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将较细致地刻画中国过去经济成就的来源，符合国情和体制地提出分析中国经济的逻辑和方法，较深入地观察未来还有没有增长潜能，并推演未来中高速增长的前景等等，发表7篇短文。今天发表《以市场化改革稳定增长速度把中国建设得更好》专栏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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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1．之二引言
前面之一中已述，中国1957—1977年，投资和就业分别年平均增长率42.15%和2.64%，GDP增长5.5%。1978年到2021年，投资和就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28%和1.50%，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年平均增长率在比改革开放前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GDP年平均增长率却高达9.42%。中国创造了世界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
那么，奇迹源自哪里？从现代经济学库中找不到一个现成的模型阐述明白和刻画清楚。绝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改革开放。但是，定型描述的较多，改革与增长数理关系分析罕见；有改革前后增长比较法分析，却陷于因果输入输出黑箱显示方法。
现代经济学中成熟分析描述经济增长的有：市场竞争经济体制的索洛模型，二元结构转型经济体的刘易斯和乔根森等模型，国家干预凯恩斯主义的哈罗德—多玛模型。然而，中国与前苏联和中东欧从计划向市场五年内瞬时体制转轨国家不一样的是，采取了渐近改革的方式，中国是一个转轨了45年还没有完成转轨的二元体制特长周期的经济体。其1978年到2021年经济增长的来源，无法以现代经济学库中的这三大类模型去进行准确的刻画和描述。
那么，为什么要耗费精力去思考其逻辑和想一些方法较为精准地刻画和描述清楚过去经济增长的来源？因为这不仅帮助我们较清晰和靠谱地解释我们过去辉煌改革开放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温故而知新，总结历史给我们以启示，去心中有数地谋划、部署和实施未来改革与增长较为正确的方案。
解释过去增长奇迹，从方法上讲，是一种对国民经济增长源泉的核算。中国1978年以来，一直是一个二元体制转轨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改革对经济增长潜能的释放。因而，前述应用于发达市场经济体、二元结构转型经济体的增长模型都无法用于其核算。笔者研究的过程，是先一部分一部分地找出投入以外获得的增长，再总结和形成中国二元体制经济体过去经济增长的核算模型。
2．1978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源于市场化改革
一国产出增长速度决定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速度和在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要素产出水平的提高。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将这种投入量不变，产出量却因生产率提高而增加的部分，称之为“额外”所得余值或全要素生产率，简称为TFP（下同）。一般的现代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其来源于教育普及深化、知识进展、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新技术装备化和产业化等，因此，也称之为广义技术进步TFP。
2.1 二元体制高增长主要来源于创新是一个幻觉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上个10年中后期开始放缓后，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加快经济增长，可以把增长趋势变为J型，最重要的是要依靠创新为中心的广义技术进步。那时，我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近几年阅读有关文献、观察各大经济体数据和比较中外TFP增长，笔者发现这是一种教科书上绝对正确和中国实际中可能有误的片面思维。
琼斯用欧美的历史数据分析，质疑研发人员指数性投入会使TFP呈J型增长的看法，菲斯佩奇认为，从各国TFP增长看是一条平缓的曲线。1971到2018四十八年的时间，就许多生产率计算的文献综合和历史数据观察，发达和后工业化主要国家的TFP增长率平均在0.8%到1.1%之间。笔者观察，各国TFP增长上下波动很小，几乎与横轴平行。为了与中国同比，1978—2018年间，美英德法四国年平均TFP增长率分别为0.9%、0.93%、0.86和0.94%；亚洲生产率组织计算日本和韩国TFP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04%和0.79%，而其计算中国TFP的增长率年平均高达3.49%。而其计算1971到1977年，中国TFP年平均增长率却为负的2.04%。
为什么20世纪 70年代至今各主要经济体TFP增长率经验数据在1%上下波动，并没有如广义技术进步会促进经济增长曲线向右上倾斜甚至指数性增长变动？（1）工业化进入中后期，或者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大规模物质需求和生产的时代趋于或者已经结束，一项技术创新再推动物质大规模生产和财富强劲新增长的场景逐步消失；（2）新的技术不仅创造新的劳动者工作岗位和资本机会，也会颠覆和替代掉更多劳动者工作和投资者及企业家投资的机会；（3）信息、数字和智能进步，不仅创造新的GDP，也会因节约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土地投入和运输及交易投入，节约掉一些传统的GDP。
