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按语：自2014年研究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下行以来，笔者主要的研究工作先后有这样一些部分：人口增长和流动受到干预造成经济增长下行、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奇迹来源、体制扭曲经济增长需求不足、二元体制经济自然低速增长、继续体制改革与加速经济增长、未来二元资产体制债务及货币不稳定。至今对这些工作内容的创新、弯路、瑕疵和纠正等过程，需要总结一下。今天发出二元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研究工作说明之一
1．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奇迹的来源
我对中国经济增长研究领域并不十分熟悉。先是急于想找到推动中国体制改革与经济理想增长之间现成的数理关系，再据此提出谋求经济中高速度增长的方案。但也可能是笔者阅读文献不足，少有这样的现成的模型。后来自己觉得，不把中国1978年以来，生产投入水平大幅度下降情况下，经济增长却出现高增长奇迹的内在关系讲清楚，对于未来中国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数理关系的建立，就没有启示。
1.1 改革开放以来TFP的快速增长
观察历史数据，中国1957到1997年，年平均投资增长幅度很大，就业劳动力也快速增长，但按照麦迪森的核算，以及国内统计（今年初调整前的数据），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不到5%。但改革开放以来到2018年平均投资增长水平大幅度下降，就业劳动力增长放缓，GDP年平均增长却高达9.5%左右。笔者在浏览亚洲生产率组织有关数据时，1971—197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平均为负的2%，而1978—2018年为3.49%。其结果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投入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多得的增长来源于生产率的提高。
1.1.1 明确二元体制国家改革TFP的存在
按照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的解释，这些多得的增长，来源于教育知识进展、人力资本积累、生产技术进步、装备技术水平提高、工艺技术改进等，即广义技术进步。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如1980到1985年的生产率提高主要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吗？显然不是。农业领域各类产品在土地和劳动力投入大幅度减少，工业领域装备和工艺技术水平没有提高、设备厂房和劳动力没有明显进步的情况下，产量却大幅度增加。只能说明，多得的增长来源于改革解放了生产力。
那么，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核算余值中，究竟多少来自于改革，多少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也就是对改革TFP部分进行内生的分解和计算。至今我也没有想出好的办法。
只是在观察各方面研究的各主要经济国家TFP增长数据时，其长达50或者70年中平均在0.7%到1.1%之间，并且没有发现大幅度J型增长的经验数据。这使我原来创新可以在短周期中使经济获得J型增长新潜能的固有看法，发生了动摇。期间看到琼斯和菲斯佩奇的文献，他们发现，研发人员向右向上的投入曲线，并没有带来TFP曲线向右向上的增长，而且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实际是一条变动平缓的曲线。从佩恩表上看，甚至是平行于横轴和略微下行的曲线。很有意思的是，在佩恩表数据库中，中国1978—2018年的TFP平均增长率只有0.71%。
那么，中国1978年—2018年广义技术进步TFP平均增长是多少呢？我认为可以在0.7%到1.2%之间猜测，感觉可能在0.8%左右较为合适。这样，亚洲生产率组织计算的年平均3.49%中，2.69%来自体制改革对生产力的释放。当然，这只是实践的感觉，并不是科学的论证。
我也希望中国学者和经济学界学生们对TFP在广义技术进步与改革释放生产力的分解方面，通过中国大量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找到有关参数和形成科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学的进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1.2 住宅资产化改革零到市场价溢值TFP
如果简单顺着生产函数要素投入不变情况下额外产出增长是由要素生产率提高而获得思路，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奇迹，还是有缺陷。中国经济实际上有两个转型：一是从自然经济向现代经济发展，二是从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改革除了解放要素生产力以外，使土地和房屋，从无价值的自然经济和计划体制中的资源、产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向可以市场交易的商品，发生了零到市场价溢值和经济财富化增长。
当然，资产财富化与财富零到市场价溢值变现是两个概念。前者表明改革后我拥有多少价值的房屋财富，后者在市场上交易使资产获得了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收益。发生了购买资产者支出、出售资产者收入，生产法上以各种方式计入了GDP。笔者将中国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后交易、建设拆迁、城镇大棚房改造等住宅货币和商品化安置，发生的零或房改价到市场价溢值，归入资产化改革零到市场价溢值形成的TFP。
因此，总TFP减去广义技术进步TFP为改革TFP，而总改革TFP减去资产化改革TFP就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所获得的TFP。
1.2 最大的经济增长潜能来自于土地资产化改革
土地也一样，在自然经济和计划体制中，也是无价格的资源和生产资料。20世纪90年代土地有偿出让试点，到后期和21世纪初大规模土地市场化出让改革，也使土地从资源和生产资料变成资产，其交易发生了零到市场价的溢值。
那么，是不是将这种土地资产化零到市场价格溢值也归于TFP呢？笔者认为，其不应该在TFP中进行核算。理由是：一部分工厂、商业设施和经营性办公楼土地与建筑物不分，进入了固定资产；每年土地零到市场价交易额较大，支出法上土地需要者进行了购买，收入法上进入了地方政府收入（目前可能是以居民自己住宅虚拟支出和收入一笔房租的方式进入了GDP。但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是，城镇房屋价格中最大项的土地并不为居民所有，实际上土地出让金是一种居民交纳70年的地租，应当由居民虚拟支出一笔房租，而地方政府收到地租来进行平衡。否则会发生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虚高的情况。）。而从生产法上，零到市场价格溢值的土地交易出让金，以房地产行业（1998前基本上没有房地产公司，2020其行业增加值为GDP的7.2%）增加值和金融机构增加值（2005年为GDP的4.0%，2021年为8.2%）的一部分，还有土地和建筑物不分的工商企业一部分利润、折旧和租金，以及居民自己给自己产权及居住的住宅虚拟交纳和收入一笔房租的方式，综合核算中实际已经进入了GDP。
而且，将土地出让金、债务和货币与建筑金融房地产等行业GDP之间进行回归，土地资产化、债务化和货币化过程，与GDP的增长相关程度非常高。
2．符合实际地归纳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核算模型
综合这部分分析，如果没有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没有城镇住宅和出让土地资产化改革，就不可能有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可以用归纳法在学理上综合总结中国二元体制改革转轨与GDP高增长奇迹的内生数理关系。
团队正在将整个改革与增长的数理计算系统化，以便在大规模计算推演全国和各地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和设计解决方案时应用。笔者在以前的一些工作中，研究不细。在此期间，发现大的创新思路没有问题，但有的算式有一定的瑕疵。也欢迎学者们拍砖，指出谬误，加以改进。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宋源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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