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任泽平团队

　　我们在2020年2月28日提出《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倡导启动“新基建”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引发各界讨论，从学术讨论走向社会共识。倡导的“放开三孩”也从学术观点上升为政策。《新基建》荣获中组部第五次党员培训创新教材奖。

　　“新基建”所包含的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为过去近两年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重大投资机遇。

　　在外部性、周期性、政策性等因素的叠加下，经济下行压力再次凸显，而政策要求“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因此，发力“新”一轮基建尤其“新基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

　　1、对未来经济下行要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

　　5月以来经济再度下行，三季度经济放缓加大，部分是因为疫情反弹、汛情等短期因素，更主要的是金融信用政策收紧、房地产调控不断升级、大宗商品成本上升等中期因素导致的。

　　经济先行指标社融、房地产销售、新出口订单等已经连续6个月以上回落；经济一致指标地产投资下滑、基建低迷、消费疲软。支撑项来自于出口，但近期，价格因素对出口的贡献强化，数量因素的贡献边际下滑，且出口主要受外需以及疫情等影响，不确定性较大。

　　物价数据作为滞后指标尚在高位，这是供求缺口、全球流动性宽松和运动式“减碳”共同作用的结果。

　　感受一下近期的主要经济指标冷暖情况：

　　2021年第三季度GDP两年复合同比增长4.9%，第一、第二季度分别增长5.0%和5.5%。

　　9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分别为-13.2%和-15.8%；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3.5%，连续6个月下滑；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同比-11.2%,较上月下滑4.7个百分点；截至2021年10月17日，实施土地集中供应的挂牌地块822宗，流拍地块266宗，流拍率高达32.4%。其中北京、广州、杭州、沈阳流拍率超50%。

　　9月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4.5%，较8月回升2.1个百分点。

　　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复合同比仅增长3.8%，实际同比仅增长2.5%。

　　9月中国出口额（以美元计）同比增28.1%，两年复合增速18.4%，较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

　　9月PPI同比10.7%，涨幅创新高；主要受煤炭、天然气等能源品以及高耗能大宗品拉动。CPI同比0.7%，延续下滑，主要受猪肉价格拖累；非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9月大、中、小型企业PMI分别为50.4%、47.9%和47.5%，中小企业经营压力大。

　　2、怎么对冲疫情和经济放缓压力？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还是新基建，“新基建”兼顾短期和长期，是实现跨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短期有助于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培育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升长期竞争力，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这几年，中国经济分析研究最需要的是客观专业务实。现在一提到基建有些人就会说是刺激铁公基，这是误解。过去40年，没有适度超前的基建，怎么会有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没有超前的网络宽带建设，怎么会有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而印度经济发展潜力释放不出来，很大程度受制于基础设施短缺，道路、桥梁、卫生系统都问题很大。

　　从历史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推出大规模基建投资，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潜力。

　　“新基建”是有时代烙印的。如果说20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机场、桥梁，那么未来20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则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新基建，以及教育、医疗、社保、户籍等民生新基建，还包括发展资本市场、减税降费、扩大对外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等制度新基建。

　　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四“新”：

　　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

　　一是新的领域。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桥梁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发展创新型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新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是为人口和产业服务的，未来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地聚集到城市群和都市圈，比如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问题，在上述地区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加强债务约束，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三是新的方式。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变革。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需要不同于传统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制度支撑。在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首次公开募股）、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规范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在产业政策方面，将新基建纳入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四是新的主体。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事实上华为、百度、腾讯等企业已经大力投入新基建。政府、市场和企业相互支持配合，市场能干的尽可能交给市场，这样更有效率，政府提供财税、金融等基础支持。区分基础设施和商业应用，前者是政府和市场一起，后者是更多依靠市场和企业。

　　五是新的内涵。除了硬的“新基建”，还应该包括软的“新基建”，即制度改革。加强信息公开透明，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是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等。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

　　“十四五”规划提出：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

　　有观点认为，大搞减税基建将增加地方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缺少长远的大局观，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财政还要保收支平衡将使企业居民雪上加霜，财政应该搞跨期平衡，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只要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何愁未来财政问题。如果百业萧条，财政何谈平衡。

　　十几年前，很多观点都说北京人口太多了。2000年北京常住人口1382万人，2008年1695万人，根据统计部门公报2019年2154万人，事实上根据大数据可能已经超过2500万人。20年前我们按照1500万人规划了这座城市，规划了她的土地供应、轨道交通、公路、教育、医院，现在北京人口增加了1000万人，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所以，人口流入城市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助于稳增长，而且是重大民生福音，何乐而不为呢？

