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改革与增长的数理逻辑及未来增长5.5%左右的仿真估计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今天在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实验室2022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和研讨会上，报告一下我们这几年关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内容。并解释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数理逻辑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同时也发布一些数据结果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我讲四个方面。第一，二元体制的学理逻辑；第二，经济奇迹和增长核算；第三，中国二元体制下的自然经济低增长速度；第四，未来大力度改革与重大发展举措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仿真估算。

　　一、二元体制的数理逻辑

　　改革与经济增长的数理逻辑关系。目前现代经济学的模型数理有经济发展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及其一直到乔根森的模型；有市场经济新古典主义的索罗模型，还有凯恩斯主义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等。而如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怎么去计算，过去大多数的文献都是定性的猜测，还有一些文献用改革前和改革后数据对比的方法，实际不是内生变量分析的方法。

　　首先将分析的客体进行分类。比如说，有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经济、转轨国家经济。但是，转轨国家要说的是前苏联和中东欧这些原来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五年左右就从计划经济转型到了市场经济。一个五年时间的体制转型，都是萨克斯等设计的改革方案。而去总结改革会带来多少经济增长的模型，在时间上不足够长，实践上也似乎没有必要。而中国二元体制转轨，是一个已经进行了近45年，而且还没有结束的特长周期的转型过程。

　　比如说发展中国家从经济落后到发达的历程，可能40年，也可能80年。是结构转型的发展经济体。因此形成有专门的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二元体制，表现为计划配置和市场调节，竞争主体和非竞争主体竞争，人口城乡分割管理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市场价格与价格管制，市场化信贷和所有制歧视，土地计划与市场拍卖。

　　原来我们想建立和建设一个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高度一致的计划配置和产品生产的经济和社会，力图取消商品和市场，进行计划管理。30年实践证明，资源配置并没有按比例，生产建设低效率，技术进步缺乏动力。1978年开始，我们进行产品计划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

　　我们先承认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有着不同主体的利益。这形成了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和劳动者主体。逐步放开了市场，有了经济主体间的竞争。然而，因渐近转轨，二元体制长期并存，体制扭曲成为常态。一些体制扭曲，可以通过竞争主体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而加以纠正。如农村土地要素不能市场化配置，但是通过农民和乡镇企业在自己承包耕地和乡镇企业生产，产品可以市场化销售，实际上其劳动和土地实现了市场化，获得了劳动力的务工和土地的地租收入。

　　然而，一些扭曲是无法由竞争主体纠正的。如户籍管制不让购买住房和子女不能就学等，劳动力无法最优配置；如信贷歧视，竞争性效率高企业得到资金成本高或者配额少，而非竞争性低效率企业得到资金成本低和配额多；如建设用地要素农村创业者得不到，民营企业获得难度大等。一些土地的计划、规划、用途管制和各类审批管理，阻碍土地要素的市场优化配置。

　　于是，二元体制经济中，既存在着许多市场竞争性的标准值，也存在着非市场的扭曲值。比如，2020年竞争性民营企业资本利润率约5%，而国营企业权益资本盈利率只有1.64%；比如说劳动力农业就业率，在人均GDP12000美元的经济体，一般是在12%左右，我们是24%。诸如此类，我们可列出很多。

　　对于市场竞争性值与非市场扭曲值，我们可以求出二者之间的扭曲差，可以称之为二元体制扭曲差值。在二元体制改革与经济产出增长之间数理关系方面，体制性扭曲差值是一个最为关键的内生变量。其实我们天天观察和感觉到市场竞争和非市场体制间的这种差别，但是忽视了它成为关键经济变量的重大学理意义。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体制扭曲差值，计算出各种生产能力的闲置浪费，求出要素和资产剩余数量，收入和消费缺损，也即体制扭曲性要素、资产和消费剩余。从反事实法可以计算扭曲的损失，从还原法可以估算改革可以获得的生产力潜能。

