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进展与需要深入讨论的几个难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我自1994年以来的经济问题和学理研究，主要是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想比较客观地说明经济增长为什么持续下行；二是中国还有没有各方面的潜能，能不能找到一个能够中高速稳定增长的思路和方案。假定的两种情形下，笔者不会对此投入精力：或者中国经济还能高速增长，没有必要由更多的学者去重复劳动；或者怎么研究，未来经济也会进入低速增长区间，已经根本无法改变。因为近5年时间的观察与思考，觉得中国经济还会有中高速增长的可能。因此，将我的思考和学理探讨进展在这里分享，希望大家进行讨论并拍砖。

　　1.导言

　　中国经济体系及其运转和增长，既区别于发达市场国家，也与纯粹向市场经济迈进的发展中国家不一样，还与5年左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瞬时转轨的国家也不类同。中国是一个从计划体制中生长和发育市场经济、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并存和二元体制向一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轨的渐近转轨国家。一是这种二元体制转轨了40余年，可能还需要10到15年左右的时间，因而她是一个特长周期的体制转轨国家；二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既要结构转型，还要体制转轨，是一个双二元转型的国家；她是一个世界上人口规模第一、经济规模第二和国土面积辽阔的国家，40余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实践，应当积累了深入研究中国经济丰富的学理素材。

　　而基于现有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的逻辑方法，对中国这样一个二元体制经济进行解释和分析，可能会有较大的缺陷和不足。对中国经济的学理性解释和刻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很多突破性的进展。我及我率领的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的团队，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也只是沧海一粟。

　　2.经济增长奇迹来源的解释

　　（1）1978—1997年经济中高速增长来源的解释

　　从生产增长看，一元计划向二元市场部分的发育使被计划体制长期禁锢闲置和低利用的要素，开始高效率的配置和利用。工业和农业体制改革获得全要素生产率，体制压抑的居民消费意愿在改革提高其收入水平中扩大了生产的市场容量，生产力得以释放。这是20世纪最后20年经济高速增长潜能来源的经济学解释。

　　大力度改革周期中，由于体制转轨改善闲置要素的配置，提高低利用率要素的产出率，使改革形成的TFP增长为倒V形状，而琼斯和菲斯佩观察，在一个特长时间中，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是一条近乎平行的曲线。这个发现应当是从方法上认识和合理解释中国作为二元经济体制转轨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来源的一个关键：假定广义技术进步产出贡献增长无论是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体制转轨国家，都是一条平缓和平行的曲线；那么，在中国以往体制改革周期时形成的TFP增长倒V曲线与平缓曲线之间的积分，就应当是体制改革带来要素利用率提高和配置效率改善而获得的TFP产出。

　　（2）1998—2010年经济中高速增长来源的解释

　　而2000年到201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来源，除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外，主要潜力是资源、城镇生活资料性和生产资料性的土地房屋市场化和资产化形成的。在二元体制经济中，土地房屋零价格向市场价格突然上升，支出方面形成房地产开发者、用房经营者和居民的投资购置需求，分配方面形成了政府的卖地收入、有关税收和企业的利润及其居民出售二手房的溢值收入，生产方面必需以物业租金、居民出租收入、居民自己住宅给自己交房租（虚拟核算）、与建筑物不可分的资本利润折旧（实际是地租）等来进行平衡。不论统计上用什么样的办法去核算，实践上这种没有价格的资源、资料性土地房屋的市场化、资产化和货币化，形成了财富溢值型的GDP。二元体制国家，非交易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的额外GDP获得为：

　　式（1）

　　⊿A3—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新增财富性GDP贡献，Est—改革获得的资产，Chr—新资产交易率，EPR—资产从零价格或者建造成本到市场价的升值率。

　　这样，从核算1978—2010年经济增长奇迹时，前一阶段为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获得的⊿A2潜能推动了经济增长，后一阶段则是资源、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性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财富溢值⊿A3成为经济中高速增长很重要的潜能来源之一。基本模型为： 

　　式（2）

　　Y—GDP增长率；W—劳动力，K—资本，⊿A1—广义技术进步TFP，⊿A2—体制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改善TFP，（a+b）=1.

