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世锦
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提出后，国内外影响很大。这既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郑重承诺，更是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简单地说，不是别人要我们转，而是我们自己必要要转。
分步骤实现这一目标，将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广泛、深刻和长远影响，概而言之，这将会带来一次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一个重大的技术创新和投资机遇，一场配套的制度变革和创新，一次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系统性重大变革。
从这样的认识高度出发，结合近一个时期落实双碳目标出现一些情况，需要关注和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减碳不能“单打一”，而应当从中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
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中国总体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存在重要区别。发达国家已经渡过了工业化的高峰期，进入服务业为主增长阶段，常规污染问题基本解决，生态环境总体上较好，经济转入成熟期，不再有较高增长潜力，绿色转型主要是碳减排的问题。
而中国除了碳减排的问题之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依然突出，还没有过关，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必要也有潜力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这几个方面都很重要，都要抓，都要硬，不可偏废，形成降碳、减污、增绿、增长的协同机制。
这种协同机制不会弱化而是有利于降碳。比如，就经济学上说的外部性而言，碳减排和其他污染物治理有很大不同，举例来说，一家工厂排出受污染的水和气，周边被影响的人群反应很大，要求治理的呼声高；而碳减排影响的是全球长期气候变化，好处是全世界的，具体人群很难感受到。也就是说，人们对治理常规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积极性是不一样的。
另一方面，碳排放与其他污染物排放的有较高的同源性，深圳的经验表明，这一同源性达到70%，也就是说，在减少其他污染物排放的同时，也减少了碳的排放。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同源性，以积极性高的事情带动积极性低的事情，产生协同效应。
再比如，生态修复、植树造林，可以增加碳汇，而碳汇可以中和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大力促进高生产率、低排放或零排放、低成本的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利于降碳、减污、增绿。深圳空气质量达标、碳达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三达”经验表明，这种协同效应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二是减碳不能“运动式”。近期中央财经委会议指出，不能搞运动式减排。在地方调研时，有些同志反映当下压力最大的短期减排指标，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有报道某些地方为完成减排指标拉闸限电。这种情况应该不多，但反映了一种倾向。
还有一种情况，现阶段推动减排，主要采取的还是由上而下、层层分解任务目标、用行政性手段实施的办法。在相当长时间看起来只能如此。这套办法优点是短期内行动较快，也可能较快取得成效，但问题是指标分配未必合理公平、激励不足、搭便车、实施成本较高、平衡性较差等。
应该明确，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关键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是要减少碳排放，而不是减少生产能力，不是降低增长速度，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供求秩序。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否则就会适得其反。通常我们讲破旧立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而在绿色转型中，应当是“新的不来，旧的不去”，也就是中央强调的“先立后破”，着眼点首先要放到形成新的绿色供给能力上，确保产业供给安全前提下平稳转换。
三是减碳不能指标错位。近期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是用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指标实现双碳目标是否合理有效。提出能耗“双控”指标，是为了鼓励节能，提高能效，限制过度用能，以尽可能少的能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这个初衷无疑是对的。但相对于实现双碳目标，有两个问题需要搞清楚。
一个问题是，节能并不等同于减碳，同样的能源消耗，既可以是高碳的，也可以是低碳甚至零碳的。我们的目标，是在保障必要能源供应的前提下，通过调整能源结构，用低碳或零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逐步降低碳的含量。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刚超过一万美元，到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就是三万多到四万美元左右，人均能耗特别是人均电耗还应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果能源总量控制不当，制约了应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样不符合发展的初衷。
另一个问题是，撇开碳排放和常规污染物排放等问题，能耗总量和强度控制，适合于用什么办法来处理，是用行政性办法，还是市场的办法。在这种情景下，能耗“双控”指标，实质上是一个成本控制问题。包括能源在内的投入品到底如何用、用多少，只有作为当事人的企业才可能搞清楚，做出正确决策。举例来说，近年来光伏发电成本已经相当低了，如果某个企业用这类绿电生产一种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产品，即便能耗高一点，算总账还是合算的。这类信息和决策，政府在宏观层面是很难把握得住的。
所以，建议加快创造条件，用碳排放的双控指标，即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指标，替代能耗的双控指标，以更好地服务于实现双碳目标。当然，能耗双控指标还是有用处的，可以作为经济转型的一个评价分析指标。
从应对上述问题和挑战出发，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应当着力抓好一些对绿色转型“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重点是推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从根本上说，要靠绿色技术驱动，大规模、系统性地“换技术”。绿色技术应达到的三个目标：一是高技术含量和生产率，二是少排放或零排放，三是与传统产业相比有竞争力的低成本。要做到这三条难度很大，但通过努力是有可能实现的。以光伏产业发展为例，过去十年，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了80%-90%，已经可以和传统的燃煤发电相竞争。业内专家估计，今后几年，还会有较大幅度下降。
讲技术创新，首先是推广那些已经成熟，应用后能够产生明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技术。同时要加快形成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环境。绿色创新既做减法，如防治污染，更多的是做加法和乘法，如低碳和零碳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有研究认为将会带来百万亿级别的巨量投资，这是传统发展方式下不可能有的发展空间。
关于制度创新，首先要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要不要、如何使市场在绿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客观地讲，目前还不具备条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进入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绿色转型期后，应该也有可能形成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微观基础。
制度创新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是建立碳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
首先要推动碳核算和生态核算。核算是绿色转型的基础。实际上，不论是行政性办法，还是市场性办法，前提是把账算清楚，有一套科学的算账方法。这件事情很重要、很紧迫，但迄今仍然是一大短板，甚至还没有引起足够关注。上面提到的碳排放“双控”指标，重要的制约因素也是缺少核算基础。发展绿色金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绿色标准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绿色核算问题。这方面的重视程度和研究进展显然还不适应绿色金融发展的需要。
在碳核算、生态核算的基础上，建立碳账户和生态账户，再形成包括碳减排、其他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等要素在内的各级政府（国家、省、市、区等）、企业和个人的绿色责任账户，确定各个主体的减排责任。产权和责任落实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个世界就很清洁。应当鼓励各地积极开展这方面的探索创新，通过绿色责任账户把国家的碳中和目标分解落地，推动绿色转型扎实有效地取得进展。
本文原发于财新。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戴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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