因此，就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解释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期科学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和日韩差距很大，创新能力很弱。认为投入以外的高增长由广义技术进步获得，没有人力资本积累和突破性技术创新支撑的逻辑依据。二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同样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除了技术含量并不高的房地产兴起一波高增长外，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而，创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在逻辑上也难以成立。
而对中国未来支撑经济增长速度，期盼于人力资本积累和质量提高，以及技术进步和创新，会使GDP呈J型增长，也可能是一个希望非常渺茫的小概率事件。
2.2 1978年以来TFP的70%来自于大力度改革开放
一个从一元计划经济走向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其向市场经济国家的转轨形成生产力的释放，也即改革会获得全要素生产率。1978年以来，中国的技术进步和技术产业化的创新能力高于欧美日韩吗？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二元体制国家存在着体制扭曲，造成体制性的要素剩余和资产剩余，导致产出损失。当进行体制改革时，体制扭曲被纠正，体制性扭曲所禁锢的这些剩余要素和资产其生产力和价值等内在的潜能得到释放，增加了产出和促进了经济增长。这就是为什么二元体制存在改革TFP的原因。
数据来源：亚洲生产率组织（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一方面，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教育、科学和技术的春天；而体制改革使广义技术进步推动增长的功能正常得到了发挥，笔者这里将中国广义技术进步TFP年平均增长率乐观地确定为1%。
另一方面，没有体制改革，也就没有亿万人民和千万家企业的积极性，如1971到1977年TFP负增长2.01%；而1978年到2018年TF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49%，其中的改革TFP的增长速度为2.49%。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41年中，改革和创新形成的TFP增长占GDP增长的36.70%，其中改革TFP增长占GDP增长的26.18%。
2.3 产品要素市场化和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TFP增长
改革TFP，首先是要素从计划配置向市场化配置改革释放要素生产力获得的。1978—1997年，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TFP增长占这一时期总经济增长的28.67%。承认个人和企业经济利益、发展市场竞争主体、价格市场双轨制、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改革，纠正体制扭曲，释放经济活力，解放生产力，GDP年均增长率为10.05%，TFP年均增长率为3.87%，TFP年均增长率占GDP年均增长率的38.51%；而产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TFP年均增长率为2.87%，占总TFP增长率的74.16%。
中国改革TFP的另一重要来源，是城镇住宅从实物分配和生活资料改革为货币分配和资产，从其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理由是，二元体制转型的特征，是原有土地房屋等从无价格的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向有价格的资产转变，其深刻影响国内经济的是其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这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中不会发生，只是转轨国家土地房屋价值在市场化转轨改革中的一种特殊释放。
分析和计算1998到2018年的数据，发现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TFP增长占GDP增长的14.89%，而要素市场化改革降低为8.67%。从经济市场化、货币化和财富化过程看，城镇住宅从计划经济体制不可交易的生活资料，通过市场化改革和货币化转变为可交易的市场经济中的财富，其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是二元体制经济体TFP的另一个特殊和重要的来源。这一期间，GDP年均增长9%。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3.13%，其中广义技术进步TFP年均增长为1%，改革TFP年均增长2.13%。改革TFP增长的结构为，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使TFP年均增长1.34%，要素市场化TFP年均增长下降为0.79%。
笔者将改革TFP来源从结构上归于两部分：一是产品市场化销售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了投入要素的生产率水平，二是城镇住宅商品化和货币化改革，其从无价格的生活资料变成有价格的资产，当其发生实物与货币的交易时，发生了零到市场价的变现和溢值。