　　3.逻辑思路和范畴

　　二元体制并存使要素配置受到计划或行政与市场的双重调节，因此信号扭曲常态性存在；这种体制扭曲可以被经济主体追求利益的行为所纠正，但相当多的扭曲具有不可纠正性；而这种体制扭曲与非扭曲相比，在配置方面造成了“低效率—要素闲置和低利用—体制剩余性要素”及其产出损失，在需求方面造成了“人口—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循环和流量的扭曲及其消费需求损失，在经济体系的资产供给方面造成了“GDP+资产—货币—债务”循环和平衡及其稳定抵押信用的缺失。

　　体制性扭曲差值和体制扭曲性剩余。而从另一方面看，它们又是经济稳定增长的体制性生产要素剩余、体制性消费需求剩余和体制性可抵押资产剩余，均是经济增长投入、增长需求可能性扩张和稳定增加可抵押信用的潜能。这些体制性扭曲如果不能被不断的市场化改革所纠正，经济增长会处于自然失速的状态。

　　我们可以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一些参照值标准化，用反事实方法计算二元体制各类扭曲值，进而求出体制扭曲差值这一二元体制经济最基本的变量，并用市场机制还原的逻辑，测算改革纠正扭曲形成的新经济增长生产、需求及其稳定的潜在能力和潜在保证。

　　学理上一个重要的突破是：体制性要素扭曲差值成为改革与增长数理关系研究的内生变量。在讨论未来二元体制经济增长时，在生产侧可以根据其先求出各类生产要素闲置和低利用的规模，即体制性要素剩余，将这一变量内生地植入生产函数，再测算其市场化配置改革后释放的潜能，使改革与增长的关系，有了一个较为靠谱和科学的计算方法。

　　基于这样一个二元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及其分析方法，通过建立模型、模块耦合和编程调参，初步形成计算体系，来模拟各类要素不同部位和力度的体制改革、调水改土发展战略和开放格局的方案安排，以预判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需求侧可能性和资产能够保障的债务链和货币币值安全性，为决策提供学理、模拟和不同结果方面的参考依据。

　　土地要素基本没有市场化配置，其不可纠正部分造成了大规模的体制性剩余土地；并且中国国土耕地比率，以及其他建设用地比率还较低。调节水资源配置、新增可利用土地，特别是增加建设用地，可以使土地要素的投入曲线从垂直状态改为向右倾斜的曲线。

　　4.二元体制经济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

　　一般认为，一个体制既定市场经济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充分就业和不引起通货膨胀，包括其他各种资源正常充分被利用时，经济增长所能取得的可持续的最大增速。从经济增长核算看，潜在经济能力在增速方面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及其报酬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当流动性不足而经济衰退时，施以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可以使较低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到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水平上。

　　在现代经济学中，“自然经济增长率”的准确定义应当是指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或者地区中潜在的产出和增长状况。显然，对特长周期转轨中的国家来说，其二元体制并不符合这一暗含的必要条件。那么，如何计算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呢？笔者认为，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也就是说没有改革，或者说改革不到位场景中），应该用新古典索洛增长模型来计算。理由在于：首先，新古典产出和增长模型认为体制是外生给定的，并且假定体制不会发生变化。基于此我们可以观察体制不改革或改革没有落实场景中，广义技术进步、劳动投入、资本投入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其次，新古典产出和增长模型中没有包含土地要素这一变量，显然发达国家符合土地已经资产化和国土开发利用成熟这一场景，转轨国家也符合土地体制改革没有落实、土地资产化进展慢和土地要素不再增加这一场景，所以土地要素变量也可以在模型中被忽略。最后，通常来说，索洛模型将TFP只定义为广义技术进步，不包括体制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也不包括大的改革推进技术进步和技术产业化，符合改革没有被落实的场景。

　　教科书上的定义没有错。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核算的模型，暗含的假定条件是市场竞争性的经济，不存在体制扭曲造成的要素闲置和低利用。然而，一个从单一计划经济向市场和计划二元并存体制转轨的国家，存在着体制扭曲。一方面，并且这种扭曲不可由经济主体纠正时，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大规模的闲置和低利用，也就是体制扭曲性的要素剩余。另一方面，推进重大的改革，往往使体制性剩余得到充分利用，表现为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数量投入没有增加情况下的大幅度增长，实质是改革体制扭曲使经济增长得到了体制剩余被再利用带来的潜能。

