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吉伟：我国可持续投资发展现状及政策建议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袁吉伟

　　我国发展可持续投资，有利于落实新发展理念要求，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我国可持续投资加快发展，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可持续投资产品服务日渐丰富，第三方服务机构壮大。未来，我国还需要强化可持续投资的生态体系建设，助力我国低碳绿色循环发展。

　　一、我国发展可持续投资的现实意义

　　可持续投资主要是指在投资管理中纳入环境（ environment）、社会（sociaty）和治理（governance）等非财务因素的投资方法，一般涵盖了ESG投资、社会责任投资和影响力投资。可持续投资起源于道德投资，联合国发布可持续发展目标后，得到社会广泛认可，而新冠疫情及全球净零碳排放行动的推进，可持续投资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截至2020年末，全球可持续投资规模达到35.3万亿美元，美国和欧洲处于领先地位，我国起步相对较晚，但是发展速度。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发展可持续投资意义重大。

　　一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我国经济社会已进入新发展阶段，由粗放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在此过程中要落实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发展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可持续投资的核心理念是注重长期投资收益和短期投资收益相结合，以此促进社会更加美好，是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抓手。

　　二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要保障。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在2020年达到新高，引发了气温上升，2015—2021年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7年。为了应对全球气温上升，2015年，第21届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要努力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近年来，全球各国逐渐增强温室气温排放控制力度，2020年，我国宣布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可持续投资中环境因素包括气候因素，气候投融资已经成为可持续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可持续投资，有利于强化全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意识，形成更大规模的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投融资。

　　三是推动金融行业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措施。2018年4月，央行等监管部门联合发布资管新规，统一资管行业监管标准和要求，禁止通道业务和资金池业务，限制非标投资，推动净值化管理和打破刚兑，引导资管行业提高发展质量。实际上，我国金融业正处于供给侧改革，以进一步适应宏观经济结构调整。金融行业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重点在于落实国家新发展理念，助力碳达峰碳中和落地，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满足居民对于参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实现在获取投资收益的同时，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影响力。

　　 四是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我国金融机构正在进行转型发展，诸如银行理财子公司、信托公司等机构都在塑造新发展模式，而可持续投资是当前世界乃至国内日渐兴起的投资模式，与我国新发展理念相契合，也能够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求。金融机构可以充分立足可持续投资战略，创新产品服务，寻找新的发展突破口，提高专业水平，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

　　二、我国可持续投资政策分析

　　可持续投资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推动，我国相关政策体系日渐完善，具体看，主要包括顶层设计政策和信息披露政策两方面。

　　 （一）顶层设计政策

　　我国日益重视可持续发展，落实新发展理念，在国家发展规划等政策层面都会注重做好可持续投资工作安排。

　　2012年，原银监会发布了《绿色信贷指引》，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绿色信贷，规范内部管理操作。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构建了全面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全力加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的发展，支持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2020年，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聚焦气候变化，提升气候投融资便利化，推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转变，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目标、路径和组织实施等政策安排，特别提出要有序推进绿色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

　　除了中央和各部委制定的可持续投资发展政策，四川、上海以及重庆等省市都已制定了“十四五”时期的绿色金融发展规划，结合中央要求和本地实际情况，加强具有本地特色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

　　总体来看，我基本已经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体系，通过开发各种金融工具动员社会力量支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而且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政策的推进，将进一步完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二）信息披露政策

　　信息披露是可持续投资的重要前提，我国逐步推动企业提升ESG信息披露水平。2014年，我国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要求重点排污单位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等情况。2016年，国资委下发《关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要去国有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明确社会责任核心议题，加强社会责任日常信息披露。2018年，中国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确立了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标准体系。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重视环境信息披露，提高绿色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助力社会低碳发展。部分金融机构已经开始按照央行要求披露环境信息报告。2022年，国资委制定了《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要求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披露ESG专项报告，力争到2023年相关专项报告披露“全覆盖”。

　　我国ESG信息披露机制日渐完善，而且对于央企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企业提出了越来越高的信息披露要求，能够起到较好的社会引领作用。

　　 三、我国金融机构可持续投资实践分析

　　我国金融机构越来越重视可持续投资，不仅将其纳入到发展战略，而且持续完善内部管理，创新可持续投资产品服务，主动加强信息披露，助力我国可持续投资水平加快提升。

　　（一）高度重视可持续投资

　　为了满足客户需求，我国金融机构实施可持续投资的热情不断升高，根据《2021年度中国资管行业ESG投资发展研究报告》调研数据，23%的被调查机构已经开始实践ESG投资，较2020年提升了17个百分点，有明显增长；而且29%的被调查机构将在两年内实施ESG投资，我国可持续投资发展潜力仍较高。

　　2006年，联合国发起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加入该组织的机构需要将ESG要素纳入到投资决策过程中，开展ESG信息披露。截至2022年3月末，UNPRI全球签署方达到4902家，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121.3万亿元。我国各类机构积极加入UNPRI，截至2022年7月17日，我国共有103家机构成为签署方，其中金融类机构78家，包括资产所有者4家，投资机构74家。

