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温彬（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冯柏（中国民生银行研究员）
今年，全球疫情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发达国家货币政策预期加快收紧，国际经济环境更趋复杂严峻。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近期，一系列稳增长政策陆续出台实施，但政策效果如何、市场预期是否好转、经济能否企稳等问题仍有待于观察和检验。为此，本文对2022年主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宏观政策进行前瞻性分析，并提出预测依据和建议。
经济增长有望达到5.5%左右
对于今年中国经济增速，目前国内市场机构预测值主要集中在5%-6%之间。本文认为，5.5%左右是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底线目标，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从必要性上看，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中长期来看，实现2035年“经济总量再迈上新的大台阶”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作为支撑。从短期来看，合理的经济增长水平也是实现新增就业、居民收入、国际收支平衡、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等目标的保障。
从可行性上看，我国经济基础较牢，韧性较强，近期各方面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陆续出台实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企稳迹象，虽然需求仍显疲弱，但供给冲击缓解，预期逐渐好转，随着更多稳增长政策落地并发挥效果，经济增长仍有望增长5.5%左右。另一方面，部分省区已经公布了今年政府工作目标，主要集中在5%-9%区间。如果按照这些省区去年实现的经济规模加权平均计算，得到的平均增速为6.1%，即使扣除统计核算中全国与地区之和间的差异因素，全国经济增长仍有望达到5.5%左右。此外，为了保障就业、收入等其他目标的实现，部分地区也在经济增长目标中提出了尽可能争取更好结果，预示着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速。
物价CPI涨幅或在3%左右
通胀水平影响货币政策调控，进一步对经济走势产生影响。建议今年的CPI涨幅目标定为3%左右，主要有以下考虑：
温和的通胀水平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从近五年CPI涨幅目标上看，2017年以来CPI涨幅多定为3%左右。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宏观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上影响CPI较显著的猪肉价格处于上升周期，当年CPI涨幅目标定为了3.5%左右，当年CPI涨幅为2.5%。2021年，由于基数效应较强、猪肉价格回落等影响，CPI涨幅目标重回疫情之前的3%左右。由此可见，3%左右的CPI增长目标，是一个相对适宜的增速水平。
去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起全球通胀预期升温，我国PPI也创下了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新高，然而在食品价格回落的影响下，CPI持续回落，价格上涨从上游向下游的传导并不顺畅。就今年而言，一些发达国家的通胀仍在持续，但货币政策收紧已成定局。供需矛盾、地缘政治等因素仍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波动，但在去年价格快速上涨之后，今年大宗商品价格整体有望企稳。在高基数下，我国PPI涨幅将回落，但非食品价格有望继续向CPI传导、猪周期可能向上开启、2021年基数效应较低等，都会对CPI形成向上压力。综合考虑各主要因素，通胀水平预计仍将保持温和可控，CPI涨幅3%左右的目标应该可控。
国际收支维持基本平衡
近五年来，对国际收支目标的表述均为“基本平衡”，建议今年仍然延续这一目标。但在维护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过程中，要重点关注如下影响：
一是国际贸易的影响。今年，我国出口增速预计会回落。一方面，2021年，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金额增长30.1%，贸易差额达到676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今年形成了较高基数。另一方面，随着主要国家经济的复苏，供应链和生产能力逐渐恢复，对我国出口订单将产生分流效应。此外，随着发达国家刺激政策逐渐退出，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外需回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对我国出口的拉动。总体上看，今年我国出口形势大概率不如2021年。因此，建议今年加大力度稳外贸，努力实现进出口增速保持基本稳定，并不断提升质量。
二是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国际证券投资持续流入，北向资金较大规模流入，2021年累计净流入4321.7亿元，年末境外机构持有的债券总量超过4万亿元。目前，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预期加快，中美十年期国债利差已经收窄至不足100BP。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收紧，国际资本流动或将回流美国，对国际收支平衡、金融稳定等都将形成影响。
单位GDP能耗有望降低3%左右
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传统能耗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逐渐提速，国家也要求各地区将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增加考核权重，加强指标约束。在这种背景下，能耗“双控”指标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但去年，有部分省份为完成能耗双控目标，实施了不合理的拉闸限电等举措，对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和经济平稳运行形成一定冲击。2021年中央经济会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双碳”目标，但不可毕其功于一役，必须科学考核，有序推进。基于此，我们认为今年的能耗下降目标不宜提高，宜保持为3%的强度，主要有以下考虑：
