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银研究：贷款延期政策的效果评估与相关建议

　　意见领袖丨中银研究

　　疫情之下，为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人民银行在2020年6月创设了延期还本等新的政策支持工具，并要求金融系统全年要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此项措施在帮助企业渡过疫情难关、稳定商业银行短期资产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疫情在我国局部地区有所反复、我国局部领域的金融脆弱性依然较大等因素影响，我国不良资产仍有集中暴露的可能。未来，纾困政策退出需要视经济恢复以及中小企业承受力等情况，把握好退出的时机、力度和节奏，相机而动、择机而行、分步推进。从商业银行视角来看，为应对不良资产集中反弹压力，关键是把握好以下五大环节，即积极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的发展，实现“以时间换空间”避免不良资产的产生；提高风险管理的前瞻性，强化对风险的预判；有保有压，实现“风险、收益与资本”的动态平衡；加大不良资产拨备计提；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率等。

　　一、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的效果评估

　　（一）在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疫情之下，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更大，既面临收入骤减又面临银行贷款仍需偿还的问题。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的实施为帮助企业克服流动性紧张、避免出现资金链断裂、降低融资成本等做出了积极贡献，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应收账款周期高位回落，企业流动性风险得到缓解。疫情冲击之下，小微企业应收账款周期快速抬升，现金流明显恶化。延期还本付息的实施为小微企业提高资金周转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私营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周期已由2020年2月最高点的67.9天回落至2021年6月份的48.3天，应收账款周期少于股份制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仅比国有企业的应收账款周期（40.3天）要长一些。不过，相比其历史自身来说，其仍然高于2019年之前水平（图1）。

　　第二，企业经营活动持续恢复，企业利润大幅回升。据央行《2021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20年初至2021年6月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对11.8万亿元贷款本息实施延期，这为推动小微企业经营活动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前6个月，私营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长47.4%，改变了2020年初利润大幅下降的局面（2020年2月为-36.6%），也远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6.0%）（图2）。2020年至2021年6月，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对11.8万亿元贷款本息实施延期，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6.9万亿元。

　　第三，小微企业贷款“量增、面扩、价降”，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得到缓解。在政策号召下，银行业主动担当、积极作为，通过创新小微企业授信模式、降低贷款利率、减免各项费用等方式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困境，小微企业贷款呈现“量增、面扩、价降”新特点。具体来看，第一，小微企业贷款保持高速增长。2021年3月末，人民银行口径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在2020年高增长（30.3%）的基础上又增长了31%，快于全部贷款余额增速。第二，小微企业得到融资支持的企业户数明显增多，截至2021年5月末，贷款余额户数2863.4万户，同比增加570.7万户。其中，个体工商户贷款余额5.5万亿，同比增长27.6%，有贷款余额的个体工商户户数1914.7万户，同比增长393.6万户。第三，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2021年6月末，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20%，已降到2008年以来的历史最低值（图3）。

　　（二）对银行短期稳定资产质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2021年二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虽然相比2020年末增加了约893亿元，但不良率下降了0.0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稳中有升，截至2021年二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为193.23%，相比2020年末提高了8.76个百分点（图4）。

　　但值得注意的是，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的实施也带来一些潜在问题。一是部分企业在获得资金后并未从事生产经营，而是将资金投资于股市、楼市，加大了资金脱实向虚的压力，引发金融泡沫风险。这是2020年以来部分城市楼市躁动不已的重要原因。多家媒体报道，部分“经营贷”可能以各种方式流入楼市。二是容易诱发道德风险问题。在纾困政策这下，部分企业偿债意愿减弱，可能会通过种种方式“逃废债”，这加大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上行压力，进而对金融体系稳健性形成负面影响。三是弱化了市场的出清功能，降低资源配置效。受疫情影响面临财务危机的企业并非都是健康企业，但为了稳就业、稳民生，政策难以区分那些是本该淘汰的僵尸企业，由此带来了企业逆向选择、过剩产能存续等问题。

　　二、纾困政策退出背景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走势前瞻

　　纾困政策虽然短期稳定了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但却牺牲了银行的长期稳健性。尤其是考虑到银行信用风险对经济周期反应的滞后效应，未来随着各种支持政策的逐步退出，企业经营质量的好坏才会真正显露，进而使商业不良资产有集中暴露的可能。此外，考虑到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疫情在我国局部地区有所反复再叠加我国局部领域的金融脆弱性依然较大，这加大了我国不良资产上升压力。

　　第一，从行业维度看，受近期局部地区疫情反复影响，交通运输、住宿餐饮、线下零售、文旅等具有出行和聚众属性特征的行业信用风险仍会持续暴露。一方面，这些行业受疫情冲击的程度较大。根据上市公司发布的2020年年报统计，2020年酒店、餐饮与休闲行业上市公司的销售净利率为8.48%，相比2019年下降了3.67个百分点；净资产收益率（ROE）为6.18%，相比2019年下降了5.9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这此行业恢复时间会比预期的更长。当前疫情仍在全球反复，尤其是新冠肺炎德尔塔（Delta）突变株已成为目前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流行毒株。由于其具有传播速度惊人、重症率更高等特点，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大于预期。与此同时，我国局部地区也呈现疫情反复等新现象，防控工作可能持续趋严，影响上述相关行业的经营恢复。

