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奇霖：全球化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奇霖

　　在本篇文章中中，我们将梳理GDP的另一个重要的转化机制，也就是在以GDP为纲的考核模式下，全球化在经济增长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如今中国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之前我们提到的制度本身带来的激励机制，以及土地政策的创新之外，与改革开放时期正逢全球化浪潮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90年代市场经济逐渐兴起以来，中国开始接纳来自全球各地的资本注入，再到2001年加入WTO，中国内地积极承接“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接棒成为新世纪的“世界工厂”。强劲的出口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新动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全球贸易活动开始降温，甚至隐隐出现“逆全球化”的势头，一些产业又再次从中国内陆地区迁移至东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

　　国际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国内的外汇占款也于2015年达到顶点，这无一不显示着，原来我国主要依靠外需，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有效性已经大大降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参与全球化进程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后遗症”也有所显现，那就是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而高端制造却供给不足乃至缺位。

　　那么，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发力点，我们就需要从全球化的根源上着手，看看全球化到底是如何兴起的，中国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参与的，并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01

　　全球化的背景与起源

　　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也就是二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繁荣发展。

　　二战时期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国在贸易往来上的限制条款众多，加之受到战火长期的打击，世界经济一片萧条。

　　二战结束后，各国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重建生产、恢复经济，贸易活动开始愈加频繁。关贸总协定（GATT）于1947年应运而生，尽管这在当时这只是个临时性的协议条款，约束力也不算强，但还是对世界多边贸易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根据李嘉图的理论，比较优势是产生国际贸易、跨国资源流动的重要起因，后来在此理论的基础上，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又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系列的理论指出，世界各国在资源要素禀赋上存在差异，这些要素既包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也包括资本和技术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生产不同商品时存在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可以体现为劳动生产率较高或者成本较低。

　　根据比较优势进行国际间的专业化分工生产，能够使各国的利益最大化，这便是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对于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来说，当一些行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无法取得突破时，生产成本就会上升而利润会下降。资本在利润的驱使下，会主动寻找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这也是大部分工业产业从发达国家转出的重要原因。但是至于资本具体流向哪些国家，产业转入到哪些国家，这就要看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了。

　　通过梳理，我们总结出二战后总共出现了四次国际产业转移，从美国到日本德国（50-60年代），从日德到亚洲四小龙（70-80年代）再到中国内地（90年代-08金融危机前）。现在我们正处于第四次产业转移的浪潮中，一些中低端制造业由中国内地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而高端制造则有向老牌工业化国家回流的趋势。

　　虽然全球化趋势在二战战后，伴随美国向日德的产业转移就已经开始了，但如果我们用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可以发现，直到70年代全球化进程才出现了质的变化。从1969年开始，在短短11年的时间里，全球商品贸易占GDP比重从18%迅速提升至42%，也就是说在1980年的时候，全球各国产生的GDP近一半都是通过国际间的贸易活动取得的。

　　那么，70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发达国家产生了把产业链转移的诉求呢，其中一个重要的触发因素就是世界性的粮食危机与石油危机。

　　1972-1974年间，受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全球谷物产量大幅减少，加上当时美苏关系有所缓和，苏联也开始进入到国际市场大量购买粮食，带动国际粮价迅速攀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74年底大麦、玉米价格相较1972年初分别上涨了155%、183%，5%泰国碎米价格涨幅甚至高达263%。

　　同时，1973年中东战争的爆发和1978年底伊朗国内政治动荡，也分别引发了两次全球性的石油危机，世界原油价格在1979年底达到了40美元/桶的历史高点，相比于1973年初翻了近20倍。

　　但两次危机造成油价上涨的原因还不太一样。

　　第一次石油危机虽然是由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但其引发因素主要是巴以冲突，战争并未波及到主要的产油国，中东地区的石油产量不降反升。在这个期间，欧佩克国家通过减少原油供给、采取石油禁运等措施抬升油价。

　　虽然供给减少了，但不意味着油的产量也少了，我们可以看到中东地区的油产量在这一阶段并没有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并不是没有油，而是这些产油国限制了石油供给。

　　而且从美国的进口来看，石油和原油的进口数量一点都没减少，到1978年前还是逐年上升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产油国并不是没有油，而是通过人为限制石油供给来提升油价。

　　而发达国家的工业当时正值快速发展的阶段，要靠大量进口石油来发展经济，需求保持在较高的水平。通过限制供给导致石油价格暴涨，中东这些产油国，尤其是伊朗在此期间获得了大量的石油收入。

　　而第二次石油危机是由1978年底伊朗内部的政治动乱和后来的两伊战争引起的。伊朗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产油国之一，与第一次危机不同的是，这一时期伊朗忙于内乱和外患，根本没空去采油，这就导致伊朗和整个石油国的油产量骤降。