　　为了全面部署可持续投资，金融机构将可持续投资上升到战略层面，北京银行、兴业银行、中国人保等金融机构将绿色金融纳入到整体战略规划中，既体现绿色发展新理念，也全面布局绿色金融服务；农业银行、中国平安以及博时基金等金融机构专门制定了绿色金融发展规划或者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明确中长期举措和发展路径。

　　（二）建立组织和管理流程

　　金融机构落实可持续投资职能，明确内部管理职责，建设专门的部门或者团队，提供研究和政策建议和支持。根据《中国基金业ESG投资专题调查报告（2019）》，在实施ESG投资的机构中，58%的机构由总经理或者首席投资官负责领导ESG投资整体工作，个别外资机构还建立了绿色投资委员会或者ESG责任投资委员会，形成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

　　为可持续投资建立专门的投资管理流程，制定相关政策制度，开展内部培训，将可持续投资有效嵌入内控体系。以华夏基金为例，其制定了“六位一体”的ESG投资流程，包括策略制定、基本面分析、组合管理、风险管理、上市公司沟通和定期跟踪，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

　　（三）投资策略多样

　　可持续投资策略主要包括负面排除、正面筛选、ESG整合、主题投资、股东参与、影响力投资等。《2021年度中国资管行业ESG投资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有近80%的机构在开展可持续投资时采用负面筛选策略，58%的机构使用正面筛选策略，55%的机构使用主题投资策略，44%的机构运用ESG整合策略，31%的机构选择股东参与策略，而其他策略相对很少。我国金融机构更加偏好负面排除、正面筛选以及主题投资策略，这三种策略相对简单，与我国可持续投资发展时间短有很大关系，投资策略选择会遵循先易后难的顺序。ESG整合、股东参与以及影响力投资策略实施起来难度更大，对于专业水平、数据支撑等方面要求较高，但是所产生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效应更佳，随着我国金融机构专业能力的持续提升，未来ESG整合策略会更加受欢迎。

　　（四）产品服务快速增长

　　可持续投资既包括自有资金的投资，也包括各类资管机构投资，本文主要聚焦各类资管机构的可持续投资行为。

　　公募基金和银行理财是我国可持续投资的核心力量。公募基金方面，2008 年，我国发行首只ESG 主题公募基金，《2021年-2022年ESG资管产品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月末，我国ESG可持续投资公募基金数量为110只，规模为2410.49亿元，2020年以来我国ESG可持续投资公募基金快速发展。这其中主动管理型公募基金占比近77%，被动管理型基金占比为23%。从配置方向看，71%投向权益资产，13.2%投向债券，其他为银行存款等。银行理财方面，根据《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年度报告（2021年）》，截至2021年末，我国累计发行 ESG 银行理财产品 49 只，合计募集资金超 600 亿元，存续余额达 962 亿元，华夏理财管理规模较高，为263.38亿元。

　　其他领域相对滞后或者缺乏统计数据，但是都在积极开展创新转型，保险资管机构开始在2022年推出面向个人客户的ESG产品；私募基金机构开始加快落地ESG投资策略，更深程度参与绿色投资；信托公司以绿色信托为突破推动创新转型，截至2020年，绿色信托数量为888个，规模为3592.82亿元，但是缺乏完善的可持续投资管理机制。

　　（五）信息披露持续完善

　　响应监管政策导向，金融机构推进信息披露，在原有社会责任年报告基础上，南方基金等UNPRI签署方已开始披露ESG年度报告，主要介绍了ESG投资管理体系、投资策略、产品服务、客户服务、公司治理等方面内容；上海银行等金融机构还是探索披露环境信息，主要介绍环境相关治理结构、政策制度、产品和服务、风险管理等信息。此外，我国金融机构逐步探索按照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TCFD）等国际准则披露气候相关信息。

　　  四、可持续投资第三方服务机构情况分析

　　可持续投资生态体系，不仅包括上文所提及的监管部门、投资者、投资管理机构，也包括专业的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专业方面的能力支持。

　　 （一）合作平台和研究组织

　　合作平台方面，除了监管部门以及各类协会组织，民间力量也发起成立各类可持续投资合作平台，诸如中国ESG领导者组织、ESG30论坛、中国责任投资论坛、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等，这些平台立足我国国情和特色，提供研究、可持续投资理念宣传、社会交流等方面支持，与国际同类型组织形成互补，成为我国可持续投资领域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

　　研究组织方面，可持续投资发展时间短，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有必要深化相关研究，我国部分高校以及社会组织聚集专业人才，加强可持续投资重点和难点问题、市场调研等方面的研究，持续推动可持续投资向前发展。

　　（二）数据服务及评级机构

　　ESG数据是可持续投资的必要输入，而对于上市公司等企业主体进行ESG评级，则可以进一步便利金融机构投资决策，实证研究表明，ESG评级可作为很好的投资因子。ESG信息披露时间短，而且数据庞杂，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支持。通常，金融机构采用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整合的方式，建立ESG数据库，而且合作多家外部厂商，以形成最为全面的数据库。在使用外部数据库时，《Responsible Investment Survey》调查数据表明，22%的被调查机构直接使用外部数据，而其他机构会进行适当校验和修正。