　　3、面对疫情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大国竞争，减税降费势在必行，放水养鱼，与民休息。中国全口径的宏观税负（含土地出让收入）高于美国，非税负担更高，而民生支出少、社会保障层次低。

　　1）全口径下2018年中国的“宏观税负”为35.2%，高于美国的26.3%。全口径的财政收入包括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以及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导致大量税收由企业缴纳。中国税收的征收对象以企业为主，美国税收的征收对象以个人为主。2018年，中国的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之和占财政收入比重52.8%，而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占财政收入比仅3.7%。

　　2）中国的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其他收入。中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仍较高，2018年为14.7%。美国联邦非税收入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比较低，不足4%。近年来中国持续推动减税降费，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但是土地出让收入、社保收入持续上升带动宏观税负上升，抵消了部分减税降费的成果。同时，近年来的减税以增值税为主，但增值税为流转税，减增值税并不能直接增加企业利润，且存在二次分配效应，占据强势地位的国企和上游受益更明显，民企和中下游企业受益程度低。

　　3）税收在“用之于民”方面有差距，中国社会保障的低层次和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对比鲜明。大量的税费收入用于吃饭财政和建设性支出，用于社会大众的福利保障受到挤压，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4）企业面临的劳动力、环境、土地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进一步抵消了减税降费对企业减负的效果。我国企业面临着行业垄断、服务业开放度较低导致的高昂的土地、电力、天然气、石油、物流、融资等基础性经营成本，在国际竞争中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伴随人口红利的消失而衰减。我国汽油、柴油、天然气、电力、土地价格分别为美国的1.6、1.3、4.5、1.3和2.6倍。

　　5）建议：

　　优化减税降费方式，从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转为降低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企业获得感，真正让企业和老百姓得实惠。

　　推进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型，随着二产比重下降和三产比重上升，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兼顾经济建设和民生投入，我国税制应进行改革转型。

　　中国应完善个税制度，拓展税基，将部分隐性收入人群纳入到征税范围，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抵扣，防止个税沦为逆向调节的工薪税。

　　继续推进资源税扩围与消费税征税对象调整，充分发挥保护环境、促进绿色发展，反映资源的稀缺性。

　　4、如果说疫情是黑天鹅，那么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才是长期真正的挑战。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200万（七普初步汇总），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3.5%，未富先老。日本首相安倍把少子化视为国难，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前景取决于人口。调整人口政策事关人口健康可持续、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民族复兴。

　　1）出生人口持续下滑。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比2019年下降265万，降幅为18%。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000万。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

　　2）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3.5%，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3.5%时人均GDP均在3.1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

　　3）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2010-2020年15-59岁人口占比下降6.79个百分点。2010-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0%，即将进入“5时代”。老龄化提高消费降低储蓄和投资，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并引发消费结构变迁，比如医疗保健占比将逐渐提升。

　　4）该不该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我们建议：第一，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第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加快推进国资划转社保补充缺口，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我们提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实在不行先放开三孩”，推动社会认识深化。从学术讨论到社会共识，最终上升为政策。

　　5、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最好的办法是开放，开放促进繁荣。

　　中国行业开放程度高低不一，越开放的行业竞争力越强。加入WTO以后，汽车走向“市场换技术”和搞保护政策，结果是大而不强、国内市场基本沦陷；家电积极对外开放，迅速崛起、享誉全球。

　　当前中国行业的开放程度可分为三类：一是开放程度较高，如多数制造业和旅游业；二是限制类，主要集中在基础能源和自然垄断行业，如电力、金融、电信和医疗；三是禁止类，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如互联网信息业、新闻广播业和军工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持续提高并取得巨大进步，但仍然存在不足。一是关税方面，汽车、化妆品和高端服装关税水平与国际相比仍然偏高。二是投资方面，OECD公布外商投资限制性指数排名，中国在70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6，仅好于马来西亚、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菲律宾，2010-2018年，中国总体限制性指数仅提高4个名次。三是知识产权方面，中国在基础研发、执法透明度、产权保护和维权意识方面偏薄弱。

　　从家电和汽车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看，中国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相信市场，相信企业家，相信科技创新人才，展现开放自信，释放巨大的发展潜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华炎雪、李晓桐、梁颖等对本文有重要贡献

　　文章有删改。

　　(本文作者介绍：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