　　第二，从区域维度看，经济结构单一、经济欠发达省份不良率上行压力更大。2012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率改变了此前持续“双降”的局面，开始进入上行通道。不良资产贷款比例上升最早、最快的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2017年以后，中、西部地区，比如河南、湖南、四川等地不良资产比例开始上升（图5）。总的来看，经济下行压力大、经济结构单一的省份受到的冲击更大，辽宁、河北、宁夏、青海等省份为近年来信用风险的高发区。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7月末，我国共有29个地区出现债券违约事件，其中违约率最高的省份依次为海南、辽宁、河北、宁夏、青海、内蒙古、山西、黑龙江等。未来，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依然面临不少困难，叠加新冠疫情影响和信用环境恶化等影响，同时部分区域性银行风险管控能力较弱，不良率或将继续上升。

　　第三，从主体维度看，当前信用风险呈现出从小微企业向中型、大型企业蔓延以及由民营企业向国企、央企蔓延的新趋势。与2018、2019年主要以民企集中爆雷现象不同的是，2020年以来国有企业债券违约明显增多，且其中多数是信用评级为AAA级的债务人，如紫光集团、盐湖工业、华晨集团、永城煤电控股集团等。引起高评级国有企业债券违约增多的原因较为复杂，既与疫情对不同行业的经营产生差异化影响有关，也与部分区域融资环境恶化有关。部分属于能源、制造业等传统领域且长期高杠杆运行的地方国企，经营性现金流明显不足，因而出现违约情况。截至2021年7月末，制造业的违约债券个数比率为所有行业最高，达到17.98%。

　　第四，从市场维度看，需要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提前转向、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金融市场调整及跨境金融风险上升问题。当前，尽管市场各方对美联储收紧的时间、路径及力度存在诸多争议，但一致认为美联储将收紧货币政策只是早晚问题。美联储货币政策一旦转向，将加大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外流、主权债务风险上升和金融市场调整压力，这也将对我国金融市场、人民币汇率及资本流动等带来影响，进而间接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与此同时，在中美政治博弈加剧情况下，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面临愈来愈多的不确定性，这加大了我国企业“走出去”风险，导致我国金融机构海外经营风险上升。

　　第五，从周期维度看，考虑到信用风险对经济周期反应具有滞后效应，当市场融资环境收紧，企业部门债务规模增速进入下行通道时，企业的债务滚动会受到挤压，违约率也将出现上升趋势。从球来看，主要经济体发生重大经济金融危机大都发生在货币紧缩期。例如，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市场的崩盘主要与日本央行在短期快速紧缩银根造成经济“硬着陆”有关。2008年末美国金融危机也与美联储货币政策从宽松转向紧缩有关。与从我国来看，我国不良贷款比例显著上升是在2012年之后才出现的，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经济下行、产能过剩问题显露以及逐步退出2009年出台的支持政策等有关。与此同时，我国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运行，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等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这加大了这些领域的潜在脆弱性。

　　三、应对不良资产集中反弹的金融政策建议

　　从历史发展的经验看，不良资产是否会集中暴露主要取决于经济基本面。考虑到我国外部形势更加复杂严峻以及我国正处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金融体系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因此需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不良资产集中反弹的政策储备。

　　第一，纾困政策退出择机而动、相机而行，不宜设立固化的时间表和路径图。目前来看，全球疫情尚未退去甚至还在升级，全球经济步入正常化仍需要较长时间。2020年11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敦促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不要过早地撤出政策支持措施。从我国来看，当前也不具备纾困政策退出的条件。一是疫情在我国局部地区反复，部分地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阻，并对我国经济复苏步伐形成拖累。二是当前我国经济复苏动力不稳，生产经营活动并没有恢复至疫情水平。因此，未来将视经济恢复情况和企业承受力择机退出纾困政策。

　　第二，纾困政策退出是一个渐进过程。从其它国家经验来看，各国纾困政策的退出是一个长期过程。例如，2008年之后，美联储首先终止了创新型流动融资机制；2013年底开始，缩减购买资产金额，并在2014年结束资产购买计划；2015年首次启动加息；2017年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总的来看，上一次美联储货币政策退出政策有以下特点：一是先减少对金融市场的直接纾困，然后再启动全面的货币紧缩政策。二是先逐步提高资金价格（先加息）再减少直接的货币供应（后缩表），“量”和“价”并非同步紧缩。未来，我国在推动货币政策转向时，也要借鉴这一思路，把握好前期纾困政策退出的重点、节奏和力度，并做好政策的组合搭配。