　　毕马威估算，全球现有超过700多家数据服务和评级机构，这其中既有私营机构也有非盈利机构，各机构实力残差不齐。国内现在活跃的ESG数据服务商主要有彭博等国内外机构，ESG评级机构主要由明晟、标普、商道绿融、上海华证等国内外机构。

　　（三）认证和咨询机构

　　认证机构方面，为了防止“漂绿”，真正推进可持续投资，部分国家或者组织开始推动发展特定金融工具或者资质的认证，确保达到统一标准。目前，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制定了绿色债券标准、转型金融标准，气候债券倡议组织制定了气候债券标准。对接全球准则，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了《绿色债券评估认证行为指引（暂行）》，明确了绿色债券评估认证的机构资质、评估认证内容等操作规范。总体而言， 经过认证的金融工具将得到标识，具有更高的公信力，更有利于得到可持续投资者的认可。

　　咨询机构方面，可持续投资涉及信息披露等复杂环节，需要采购ESG信息报告制作、碳中和碳达峰行动规划等外部服务，可持续投资咨询机构应运而生。部分现有咨询机构已在加大此方面服务的供给，此外，很多聚焦可持续投资领域的专业咨询机构纷纷设立，瞄准了此领域的市场机遇。

　　 五、政策建议

　　我国可持续投资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还落后于欧美国家。未来，我国需要持续完善监管政策，推动金融机构实践可持续投资，壮大第三方服务机构，提高可持续投资生态体系水平，助推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完善监管政策体系

　　我国加快制定可持续投资监管政策，但是整体来看，主要聚焦环境方面，对于社会和治理方面关注不足，可持续投资分类不明确。为此，建议一是制定统一的可持续投资发展政策，进一步明确可持续投资界定和分类，防止“漂绿”，全面提升ESG投资发展水平。二是强化信息披露水平。我国要与国际接轨，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规则和标准，强化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等重点主体的信息披露要求，提高信息透明度。三是强化可持续投资认证，建立统一的监测和统计平台，加强市场分析和研判，有效引导可持续投资市场的健康发展。四是加强国际合作，一方面，可以引进气候投融资等方面的资源，支持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参与制定可持续投资方面的国际准则，充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供政策意见和建议。

　　（二）强化金融机构可持续投资实践

　　我国金融机构已经开始重视可持续投资，但是可持续投资占比仍然较低，投资策略不够丰富，无法满足客户参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因此，建议一是推动金融机构提升参与可持续投资的积极性，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助力我国低碳绿色转型发展。二是金融机构要大力发展可持续投资金融服务，养老金、保险等资产所有者要要将可持续投资原则纳入投资政策中，各类资管机构要运用专业优势，研发适合客户需求的可持续投资产品，不断提升在整体产品规模中的比重。三是要持续强化投资管理水平，优化策略，将可持续投资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相结合，进一步应用ESG整合、股东参与以及影响力投资，增强可持续投资的社会效应。

　　（三）加强金融工具创新

　　我国可持续投资发展时间不长，相关创新不足，不利于更广泛地动员社会资金。一是建立可持续投资创新平台，应用监管沙盒，鼓励各类创新。二是可以考虑引入更多国际上相对成熟的可持续投资金融工具，诸如气候债券、绩效挂钩债券、社会影响债券，丰富社会主体参与可持续投资的渠道。三是部分可持续发展领域还处于发展初期，风险控制难度较高，诸如气候投资等，有必要考虑引入风险分担机制，利用不同性质资金的风险承担和投资目标，建立混合投资模式，缓解私人资本投资顾虑，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四）推动第三方服务机构发展

　　我国可持续投资第三方服务机构还缺乏，并不利于此领域的健康发展。因此，建议一是鼓励第三方服务机构建立和发展，可以利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等优惠政策，给予一定税收优惠等方面的激励政策。二是加大对外开放，鼓励国际优秀的第三方服务机构，以建立分支机构或者设立合资机构的形势，在国内展业。三是探索建立监管和指导体系，逐步加强数据服务、ESG评级等重点类型服务机构的准入、资质和规范经营监管。

　　（五）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可持续投资涉及领域较广，专业能力要求较高，我国可持续投资专业人才较少，不利于提升可持续投资发展水平。因此，建议一是各机构应该加强可持续投资专业知识培训，建立研究团队或者讨论组，深化对于可持续投资的认知。二是探索在高校开设可持续投资专业或者相关课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三是借鉴现有职业考试经验，开发可持续投资资质认证机制，编制认证学习教材，形成持续学习机制，做到投资经理等重点岗位需要持证上岗。

　　(本文作者介绍：FRM，某信托公司资深研究员，专著《资管新时代与信托公司转型》，曾在《上海证券报》《金融时报》等刊物发表各类研究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