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银研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现状、问题与金融支持

　　意见领袖丨中银研究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现象突出。从金融角度看，金融资源分布与GDP占比并不协调，存在“马太效应”，东部地区金融资源占比要明显高于GDP占比，考虑到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时期，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衡会影响其资金来源；东部地区直接融资、风险投资发展迅速，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融资方式单一；普惠金融服务地区和机构发展存在不均衡现象，业务可持续性面临考验。作为实体经济的源头活水，金融要立足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更好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议：一是合理平衡金融资源的空间布局，优化结构分布；二是中西部地区应积极支持更多企业上市融资；三是推动科创金融形成阶梯式发展格局；四是加快培育普惠金融业务发展基础，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五是增强特色金融服务能力，更好支持经济转型和协调发展。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突出特征

　　（一）区域经济发展由过去的“东西差距”逐步转变为“南北差距”

　　按照传统四大区域划分，中西部地区GDP占比由2010年的19.7%、18.63%增长至2020年的21.95%、21.07%，分别提升2.25和2.44个百分点；东部、东北部地区GDP占比则由53.09%、8.58%降至51.93%、5.05%，分别下降1.16和3.52个百分点，尤其东北地区GDP占比降幅明显（图1）。除东北地区外，中西部GDP占比稳中有升，东西差距有所收窄。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东西差距缓解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出现“南强北弱”现象，并且呈扩大化态势。北方地区GDP占比由2010年的42.81%降至2020年的35.22%，南方地区GDP占比则由 57.19%升至64.78%（图2）。另外，根据华顿经济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显示，百强城市前十名中北方城市仅有北京一家，前二十名中，北方城市仅有北京、天津、郑州、西安、济南和青岛五家（表1）。

　　（二）各地区劳动力数量占比趋于下行，全要素生产率有所下降

　　根据经典经济增长理论，除作为内生变量的劳动力和资本外，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动力主要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用于衡量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制度改革、技术进步等。

　　一方面，各区域劳动力人口数量占比持续下滑。近年来，我国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现象均有所加剧，适龄劳动力人口出现持续下降。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15-64人口占比由2011年的76.4%、72.29%、72.32%、78.88%降至2019年的71.67%、68.82%、69.75%、74.97%，分别下降 4.72、3.47、2.57、3.91个百分点，尤其东部地区降幅最大（图3）。整体来看，我国各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人口红利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衰减。

　　另一方面，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先升后降，东北地区下降更快。近年来，在放权让利、创新驱动以及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等措施影响下，2015-2018年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持续上升，但2018年起，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再次出现下降，尤其东北地区降幅更为明显（图4）。

　　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有多种原因，其中市场化水平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根据《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显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从得分看，东部8.67分、中部6.91分、东北6.53分、西部5.05分（表2）。在市场化指数排名前十位的省份中，东部地区占了八个，而市场化指数排在后十位的省份中，西部地区占了八个。其他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较大潜力可以挖掘，市场活力有待继续释放。

　　（三）科技投入“东强西弱”，中部地区增长幅度相对较大，东部地区创新驱动优势明显

　　从科技投入规模看，东部地区要明显领先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科技投入强度（R&D经费与GDP之比）由2007年的1.76%提升至2019年的2.8%，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0.8、0.37和0.33个百分点（图5）；东部地区R&D成果及科研人员占比由2010年的51.3%提升至2019年的53.76%，提高2.4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提升近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则大幅下降5.12个百分点（图6）。高科技产业数量方面，中部地区增长态势明显，占比由2011年的14.49%增长至2019年的19.15%，增长4.66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则下降了4.36个百分点，但占比仍然高达66.24%（图7）。专利申请数量方面，中部地区也显示出较大潜力，占比由2011年的8.46%提升至13.64%，虽然东部地区占比下降了6.15个百分点，但占比仍然超过四分之三，西部地区提高1.87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则下降了0.9个百分点（图8）。

　　（四）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中西部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与东部地区相比尚有明显差距

　　一方面，我国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013年的2.62、2.52、3下降至2020年的2.44、2.32、2.66，基尼系数也由2008年最高的0.491降至2019年的0.465，虽然各地区内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缓解，但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尤其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最为突出（图9）。

　　另一方面，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没有明显缓解，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拉近。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东部地区比重基本没有发生变化，长期保持在72%左右，但东北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东部地区比重由2013年的75.45%降至2020年的68.62%，下降6.84个百分点（图10）；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东部地区比重由2013年的75.76%、62.7%上升至76.16%、66.29%，分别增长0.4和3.57个百分点，西部提升速度较为明显。与城镇情况相类似，东北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东部地区比重下降了4.42个百分点（图11）。