　　第三，强化预期引导，让市场主体有充分的时间适应融资环境的转变。当市场预期多变时，容易诱发金融市场过度波动和企业债务链条断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不少国家都把强化货币政策预期管理作为货币政策改革的重要内容。总的来看，目前在海外主要经济体货币操作实践中，通常使用“前瞻性指引”作为预期管理的工具，甚至使用承诺性更强的“时间指引”，即在某个时点之前维持货币政策取向不变。当然，考虑到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相比美国等更为多元，“时间指引”这类预期管理工具在我国未必适用。未来，我国也需借鉴其相关经验，强化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避免企业准备不及时、应对不充分导致快速被动去杠杆。

　　第四，做好政策的组合搭配，采取分行业、分阶段的退出策略。为应对疫情，我国及时出台了货币、财政、产业等各个方面的应急政策。既有总量政策（例如，全面降准等），也有结构性政策（例如，要求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在30%以上、对符合要求的企业实行贷款延期），既有直接的帮扶政策（例如，减税降费、鼓励金融系统为实体经济让利等），也有间接的金融支持政策（例如，降低MLF利率等）。这些政策的退出将会对不同企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未来要针对企业受疫情冲击程度的不同，采取分行业、分阶段的退出策略。例如，针对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出行性、聚众性行业的定向支持暂缓退出；当财政政策收紧时，货币政策不宜再同步过度收紧，反之亦然。

　　第五，从注重“输血”向注重“造血”转变。在纾困政策退出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帮助企业恢复“造血”功能。通过营造更适宜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以及强化对小微企业金融支持的内生动能等，帮助企业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提升企业走出经营困境的能力。

　　四、商业银行策略建议

　　“不困在于早虑，不穷在于早豫。”为应对不良资产上升压力，银行需要未雨绸缪，根据风险来源、成因和性质的不同，采取差异化的政策安排，应对不良资产集中反弹压力。重点是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

　　第一，积极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的发展，实现“以时间换空间”，避免不良资产的产生。当前，部分领域的信用风险主要是由于疫情这一外部冲击导致，并非经济基本面发生了问题。这意味着当疫情的冲击减弱或消退时，相关行业的经营活动可以迅速恢复。因此，对这类行业和企业的风险防范，关键是采取“以时间换空间”的做法，以避免不良资产真正形成。换言之，就是要确保相关行业的贷款具有可持续性，避免其资金链断裂。因此，商业银行要积极支持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等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的复苏，加强与重点企业、重点客户沟通，避免为保证资产质量而采取提前收回贷款、追讨等措施，与企业共度时艰。同时，各级政府也应积极采取措施，对中小企业以及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进行定向精准帮扶，采取免征、少征增值税等方式支持企业经营。

　　第二，提高风险管理的前瞻性，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健全预警指标体系，做到早识别、早干预、早准备，防患于未然。根据企业财务数据判断贷款偿还的可能性，准确判断实际资产质量情况；持续监测不良贷款的变动，对关注类贷款业务，将监测重点从日常风险监测转向强化售后监测及风险处置，防止信贷业务质量下迁。提高风险管理精细度，加强贷款全流程的管理和内部控制，提高贷款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强化贷后资金流向跟踪和监控。

　　第三，有保有压，实现“风险、收益与资本”的动态平衡。从过去几年的情况看，商业银行不良率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这主要与国内需求放缓、产能过剩问题凸显以及外部环境恶化等多重因素有关。未来要根据信用风险产生原因和发展前景的不同，采取分类处置、有保有压的发展策略。对产能过剩等信贷风险重点领域严密关注、重兵防守；对因市场变化出现资金周转困难但有市场、有效益的行业，采取重组贷款等措施，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支持商业银行寻找新的信贷投放方向，根据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积极支持绿色产业、“三农”、小微等行业发展，加快大资产管理业务和交易发展，提高综合资产收益。

　　第四，加大不良资产拨备计提，应对潜在风险暴露的可能。考虑到经济活动完全复苏尚需时日，疫情对银行业资产质量的影响将会在主要宏观政策明显收紧时开始显现。建议商业银行提前评估后续经济环境变化对资产质量影响的趋势和程度，计提充足贷款损失准备，提前做好对冲工作，避免出现更大损失。与此同时，加强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通过联合贷款、信用保险、担保等方式提升资产质量。

　　第五，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率。目前，商业银行传统不良贷款的化解渠道主要有四种，即清收重组和减免、自主核销、不良资产对外转让和不良资产证券化。这四种不良资产处置方式各有优缺点，但都面临信息不对称等带来的处置流程长、处置效率低、处置成本高等问题。未来既需要通过加强信息共享等方式以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率，也需要把握好近期降低不良贷款转让门槛等政策机遇。尤其是要提高投行化运作能力，充分利用好资产证券化、债转股等技术和手段，将不良资产“变废为宝”。

　　作  者：李佩珈  中国银行研究院、汪惠青  中国银行研究院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银行总行一级部门。研究领域涵盖全球经济、国际金融、宏观经济与政策、金融市场、银行业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