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的供给冲击有哪些，如何应对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滕泰 张海冰 徐治翔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这是“供给冲击”的概念首次进入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体系。如何认识和应对供给冲击的影响呢？

　　一、不同类型的供给冲击

　　第一类是原材料供给冲击，是由于突发性因素或长期因素造成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或供给不足。例如，疫情发生以后，由于疫情防控造成人员无法工作，导致一些矿山停产、减产，引发了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供给减少和价格暴涨。又如，欧洲因“减碳”步伐过快，造成火电、核电供给的迅速减少，给全球的能源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

　　第二类是劳动力供给冲击。包括因为疫情防控等原因实施的社会活动和交通禁令，将导致劳动者不能正常上班，形成的短期的劳动力供给冲击；或老龄化、少子化、收入结构变化导致的劳动意愿下降、政策因素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引发的中长期劳动力供给冲击。

　　还有一类供给冲击是供应链冲击。例如由于美国政府的政策禁令而导致了芯片等重要商品断供的供给冲击，就给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影响。又比如美国因为港口装卸效率低下以及人手短缺，导致进口产品不能及时卸货而形成的供应链冲击。

　　短期的供给冲击会在较短时间内恢复正常，不大可能对一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真正值得重视的是那些还有可能长期化的供给冲击。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同时也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产生了对能源、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同时也导致中国多种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过高。例如铜精矿对外依存度超过85%，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超过80%，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铝土矿对外依存度接近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2%。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这些初级产品供给冲击的长期化有足够的重视。

　　与此同时，不仅日本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遭遇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中国也正在面临劳动力供给冲击的挑战，一方面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的确在让劳动力人群的增长速度减缓。从2014年开始，5岁-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就已经结束了正增长，且负增长的幅度在逐渐加大，到2020年，已经达到-9.58%的惊人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参与率也在缓慢下降，从2008到2019年，中国劳动人口参与率从71.88%下降到68.19%。[1]现在，即使开出的工资越来越高，工厂、餐厅和建筑工地却越来越难招到年轻人，保守估计，现在中国每年的劳动力缺口都在千万人以上。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20年里，中国逐渐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主要承担了中下游的加工生产环节，因此对中上游的高端零部件和原料等中间产品也产生了较高的依存度，例如中国芯片进口量大约占世界的1/4，是全球最大的芯片进口国。其他如航空发动机、重型燃气轮机、高端传感器、高端医疗设备和科研仪器等，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对外依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商品经常性出现供给冲击，可能对中国相关行业乃至整体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也要高度重视。

　　二、供给冲击对物价的影响

　　无论是原材料供给冲击、劳动力供给冲击还是供应链冲击，都会对物价造成影响。原材料供给冲击和劳动力供给冲击的第一波反应，往往都是上游原材料和工业产品的价格上涨，体现在经济指标上就是工业通胀率，即PPI指数上涨。而工业品价格上涨能否传导至消费品价格，则取决于原材料等成本占比系数、技术进步空间、生产者利润弹性、消费品行业竞争格局等很多因素。

　　例如2021年以来，中国铁矿石最大涨幅达到154%，带动钢材价格指数上涨181%，优质动力煤指数上涨了165.9%，有色金属价格指数上涨了191.6%，综合表现就是中国PPI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不断上涨，10月涨幅达到13.5%的高位，11月略有回落仍达到12.9%，给下游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成本压力。

　　实际上，各主要经济体的PPI指数都出现明显上行，在欧洲，由于能源价格暴涨，德国PPI指数也出现剧烈上涨，11月居然高达19.2%——这是自1951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加拿大10月PPI达到16.7%；在印度，11月PPI是14.23%；土耳其甚至达到了54.62%。

　　在正常情况下，从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到消费品价格上涨，也就是从PPI到CPI的传导，有一定的吸收机制。例如，无论是原材料成本还是劳动力成本，都只占了全部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只能带动一部分产品成本；同时，通过技术进步、提升劳动生产率，又可以对冲一部分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另外，如果消费品生产环节处于完全竞争甚至过度竞争的状态，生产商往往会通过牺牲利润来消化成本上涨压力，也不愿因为提价而丧失市场份额。还有就是，如果流通环节也存在效率提升和利润让渡的空间，那么也将构成吸收成本上涨压力的一道缓冲垫。

　　在十年前的中国经济中，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压力都是这么消化掉的，而十年后这些有吸收因素都已经大大减弱了，例如劳动力成本占比在上升，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空间大大减少，流通环节的电商红利和快递红利基本见顶，最重要的是，各生产环节的竞争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以往的完全竞争、过度竞争变成了寡头竞争甚至是寡头垄断，因此向下游传导成本压力的能力大大提升了。面对蔓延全球的原材料供给冲击和劳动力供给冲击，美国、欧洲的通货胀胀已经创下40年来的新高。