　　需要强调的是，自然经济增长率，在二元体制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的增长潜能是体制性要素剩余，后者的增长潜能是市场景气回落生产能力未能满负荷利用的空间；前者增长潜能得到充分利用的关键措施是改革体制消除扭曲，后者的关键性措施是实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消除流动性不足。也就是说，主要依靠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刺激由于体制扭曲造成的生产要素剩余、消费剩余和资产剩余；只有体制改革才能挖掘这种类型的潜能，将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一个（体制改革型潜在增长率）尽可能高的水平上。

　　5.未来稳定增长潜能基础计算的初步方法

　　（1）生产侧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体制改革与广义技术进步各自贡献的分解，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现在只能是根据琼斯、菲斯佩奇研究的波动幅度小和平缓增长法则，以及全球一些发达国家TFP增长的长周期阶段经验数据，大体估算中国过去的广义技术进步TFP的年均增长率，来设定中国改革TFP的比率。

　　需要通过体制扭曲差值，计算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的闲置和低利用程度，估算出各自的剩余规模。因中国土地要素基本没有市场化配置，其不可纠正部分造成了大规模的体制性剩余土地，必须建立包含土地要素投入的古典增长模型，使体制性剩余土地要素改革激活形成的增长潜能可计算。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体制改革利用体制性剩余要素，以及可能通过调水增加土地要素，用内生的办法，计算大力度要素市场化改革及其重大发展举措能够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

　　然而，就增长的未来看，资源、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性土地房屋市场化和资产化从零或者低价到市场价溢值带来的增长潜能，仍然是一种可以通过交易量、非市场化与市场化交易的增值差可以计算的TFP，其有关的土地房屋交易各方收入、购置投资支出和隐性和显性的地租、利润、折旧和其他形式的摊入，计算其规模，并归入全要素生产率。

　　因此，对于未来中国增长潜能的估算基础模型就变化为： 

　　式（3）

　　Y—GDP增长率；W—劳动力，K—资本，L—土地；f—原要素投入产出增量，rn—体制性剩余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产出增量，in—新增土地投入产出增量；a—劳动产出弹性系数，b—资本产出弹性系数，c—土地产出弹性系数，a+b+c=1。

　　（2）需求侧均衡

　　生产侧产出的最大化，必需有相适应的需求可能性边界。一般来说，均衡增长的需求侧模型有资本增长的哈罗德—多玛模型，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后期，尤其对于人口增长和消费需求低迷特征的经济增长估算并不适用。前面我们从生产侧讨论了二元体制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也构造了未来生产侧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计算方法。一般来说，需求侧的国民经济产出核算为： 

　　式（4）

　　⊿Cg—政府新增消费，⊿Ci—居民新增消费，⊿Ig—新增投资，⊿Fg—净出口。

　　当工业化起步和前中期，以及人口上行增长的发展阶段中，资本积累对增长尤为重要。这时投资带动消费需求增长，而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而工业化后期，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结束，进入人口迭代式收缩阶段，特别是在二元体制对居民消费需求源泉和流量造成了扭曲时，通过体制改革，激活和释放体制性剩余消费潜能，是低速经济增长达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一个途径。

　　计划经济和二元体制国家，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例较低。但居民消费品消费能力，决定工业投资是不是进入和进入多少。在二元体制经济工业化和人口增长的后期，影响人口迭代式收缩的消费需求萎缩，已经无法挽回；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受阻的消费需求，有一部分还可以通过加快人口、劳动力、资本、土地、房屋等等的城乡双向流动和置换，转移就业和创业，提高居民收入，加以挽回；而由于不动产交易收入分配扭曲和高房价挤出的消费，则可以通过农民土地和房屋体制的理顺，以及竞争性和政府补充性房地产供给的形成，恢复和释放农民，包括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

　　因此：双向流动和置换，以及土地收入分配循环流量和高房价降低使居民得到和节省的收入对于消费至关重要.即：

　　式（5）

　　⊿Ci1—体制改革恢复和释放的居民消费，popr—居民新增和居住节省收入，cr—居民收入消费率。

　　这样我们通过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费侧体制改革得到的新增长基础模型为：

　　式(6)