　　二、改革TFP和土地零到市场价溢值直接计入GDP

　　我们的研究还有三个重要的研究结论。一是发现存在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下同）和体制改革全要素生产率之分。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广义技术进步是加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潜能。我们发现从1971年一直到现在的TFP增长，欧美日韩这些市场经济国家的全要素生产，年平均增长率几乎稳定在0.8%到1%之间。后来我们看到琼斯和菲斯佩奇所著两篇经典的论文，他们研究发现TFP增长从长周期来看，上下波动幅度较小，较为平缓。几乎是一个平行于横轴的曲线。如琼斯研究欧洲和美国研发人员投入是向上向右倾斜的一条曲线，然而TFP增长曲线则是向右平行的曲线。也就是说你可以进行指数性的投入，但并不会带来指数性的增长。

　　但是，我们国家发现TFP增长在三个改革力度非常大的时期，都呈倒V型较大幅度。而且最高的TFP年增长率到了8%左右，这是不可思议的。1971-2018年的亚洲生产率组织的数据，1971-1977年中国TFP增长年平均是负2%。但是1978年到2018年，中国年平均增长率是3.49%。这肯定是改革获得的。即使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义技术进步TFP年平均增长速度乐观地确定为1%，则其他的2.49%则是体制改革获得的。

　　二是体制改革TFP也有所区分，一类是要素市场配置化改革TFP，另一类是城镇住宅零到市场价溢值形成的TFP。对此，在今年4月知网首发《财经问题研究》刊登的“经济增长：要素市场化效率与土地和住宅资产化溢值——基于二元体制改革视角对中国增长奇迹的一种解释”一文中详细进行了分析。

　　三是土地资产化改革零到市场价溢值直接进入了GDP核算。我们看国家统计局1978年到2018年，建筑金融房地产三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扩张了12.5%。然而，制造业和农业增加值比例一直是收缩的。因此，增长的源泉是土地房屋的货币化、债务化和财富化。特别是土地，支出法上企业支付了购地款；分配法上地方政府获得了土地出让金；生产法方面，建筑土地不分成为资本利润，房屋和工商物业获得出租租金，按核算国际规则居民自己所有的住宅给自己虚拟收取并支出一笔房租。

　　因此，解释中国过去经济增长奇迹，需要总结核算型数理模型。

　　计算总GDP增长速度和TFP增长速度，假设广义技术进步TFP是一个常量，我们假定是1%，总的GDP增长减去广义技术进步就是改革TFP的增长。1978到1997年，改革TFP几乎全部来自于要素市场化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1998年及以后，除了要素市场化改革TFP外，还有城镇住宅改革零到市场价溢值TFP；而很比例的土地零到市场价溢值，则直接核算计入了GDP。

　　如三次大力度改革的GDP和TFP的高增长为：1978年到1985年均GDP增长了11.06%，但是TFP年均增长了5.57%，TFP增长贡献占了50%多。1991-1995年，GDP年均增长12.28%，TFP年均增长6.20%，也是占50%。2001-2008年这几年GDP年均增长10.83%，TFP是4.46%，占41%，降下来了一点。但是改革TFP的比例，把改革TFP分几块，红的是要素和效率提高的TFP，资产一直是缓慢的释放。

　　三、二元体制自然经济低速增长

　　我们研究还发现市场经济国家和二元体制国家有着不同自然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潜能。市场经济国家增长潜能主要来自于扩张性经济政策对流动性不足的刺激和释放，二元体制增长潜能主要来自于改革对体制禁锢生产力的放松和剩余的释放。这是一个本质性的差别，市场经济发展体制，经济自然增长的区别是什么？二元体制的经济潜在增长速度是体制改革外部推动实现的；一元市场体制国家是政策调节，但经济增长动力内生获得。所以要想达到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二元体制国家更重要的改革，而不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关于人口生育管制的经济后果，人口自然增长滞后20年影响经济增长的变动关系，我发表过两篇学术论文。如将1973年到1996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与1993年到2016年GDP的增长率因变量进行回归，相关度弥合度很高。形成了一个回归模型。我们用其代入2002年到2015年数据推测2022年到2035年的经济增长，得出了年均GDP增长2.8%左右的结果。