　　而供应链冲击对物价的影响也相当严重。例如美国对中国部分企业实施的半导体禁令导致芯片出现供应链冲击，导致国内路由器等通讯产品、安防产品等工业品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又例如，受疫情影响，美国肉类加工企业和物流运输环节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导致美国肉类供应减少，肉类价格不断上涨。2021年11月，美国牛肉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20.9%，以肉类为代表的食品价格是推动美国通胀上行的主要动力之一。

　　三、供给冲击对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的影响

　　供给冲击导致经济衰退，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历史上的石油危机，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大幅减产、对西方国家实施禁运和提高原油价格，导致1974年美国GDP出现-0.54%的负增长，日本GDP出现-1.23%的负增长。

　　供给冲击可能导致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供应短缺，也可能导致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价格上涨，这两种情况对产出的影响机理略有不同。

　　一般情况下，原材料的供给量和供给效率与产出总量呈现正相关关系，即供给量越多、供给效率越高对应的总产出越大。而供给成本与产出总量呈现负相关关系，在市场均衡条件下，当供给成本提高时，在原有价格水平和产品供给量的情况下，企业利润率降低，产出降低。

　　当原材料的供给量受到冲击时，供给量缩减，进而使得对应的产出降低，即图中 为由于原材料供给量受到抑制产生的产出损失。例如2021年的芯片缺货导致手机、汽车、数码相机等产品都无法正常生产，手机厂商仅能获得其订单数量需求的七至八成零件，有咨询机构估计2021年全球范围内的汽车芯片短缺将造成200万至450万辆汽车产量的损失。

图1 原材料供给数量受到冲击时造成的产出损失

　　原材料的供给成本，受到环保成本、运费等多方面的影响而上升时，即从 提升到 ，进而形成供给成本冲击，导致总产出出现 的损失[2]。例如，中国很多化肥企业生产尿素是使用煤炭作为原料，生产1吨尿素约耗煤1.5吨。2021年10月份以来，山西省无烟块煤价格快速上涨，最高成交价达3300元/吨，化肥企业每生产1吨尿素，就要亏损500~900元，一些山西省的肥料企业不得不停产、减产以止损。

图2  原材料供给成本受到冲击时造成的产出损失

　　而对于企业来说，供给冲击对其盈利的影响要看它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和它的市场影响力。上游的煤炭、化工、钢铁、有色等行业一般来说都是供给冲击导致的原材料涨价的受益者。以煤炭行业为例，2021年受经济复苏需求转好，但煤炭行业短期难以大幅增产，导致5月以后煤炭价格持续走高，受益于此，规模较大的29家煤炭上市公司前三季度营收同比上涨近30%，净利润同比增长超60%。

　　在通胀发生初期，市场供需状况都较宽松，生产者不会受到什么损害或者损害较轻微，因为一来下游需求旺盛，二来当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时，那些具备市场主导权的行业龙头企业可以通过提价，在一定程度上将部分新增成本转移给下游厂商，最终转移给消费者。比如，自2020年开始，酱油行业的上游原材料大豆、豆粕、玻璃等涨价，导致国内调味品龙头企业海天味业毛利率从45%~46%水平下降至39~42%水平，为此，，2021年10月海天味业将酱油、蚝油、酱料等产品的出厂价格上调3%~7%不等。

　　如果企业面临上游供给冲击而没有涨价能力，其盈利就会受到挤压而大幅下降，严重者甚至造成企业亏损甚至关门、倒闭。据不完全统计，近一年的时间，家具行业注销9万多家，家电行业注销3万多家，建筑工程注销近5万家，涂料下游客户汽车、家电等多个行业注销企业数超过30万家，中小企业倒闭数量明显超过往年。

　　四、如何化解供给冲击

　　面对供给冲击有可能长期化的情况及其严重影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政策，例如专门提出“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防止简单层层分解”，“要确保能源供应，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带头保供稳价”，同时还提出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也表示，初级产品，包括农产品和能源矿产等等，是整个经济最为基础的部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加快油气等资源先进开采技术的开发应用，等等，这些都是针对供给冲击提出的应对之策。

　　应对供给冲击，需要提升中国自身对原材料、能源和关键中间产品的供给能力，包括增强对全球资源供给方的控制和影响力；也需要逐步实现供给方的多元化，在一方出现供给冲击时可以启用备份供应方。例如为了应对中国钢铁产业对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石的高度依赖，正在逐步开发非洲的铁矿石资源，逐步实现铁矿石供给的多元化。

　　应对供给冲击，还需要提高市场竞争程度，避免过多行业出现垄断格局。垄断和不合理的产业竞争格局，在供给冲击出现时，增加了成本压力向下游传导的可能性，已经成为推动物价上涨、削弱经济增长的阻滞性因素。通过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限制头部企业的不合理扩张及不正当竞争，激发市场活力，减缓供给冲击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是全球各经济体都应当考虑的课题。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为解除垄断而实施的一些列改革，为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和动力，也为中国三十年的低通胀时代奠定了基础。例如，取消煤炭工业部，拆分出若干家煤炭企业；取消化工部，超分出若干家化工企业；取消冶金部，拆分出若干冶金企业……即便如此，少数垄断中国石油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由于产品供给质量和价格与国际市场有差距，这些年也饱受批评。