　　（3）稳定增长：债务与资产的平衡

　　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中，除了GDP为债务的还本付息信用和货币稳定之锚外，土地和房屋等资产也是债务的可抵押信用。其土地房屋的标准状态，是市场经济中的可交易、可定价和可抵押的资产。中国目前的二元体制格局是，向开发商出售的土地，大部分是流量资产，城镇住宅是存量资产；其他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不可交易、不可定价和不可抵押，是没有市场价值的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我们现在和未来面临的是一个低消费增长、低消费价格、低GDP增长、高负债水平和宽货币供应的经济，GDP生产与债务信用保证和货币币值之锚间的平衡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格局性的变化。由于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未来债务增长速度快于货币增长，货币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已经是一个无法扭转的趋势。传统的QP=MV货币理论，已经无法解释GDP、货币规模、货币周转速度和价格之间的变动关系。因此，债务的增多，及其相关抵押资产信用间的平衡，应当纳入GDP、资产、债务、货币、价格等变量构成的宏观经济平衡模型之中。在学理上建立分析高负债和多货币经济运行规律的逻辑框架，在实践上提供用以判断形势和制定政策的分析工具。

　　一个国民经济体系之中，借款债务扩大与生产还本付息和资产抵押信用的增长，货币数量的增加与币值稳定之锚GDP和资产增多，之间顺畅和平衡的循环，是国民经济宏观稳定运行和安全增长的内在机制。如果债务和货币的增长，没有相应GDP和资产增长相适应，比如在国民经济高负债化趋势中，由于二元体制有抵押信用资产供给有巨大供给缺口，势必带来债权债务失衡、债务信用链断裂、价格暴涨暴跌和人民币汇率动荡等风险和危机，跌入或者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GDP—国内生产总值，Pq—GDP价格，A1—流量土地（用于住宅商业楼宇建设而不可再交易土地）资产，—流量楼宇土地资产价格，A2—存量土地房屋（用于可继续交易土地和房屋的土地）资产，Pa2—存量城镇土地房屋资产价格，a—供给侧总因素中GDP的比例，b—供给侧总因素中资产的比例，（a+b）=1，Vs—货币相对于供给侧GDP和存量资产余额的周转速度，D—债务，Pr——债务利率，Vd—货币相对于债务的周围速度，Vf—债务相对于供给侧GDP和存量资产余额的周转速度。

　　用这一基础的联立模型，计算了20世纪90年代有偿和招拍挂土地和城镇房屋商品化改革对货币供应量、货币周转速度、资产价格上涨对消费品价格上涨的替代等内存数理关系及其变动趋势。而用这一基础的联立模型，一方面，也可以模拟人口变动和土地房屋二元体制不变情况下的高负债经济模式债务链断裂和货币币值不稳定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可以观察如果进行资源、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资产化改革，其所形成的资产抵押信用，对债务链和人民币币值稳定作用。

　　债务与可抵押信用资产的平衡，实际是经济稳定和安全增长的基础。

　　6.二元体制经济还需要深入研究尖端学理问题

　　（1）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改革获得和广义技术进步贡献的分割。农村承包制和城镇计件工资制改革后，那些是技术进步引起的产量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那些是农民和工人积极性提高使产出增加。能不能找到参数。

　　（2）二元体制转轨过程中，资源、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性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其资产价格从零到市场价，财富溢值和货币化，形成的GDP增长潜能。如何从支出法、分配法和生产法综合估算资产从零和低价格到市场价的财富增值。

　　（3）中国既是一个结构转型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体制转型的转轨国家，是双二元转型国家。从体制转轨看结构转型，发生了刘易斯悖论，即农业收入、农民工与城镇单位就业职工工资比例反向变动过程。双二元体制间如何相互掣肘、相互摩擦，又如何相互促进，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影响关系？

　　（4）中国自然经济增长率，与发达国家自然经济增长率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如何计算中国二元体制情景下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其与总量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什么样的相互影响；以及其与体制扭曲的低增长速度生成关系，包括二元体制改革消除扭曲和释放潜能加速经济增长的关系。

　　（5）高负债经济模式中，货币理论中债务与资产变量的扩张，当资产抵押信用供给少于债务增多时，什么程度上债务链和货币体系会崩溃，对外汇率会垂直跳水？其意义在于建立债务、利率与资产和价格等变量间出现问题的估计阀值和预警机制。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