　　2011年到2021年就业平均增长是负0.18%，投资平均增长平均6.92%，GDP平均增长也是6.92%，如果按照这个来算，2022年到2035年就业可能平均负增长1.11%，因为人口是一个定数，投资增长平均3.5%，GDP平均自然增长速度则会是2.5%。我们用生产函数也进行了估算，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大概在1.5%到3%之间的，中位数是2.5%。

　　四、经济体制改革还会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

　　温故而知新。改革前1957年到1997年期间，投资平均增长率是42%，就业平均增长2.62%，GDP平均增长是5.5%。改革以来，1978-2018年投资平均增长率22%，比没有改革前降低了一半，就业平均增长是2%。但是我们在投入下降幅度这么大的情况下，GDP年平均增长率多出了4个百分点。这是哪里来的？其实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所获。

　　对未来大力度改革与重大发展举措经济增长的仿真估算。一是先计算二元体制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包含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二是农村住宅和宅地资产化零到市场价溢值TFP；三是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进一步市场化配置改革对剩余盘活的释放，实际是体制性各类剩余要素的再投入；四是城乡，特别是农村土地的资产化改革，土地资产化零到市场价溢值，用核算三法平衡计入GDP；五是重大发展举措，调节水资源分布，增加可利用土地要素投入。

　　因此，在解释过去经济奇迹时，我们用的是核算模型，重点是计算改革TFP和土地资产化零到市场价溢值直接计入GDP的核算。而在预测和展望时，我们建立的是未来变动的仿真模型。需要指出的是，要符合中国二元体制改革实际，必须对索洛增长模型进行改造：1、回归古典模型，增加土地变量。因为一是要将体制扭曲性闲置剩余的土地要素通过改革释放再投入；二是土地零到市场价溢值需要按照维塞尔要素生产力贡献作为地租计入；三是如果国土开发利用率低，还可增加可利用土地，则可将土地的垂直借给曲线改变成向右上倾斜的曲线。2、对于农村住宅，如果其进行资产化改革，其从零到市场价溢值贡献，还是应当计入TFP核算之中。3、与前面经济奇迹解释不一样的是，由于扭曲差值可以计算出各要素的数量，在回归古典的仿真增长模型投入变量中，既有每年实际增加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也有改革盘活体制性剩余要素数量。其生产结果不再以TFP的形式体现。

　　我们还是像前三次一样，来第四次大力度的改革，猛推一下，GDP未来的速度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二元体制扭曲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大概是平均2.5%的曲线。如果采取重大改革和发展举措，就像1978年以后三次大改革时的局面，GDP增长会有一次大的倒V型波动。我们分解，未来要素市场化改革，比如说户籍管制及其相关体制全面放开，国有企业以效率为导向深化改革，信贷和资本市场公平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GDP增长率曲线就是倒V型形状。而农村房屋的资产化和土地资产化改革，其零到市场价溢值，由于是连续和较平均交易释放的过程，即增加值增长就是两条平缓的增长曲线。

　　结果就是2035年前的阶段，GDP年平均增长潜能，要素市场化改革是1.4%，农村和城乡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1.6%左右，实施调水增地重大发展举措还可获得0.5%左右，假定自然经济增长速度中包括广义技术进步年平均增长率为1%左右，而顺其自然的经济增长速度为1.5%-2.5%之间，总的经济增长速度趋势可在5%-6%之间，可以实现GDP翻两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和初步建成现代化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今天出席发布和研讨会的有李雪松所长、王远鸿副主任、杨晓光副所长和王维国副校长，都是资深的数量经济学家。我们的二元体制数理逻辑，只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框架，需要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还需要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完善。谢谢大家。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