　　二、我国区域金融发展概貌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银行业资产规模全球第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规模全球第二。但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才储备等方面的差异，金融资源在空间上也存在分布不均、普惠性不足等现象，在支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存在短板。

　　（一）东部地区金融资源相对集中，“马太效应”突出，但与GDP占比不相协调

　　一是东部沿海地区金融资源集聚度较高。2020年，证券时报与新财富从经济竞争力、资本市场规模、金融机构实力和资本市场活跃度四大维度选取了29个指标，采用德尔菲、层次分析等专业分析法进行评价，评选并发布了内地城市金融竞争力50强。50强城市GDP总额占全国50%左右、上市公司总市值占比接近90%、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规模占60%以上、营业部交易额占全国近75%，金融竞争力优势凸显。但从区位看，50强城市分布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多数城市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浙江、广东、江苏等省份上榜城市数量居前。具体看，东部城市占比超过60%，南方城市占比也在60%以上，东部、南方城市金融竞争力明显更强（表3）。

　　二是近年来东部地区融资总额占比大幅上升，存款也出现“东移”趋势，且明显高于GDP占比。近年来，经济产值的区域结构变化与融资结构变化并不同步。一方面，东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占比由2014年的51.15%增长至2020年的59.58%，提升了8.43个百分点，高于GDP占比7.65个百分点，西部、东北部社会融资规模占比则由24.1%和6.89%降至19.59%和2.32%，分别下降4.51和4.5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则由17.86%增长至18.51%，仅提高0.65个百分点（图12），中西部地区社融占比比GDP占比低近5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存款余额占全国比重由2010年的59.7%降低至2014年的57.3%后又加速上升至2020年的59.4%，比GDP占比高7.74个百分点。其他地区存款占比由40.3%上升至42.7%后又下降至40.6%（图13）。存款流失对中西部地区金融业的稳健经营不利，继而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这也反映出中西部金融发展的短板。

　　整体看，我国金融资源和经济产值分布存在不协调，东部地区金融资源较为集中，“马太效应”突出，但东部地区金融资源占比却明显低于GDP占比。一方面，东部地区金融资源集中但经济产值占比出现下降，说明资金的边际贡献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时期，加之中西部地区承担着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任务，需要更多的金融资源作为支撑。

　　（二）各地区融资模式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直接融资占比大幅提升

　　从融资模式看，东部地区融资模式从直接融资向间接融资加速转变，股票、债券融资占全国比重由2014年的66.76%、52.42%上升至2020年的79.61%和69.6%，分别提升12.84和17.17个百分点，贷款余额占比则由2010年的60.2%降至55.8%，下降4.4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中西部地区股票融资占比下降了1.92和6.39个百分点，债券融资分别下降了4.21和8.95个百分点，贷款占比则上升了3.2和2.4个百分点（图14、图15）。截至2020年末，东部地区共有上市公司3132家，占全国比重达71.39%，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五省上市公司数量占比接近60%，超过其他26个省份之和（图16）。

　　（三）风险投资更多流向IT、互联网、生物医疗等行业，且主要以东部发达城市为主，中西部地区风险投资发展相对不足

　　近年来，在大力提倡创新驱动发展带动下，我国积极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新型金融业务蓬勃发展，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风险投资规模及投资企业数量快速发展，且占据绝对优势。从风险投资流向行业看，IT、互联网资金流入规模排名靠前。2017年以来，东部城市中，上海、深圳、北京风险投资流入IT、互联网行业规模分别合计为4733亿元、3592亿元，远超其他城市总和。从投资企业数量行业分布看，北京、上海等城市金融、互联网、医疗、IT行业投资企业数量靠前。特别地，风险投资投入企业数量在500家以上的城市大都位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在人才、资源方面本身具备优势，加之市场机制高度发达，存在驱动创新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与之相比，中西部地区风险投资发展则相对滞后，无论是投资规模还是投资企业数量均较少。

　　（四）中、西部地区金融业务覆盖面相对滞后，农村金融业务存在短板，普惠金融业务广度和深度不足

　　从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分布看，东、中、西、东北地区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占比由2010年的39.42%、23.66%、26.98%和9.93%变为2020年的39.62%、24.04%、26.8%和9.52%，东部、中部地区提高0.2、0.38个百分点，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下降了0.17和0.4个百分点（图17）。2020年，东、中、西、东北地区单位网点服务人数（各地区总人数除以营业网点数）分别为6399人、6823人、6435人、4651人，但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比重大约40%左右。金融机构营业网点的空间分布存在不均衡现象，中西部金融业务覆盖面仍有提升空间。