3．土地资产化是1998年以来经济增长潜能的最大来源
然而，改革开放后期，中国发生资产大规模价格溢值，是源源不断农村零价格土地向城市转移，并且在建设用地市场上的出让。学理上看，如果将其也计入TFP，则中国全要素生产率部分可能会占到GDP的7%到9%。从国民经济核算方面，将如此巨额的一部分，算成是“余值”，在收入法、支出法和生产法三方面无法平衡。而从今年国家统计局网站有关数据的调整看，笔者认为实际上已经计入了GDP。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将土地看成是自然经济中的资源或者计划经济中无价值的生产资料，如果没有土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的改革，根本就不可能有21世纪中国房地产、金融和建筑等三大行业对经济增长的强劲推动。
虽然对土地和房屋的价格上涨太快有很多诟病，但土地从无价值的资源和生产资料，向可交易和有价值的资产化改革，其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潜能的最大来源。从房地产业增加值从无到占GDP比例越来越大，其通过购买土地方的支出、地方政府的收入和资本利润、物业租金和居民自己房屋给自己虚拟交纳房租核算方式计入了GDP。并且，房地产行业和居民按揭贷款向银行等机构所交的利息，也成为金融行业增加值的一部分。
1998—2018年间，土地由无偿划拨改革为有偿出让，从无价格的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变为资产，其从零到市场价溢值占GDP的比例从1998年的1.17%上升到2018年的7.75%，累积形成的增加值占这一时期GDP累积额的5.38%。同时，房地产、金融和建筑业增加值占GDP和比例从1997年的1.7%、5.2%和5.8%分别上升到2018年的7.1%、7.7%和7.0%，使这三大与土地和建房有关行业的增加值从占GDP的12.7%上升到21.8%。
国家统计局网站20世纪90年代后期，土地从没有价格的资源和生产资料划拨向有价有偿出让改革，土地先是协议出让转变到21世纪初的土地挂牌、招标和竞价拍卖，伴随出让土地和城镇住宅的货币化、资产化和财富化，催生和扩张了房地产为主，包括金融和建筑业的快速和繁荣发展。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建设用地投入和出让土地零到市场价溢值，分配方面进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项下；支出方面企业向地方政府交纳了购买土地款；生产方面可以以银行收取有关贷款利息、企业土地与建筑物不分的折旧和利润、住宅厂房商业楼租金、按国际核算规则居民自有住宅给自己虚交房租等计算其产出。
总之，如果没有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城镇住宅和农村土地资产化改革，就不可能有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我们根据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来源的各数据结构，形成了刻画和说明中国经济奇迹的核算型模型。
4． 本文的对策含义
未来15年，投资和就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可能变化到3.5%和-1.1%，与1978年前相比，经济增长的下行的投入压力要大得多。怎么办？对于中国四十余年高增长的经济奇迹，如果我们能够在学理上把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分析清楚：就可以继续朝着被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次，并证明是实现未来经济中高速增长可行、成功和正确的道路，大力度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来释放生产潜能和财富价值，结果可能如1978年时一样，扭转增长下行的压力，促成再一次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首先，中国目前的要素配置仍然存在着二元体制扭曲，国民经济中存在大量的体制扭曲性剩余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如果同过去一样，设计、安排和落实大力度的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释放其生产潜能，将会形成又一波倒V型的经济增长。
其次，城乡，特别是农村大量的土地和房屋，仍然是资源和没有价值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如果在土地集体所有和国有不变的前提下，坚决推进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资产化改革，其零到市场价格的货币和财富溢值，将会形成未来十几年中稳定而平缓但贡献较大的增长潜能。
未来坚决从计划行政和市场配置二元体制并存，朝着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并轨，进一步释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且改善收入分配、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我们必定会进入一个居民富裕、社会繁荣和国家强盛的时代。
笔者论文见“经济增长：要素市场化效率与土地和住宅资产化溢值——基于二元体制改革视角对中国增长奇迹的一种解释”，《财经问题研究》2021年3月9日首发于中国知网。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余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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