一方面，实现“十四五”时期绿色生态约束性目标和碳达峰、碳中和远期目标，需要持续降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我国“十四五”期间提出了单位GDP能源消耗累计降低13.5%的约束性目标，平均每年要降低2.7%。从近五年能耗强度目标上看，仅较早的2017年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4%以上，2020年制定的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排放量继续下降的定性目标，其余年份均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因此3%左右的水平基本符合我国当前的发展实际。
另一方面，要有序提升能耗压降指标。从去年的实际情况看，部分省份实现能耗双控目标仍然存在压力，今年也可能面临同样情形，能源供给问题、能耗压降压力大等依然可能对经济活动形成扰动。要充分认识到绿色发展目标的实现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要有序实施能耗压降。特别是在绿色发展开始提速的初期阶段，市场主体的适应过程也需要一定时间，同时考虑今年的稳增长任务，因此，建议保持3%的能耗压降目标，待到相关政策更加完善、市场主体更加适应新的绿色发展方式后，再有序加速提升能耗压降目标。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与上年会议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更加强调了“精准”。今年财政政策积极的方式需由总量调控向结构优化转变，主要原因在于，在一些地方政府债务约束和负担较重、部分地区财政吃紧的形势下，财政政策积极的方式需转向结构优化，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具有显著社会效益领域的精准支持力度，提升政策质效。
一是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支持稳增长。当前，经济增长面临挑战，稳投资、保就业、保收入等需要财政政策加大支持力度。预计今年财政赤字率不会过快回落，持平于去年的3.2%或略有降低。考虑到去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节奏靠后，有部分资金结转到今年使用，预计今年新增专项债额度比去年小幅回落至3.5万亿元左右。
二是加大对保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2016-2020年我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2021年约1.1万亿元，取得了积极成效。今年或将会继续实施已经出台的降费政策，并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早推出、早见效。
三是加大对扩大内需的支持力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加大力度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加大对就业、生育、养老、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支持力度，确保社会政策兜住民生底线。在调节收入分配中发挥积极作用，提振消费能力和意愿。
四是持续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按照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严肃财经纪律。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这是财政政策提升效能和保持财政可持续性的必然要求。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对货币政策的提法回到了2019年末会议时提出的“灵活适度”，当时经济同样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因此，会议对货币政策的部署，实际上隐含了加大对稳增长的支持力度。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连续两次全面降准，下调支小再贷款利率，下调7天逆回购和1年期MLF利率，引导LPR两次累计下调15个基点，新增3000亿元支小再贷款和2000亿元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应该说总量和结构政策协调发力，对于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年1月，金融数据超出市场预期，新增人民币贷款、新增社融均创单月统计新高，体现了宏观政策靠前发力支持稳增长。但也要看到，居民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新增规模都少于去年同期，反映出消费需求仍然不足。下一阶段，货币政策要把握好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前的时间窗口，继续用好总量和结构手段，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适时采取降准、降息、增强人民币弹性等方式，进一步提振总需求，增强市场主体信心。
一是适时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8.4%，仍有一定的下调空间和必要。通过降准释放长期流动性，鼓励金融机构在加大信贷投放的同时，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另外，当前财政政策加快发力，降准释放长期资金也有助于金融机构配置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降低财政融资成本和债务风险。
二是下调政策利率。降低逆回购、MLF等政策利率，不仅会降低金融机构从央行获取资金的成本，从而引导LPR下降，而且政策利率中枢下调，有助于引导广谱利率水平下降，从而鼓励投资和消费。
三是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近期在美联储加快收紧货币政策预期影响下，美债收益率快速走高，中美利差不足100个基点，但人民币汇率走势仍然较强。在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下，适度贬值有助于提升出口竞争力，也会更有利于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和实体经济发展。
本文原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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