　　近年来，中国政府正试图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许多领域的公共投资，或引入私人资本让他们成为老国有企业股东，以期提高现有垄断企业的供给效率。但是，如果垄断企业规模过大，就有必要对这些巨头进行拆分，以鼓励竞争、增强经济活力，减轻物价上涨压力。同时，对于通过市场化成长起来的已经形成垄断地位的企业，应当加强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有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研究对某些垄断企业进行拆分。

　　应对供给冲击，还应当提升重要产品和物资的储备水平，在需要时可以释放战略储备来应对供给冲击。有数据显示，日本国家石油战略储备相当于145天国内消费量（4461万千升），企业商业储备为90天（2773万千升），与产油国联合储备为6天（191万千升），合计为241天（截至2021年9月末）。而美国作为石油出口国，全美战略石油储备总库容达到7.14亿桶，目前美国战略原油库存为6.125亿桶（截至2021年10月末）。中国的石油等战略储备规模还远远无法与日本，美国等国家相比，未来还需要大力加强重要战略物资的储备体系建设。

　　而对企业来说，面对原材料上涨，中下游企业可以通过调整库存的方式来应对，在价格逐步提升的过程中快速积累原材料锁定成本，但提库存对企业综合能力要求较高，需要对行业、产品、价格未来走势有充分认知，而且提升原材料库存的过程中会增加库存成本，对企业现金流也提出较大挑战。

　　对于化工、螺纹钢、水泥、焦化等中游行业，普遍会使用长协合同或买入远期合约，双方通过商定基准价及上下浮动幅度，来基本稳定未来原料价格，避免原材料供给冲击的影响。也有部分企业会通过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来锁定原材料成本，企业事先在期货市场买进期货，以防止未来买进现货时因价格上涨而造成经济损失，部分数据显示，2020年部分上市公司对上游材料进行大额期货套期保值，如中国化工企业恒力石化针对上游的原油、PTA、苯乙烯、乙二醇等品种保证金额度达到90亿元，新能源电池龙头企业宁德时代对上游镍、铝、铜等品种套期保值保证金达60亿元，中国白色家电巨头美的集团对上游铜、铝、钢材、塑料等品种套期保值保证金达30亿元。当然，进行期货套期保值也需要相应金融专业能力以及市场判断能力，一旦看错方向，企业面临的压力也会非常大。

　　部分中下游企业，面对可能的原材料供给冲击，会选择实施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来应对。例如，光伏行业曾是国内竞争最惨烈的行业之一，上中下游一直存在着话语权的争夺。2021年硅料价格从年初每吨不足8万元涨到26万元，涨幅超200%[3]。上游硅料企业因此利润暴涨700%以上，下游电池及组件企业则出现了亏损。中国光伏行业单晶硅龙头企业隆基股份除了上游多晶硅料外，在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单晶电池片、单晶组件，下游的单晶地面电站以及分布式电站均有布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价值链，从而使企业不论是对上游通胀还是下游波动，都能拥有比较好的抗风险能力。

　　开拓国内外资源、收购矿山，也是企业应对原材料供给冲击的有效战略。仅有冶炼但不具备矿山资源，那么企业业绩将在上游供给冲击下大幅波动。作为全球大型矿企的必和必拓，目前在美洲、欧洲、亚洲、澳洲、南非等地均有相应子公司进行上游的勘探及资源项目的并购，从而保证企业行业地位及成长。国内也有相关案例，如中国五矿2009年以13.86亿元收购澳大利亚第三大矿产OZ Minerals公司主要资产，2014年以约6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一起海外矿业收购。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萎缩4.3%，但中国对外矿业投资增长10.8%，至51.3亿美元[4]。考虑到当前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企业在收购方式上不得不更多考虑到对方所在国的顾虑及利益诉求。

　　为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带来的芯片供给冲击，华为开始扶持众多国内企业，华为旗下哈勃投资在近几年时间里，在上游芯片领域进行多起投资，超20家芯片企业包含其中，涵盖了半导体材料、工具、设计、测试仪器等多个产业链环节，甚至第三代半导体都有所涉及，已不再是简单的财务投资，通过订单扶持上游企业成长，最终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发展。

　　而从长期来看，那些具备研发、设计、品牌等软价值创造能力的企业，在面对供给冲击和周期波动时往往具备更强的抵御能力，因此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传统服务业，都可以借鉴“软价值创造新需求”的战略来推动企业创新升级，不仅做硬价值的制造者，还要在产品中赋予更多的研发、设计、品牌、体验等软价值元素，并创新渠道、应用场景、流量，来创造软价值，以此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创造新需求，带来新的经济增量。

　　[1] 智研咨询：《2020-2026年中国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行业市场前景规划及市场盈利预测报告》，产业信息网，https：//www.chyxx.com/industry/202005/866725.html

　　[2] 参见滕泰《新供给经济学》，第9章，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

　　[3] 中国能源报，2021年10月22日

　　[4] 见商务部2021年2月发布的《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20》。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