果不从产业链上把不锈钢上游拉通，你在制造端管理再好，发展也是有限。进入上游就要交学费，那你交不交？”

　　尽管从业30多年我和太多企业家进行过深入交流，但坦率说，到底什么是企业家的心理、心思，我并没有答案。或者说，这是通向未知的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

　　这一天晚上，振石国际年会的欢迎晚宴后，张毓强，华友钴业的创始人陈雪华，还有一些企业家，在振石大酒店户外继续就着小菜，喝着红酒。微醺中他们唱起了《再回首》和《鸿雁》。

　　去年因为疫情，振石国际年会没有办。他们有很多东西装在心里，几杯红酒下去，几首歌唱罢，仿佛卸载了，舒坦了，明天再战斗。

　　我依旧不解风情重重复复去问那些老问题。我问陈雪华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他想都不想，回了4个字：无所畏惧。

　　“疫情3年，华友钴业的国际化提前了1年。”为什么？“因为我们40%的员工在海外，国内很多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慢了，而我们一直没有停止在海外找矿、探矿的步伐。”

　　张毓强走过来。“雪华的战略、执行、管理、引进人才，做的都很好。但我们这些做企业的，要好好做下去，还需要两个因素帮忙，一个是自己的身体要健康，一个是运气。”

　　我在这一刻，对于企业家的心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尼采在研究古希腊艺术时，提出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他反对精力懈怠、暮年将至、生理疲倦的悲观主义者，认为日神阿波罗的冲动和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冲动，持续斗争，构成了艺术生命的本能。

　　日神冲动代表的是梦的美妙幻想，因为有梦，让对世间苦难的敏感消失殆尽。同时，日神也是道德神，代表理性、秩序、自知、自制，所谓“那种适度的自制，那种对粗野冲动的解脱，那种充满智慧的宁静”。

　　而酒神冲动则是生命力勃发之状，是情绪亢奋之态，以节庆的热烈和迷醉作为表现形式，使人体会到“不受外在的束缚，逃脱外部环境的枷锁”的释放。尼采这样定义酒神精神：“肯定生命本身，哪怕是处于最疏异，和最艰难的难题中的生命；求生命的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欢欣于自己的不可穷尽性——这一点，我称之为狄俄尼索斯的。”

　　对于企业家，我们有很多明朗有序的日神式的概括，但那种在无数风险和不确定中承受痛苦折磨，最终无所畏惧的酒神式的力量，可能才是其本质所在。

　　比起平铺直叙的成功，没有标准答案的奋斗、挣扎与创造，甚至是失败，可能更值得关注与挖掘。

　　从2020年到2022年，尤其是2022年，太多人经历了太多的不寻常。心理世界的辗转反复和自我雕刻，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永难忘怀的印迹。

　　无论是从遛狗的邻居们的目光中，还是从企业家释放自我的歌声里，我都能感受到，我们已经走过了很多，很远，我们还在走，不停地走。

　　在桐乡之后，我去了南通，今年前三季度经济总量排在中国城市的第19位。这里正在举办2022中国南通江海英才创业周暨人才创新生态大会，努力推动“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的战略落地。

　　作为一座尊才重教的江海明珠城市，南通诞生了51位两院院士、21位世界冠军。连续举办了11年的江海英才创业周，已经成为“向人才致敬，为创新求贤”的集人才、技术、项目、资本、载体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招才引智平台。

　　在南通，给我留下特别深印象的，不是对各种高层次创业人才和本硕博给予了怎样的激励和保障，而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面广量大的基础性人才。南通人才新政对于在南通就业的大专生（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提供500元/月的综合补贴，最高可享受三年，让他们能有一张安居的床。他们，才是城市人气集聚、产业发展的基础。从“一张床”到“一间房”再到“一套房”，通过打造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对人才实现了安居全覆盖。截至目前，南通全市已有政府统建类、企业自建类等各类青年职工人才公寓7.5万套（间、床位）。

　　对于高层次人才，我印象很深的是南通为“江海英才”一卡通定制了子女入学、配偶子女落户、人才出入境证件办理、汽车上牌、驾照换领、公积金申领等专属服务，对持卡人才及其配偶的父母给予不超过5年的父母养老补贴，每名人才最高可享受2000元/月的父母养老补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南通把“游必有方”这一点也考虑进去了。

　　振石国际年会是企业办的活动，开幕式上桐乡市副市长前来致辞。南通的人才创新生态大会是政府办的活动，四套班子领导齐聚。在疫情背景下办活动，很不容易。如果“维稳”第一，“清零”绝对化，那最好啥也不干，而且也一定能找到无为的理由。我在桐乡和南通欣慰地看到，实事求是、实干兴邦的担当者，真正理解统筹的含义，在坚持常态化防控、精准防控的同时，无论是稳定客户之心还是抢抓人才之心，他们已经动起来了。这种勇于决策的担当，就是企业家精神。

　　我们的经济社会，必须有序地发动起来了。刚刚出台的“20条”（《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对此有明确的信号。

　　如果不是以大地为师，在一周又一周的调研和活动中汲取创造的力量，我不知道能不能从今年春天那段漫长静默留下的气氛中走出来。

　　尽管我有“花花”，有《护生画集》。

　　护心很重要，强心可能更重要。

　　我感谢那些脚踩大地的人，坚忍不拔的人，无所畏惧的人，勇敢前行的人。他们帮我强心。他们也是我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所在。

　　我们无疑已经从水大鱼大的时代步入了风大雨大、风高浪急甚至可能有惊涛骇浪的时代，但风大雨大，没有心大。天大地大，心都能装下。

　　我经常翻阅的一本书《拼实业——美国是怎样赢得二战的》，结尾是这样的，希望你也喜欢——

　　在凯泽（注：亨利·凯泽，美国实业家，他的企业从1943年7月8日到1944年7月8日完成了50艘航母的建造，几乎每周一艘航母下水）去世后，有人回忆起，凯泽曾在一个被短暂的风暴摧毁了的工地上遇到过一名垂头丧气的工人。工地上的一切——包括大型掘土设备——都淹没在泥海之中。

　　“我们该怎么办？”工人呻吟着，“看看这些烂泥。”

　　“什么烂泥？”凯泽说，“我只看到太阳当头照耀，它会把烂泥变成硬地。”

　　乐见阳光之灿烂，乐嗅泥土之芬芳。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