　　从各地区农村金融机构分布情况看，东、中、西部地区小型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大体维持在35%、25%和20%左右，从业人员人数占比大体保持在37%、25%和28%左右，东北地区则分别下降了1.5、0.5个百分点，维持在7.5%、9.2%左右，没有明显变化（图18、图19）。此外，我国主要农村金融机构税后利润占银行业金融机构占比由2010年的7.69%提升至2014年的12.12%，随后一路降至2020年的9.44%，盈利能力下降明显，普惠金融业务的商业可持续性面临一定挑战（图20）。

　　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人均收入等相对落后，需要通过扩大普惠金融业务的广度和深度，弥补城乡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但整体看，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业务发展存在不足，普惠金融服务地区和机构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仍然突出，可持续、广覆盖的普惠金融业务发展体系尚未形成。

　　三、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第一，金融机构要适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资金支持力度，合理平衡金融资源的空间布局，优化结构分布。一方面，金融机构要适度平衡资源的空间配置，加大向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倾斜，尤其是在中部加速崛起、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以及成渝双城经济圈加快建设等战略背景下，中西部地区将产生巨大的资金需求，投资需求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持续释放。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也要积极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金融“放管服”改革、经济金融信息共享等措施，为吸引、留住金融资源，特别是存款资源创造更加适应的环境和条件，便于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

　　第二，中西部地区应积极推进直接融资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培训、信息共享等工作，支持更多企业上市融资。一是加强市场主体培育。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强直接融资培育和辅导，引导企业充分借助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融资，适度扩大直接融资规模。二是加大引进设立各类基金。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推动设立一批风险投资基金、创新基金、私募基金等机构，鼓励创业投资基金开展早期投资、长期投资，带动创新资本形成。三是加快发展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完善市场交易制度规则，创新方式加大企业宣介力度，积极链接更多金融资源。四是创建适合直接融资发展的优良金融生态环境，加大对金融机构在债权保全、资产接收、资产处置等环节的政策支持，制定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的地方性法规，加大对失信人的惩戒力度。

　　第三，鼓励东部地区科创金融加速发展，中西部地区要利用好后发优势，形成阶梯式发展格局。“十四五”规划将科技创新放在重要战略位置，各地区要找准定位，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针对东部地区，一是金融机构要充分运用贷款、债券、股权、代理、租赁、投顾等工具，满足科技创新领域客户不同发展阶段融资需求。二是探索围绕科创类企业未上市股权、知识产权、对外债权和收益权等创新融资产品，加大与外部知名投资机构及政府科技创新基金的战略协同和投贷联动，积极推动建立科创基金。三是金融机构要多方联动，加强协调，推出场景化知识产权融资模式、一体化投贷联动融资模式、链式化供应链金融、线上化大数据金融四大科技创新服务模式。针对中西部地区，一方面，要积极鼓励地区间建立充分的技术流通机制，消除制度壁垒和地方保护，中西部地区在发挥东部产业承接作用的同时，也要加大对东部地区的技术引入，逐步在东、中、西部形成科技金融梯次型发展格局，畅通国内技术流动和科技金融资源的内循环。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有其发展特殊性，可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及需求，在合理范围内加大金融资源投入，支持科创类企业发展，满足自身经济发展需要。

　　第四，加快培育普惠金融业务发展基础，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普惠金融业务体系，支持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一是以普惠金融作为支持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创造有利于普惠金融业务开展的市场环境，培育制度土壤。二是加快推动各区域市场能力建设，实现信贷、保险和资产管理等业务进一步对农村地区放开，逐步探索建立适合乡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三是要加速农村信息数字化“新基建”，加强农村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与数字经济有关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四是金融业要探索推动收支管理、风险预防、财富积累及业务发展机会的结合，提升金融能力建设，做好金融服务与稳定发展之间的平衡。

　　第五，增强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等特色金融服务能力，鼓励跨省、跨地区合作，更好支持经济转型和协调发展。一是以供应链金融业务为抓手推动各大区域产业协调发展。以产业承接为机遇，积极推动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支持金融机构跨省、跨地域合作，围绕核心企业打造“1+ N”全方位金融服务方案。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整合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信息，构建供应链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一体化的金融供给体系和风险评估体系，为产业链提供结算、融资和财务管理等系统化综合解决方案，有效扩大企业融资规模，降低企业成本。推动各省之间金融机构、核心企业等积极与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对接，实现信息共享，减少应收账款确权的时间和成本，支持中小微企业高效融资。二是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根据不同地区发展环境支持绿色金融发展，加快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从政策方面给予充分支持，制定与绿色金融相配套的政策，包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信用担保等；创新信贷服务，如研发和推行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允许低碳企业提供碳排放权质押，允许节能技术开发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质押等。

　　作  者：梁斯  中国银行研究院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银行总行一级部门。研究领域涵盖全球经济、国际金融、宏观经济与政策、金融市场、银行业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