　　这一次的供给减少不再是欧佩克集团的主动压降，而是真的没有油了，这也使得油价上升的幅度要比之前大得多。

　　在接连打击之下，美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CPI一度抬升至14.8%，企业生产活动的成本端压力倍增，利润空间不断受到压缩，促使资本要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去发芽成长。

　　但是，上述我们说的石油危机、粮食危机都是全球性质的，不管产业转移到哪里，工业生产的原料成本都居高不下。而从事实来看，70年代随着这些危机的发生，国际贸易活动确实变得更加频繁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促使全球化形成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发达国家的工资成本提升，导致资本加速流向劳动力数量多，而且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

　　在生产活动中，不止有物力原料成本，还有人工成本，也就是工资。只有当工资物价双双上涨，并且到了企业支付不起、实在不赚钱、工厂开不下去的程度，产业才会开始大规模转移出去。

　　所以，粮食与石油危机只是推动国际产业转移、加速全球化的触发因素与导火索，我们还要回到高昂的人力成本去解释上世纪7、80年代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原因。

　　要分析美国人力成本提升的问题，就不得不提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美苏冷战了。

　　当时的形势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通过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工农业，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吸引了大量的资本以及科学家蜂拥而至，也吸引了美国大批劳动力。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苏美贸易公司在1931年发布公告称，超过10万美国工人申请至苏联工作定居。

　　由于苏联吸引了美国的劳动力，在外部竞争压力之下，美国也不得不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

　　提升劳动人民福利的钱从哪来呢？靠增加对于富人阶层的征税而来。

　　从50年代至60年代初，美国最高档个人所得税税率高达90%以上，这对于富人阶层的收入影响很大。在遗产税方面，冷战期间税率也一度高达77%，如果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的后代想要继承父母财产的话，超过3/4的部分都要被政府征收。同期的英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的影响之下，也同样对富人实行着极为苛刻的税收制度。

　　从富人那征得来的钱，自然是用来给劳动人民提供福利，提高工资待遇与社会保障、增加就业、改善工作条件等。我们现在所知晓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高社会福利制度，也便是根源于此。

　　在这个期间，工人的工资待遇得到了空前的提升，美国生产工人实际的平均周度收入（剔除物价因素）从1964年初的307美元提升至1973年的344美元，涨幅达到12%。

　　除了直观数字上的反映，我们再来从社会现象看看当时工人的待遇到底好到了什么程度。

　　70年代工人待遇达到顶峰的时候，一个教育程度可能连高中都不到的蓝领工人，他的工资收入要比他父亲在同龄时期的收入高得多，单单凭一人的工资收入就能够支撑他轻轻松松地养活一大家子人。这大概是美国工人最辉煌的历史时刻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明显收窄。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如此，根据郭金玲（1997）的研究成果[1]，1970-1977年间，日本、原西德、法国、英国的制造业工资增幅分别为50.7%、27.7%、47.3%、10.8%。

　　根据鲁保林的研究结果显示[2]，1966-1982年间美国非金融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为1.31%，而工人实际工资增速达1.68%，实际工资相对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快，企业利润被挤压。劳工成本高，导致实体回报率不足。

　　从短期看，单单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还勉强可以接受，只要宏观经济还是持续增长的，产品还是有人买的，钱就是能够赚到的。

　　而这看似和谐的平衡，却被接踵而来的粮食与石油危机给打破了。这样一来，伴随着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通胀一下子就上来了。

　　工资物价呈螺旋上升态势，工厂经营举步维艰。而且当时科技发展更是到了一个瓶颈期，迟迟得不到突破，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整个国家经济出现停滞不前甚至衰退的状况。

　　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攀升。由于石油等能源在CPI中的比重较高，油价的快速上行助推了通胀，CPI在80年4月达到了15%。同时失业率波动上升，在1982年末来到了阶段性的顶点10.8%。

　　企业利润严重缩水，根据Bakir和Campbell（2010）[3]的统计，美国非金融企业税后利润率在1975年、1981年甚至降到了4%以下。

　　发达国家被高失业与高通胀充斥着，工资刚性的存在也使得通过降薪来提升利润不太现实，这就迫使企业主不得不去寻找成本更低尤其是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地方，将大部分的生产环节转移出去。

　　最开始，美国只是将一些传统的钢铁、纺织制造工业转移到了日本和德国，剩下的工业部门对于GDP贡献还是很大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依旧能够保持在25%左右的水平。

　　但是70年代滞胀发生之后，迫于生产成本攀升的压力，一些汽车、家电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是产业中劳动密集的加工环节全都被陆续转出，国内只留下了最核心的研发部门。在美国，“去工业化”越来越明显，制造业逐渐空心化，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降再降。

　　在产业转出的同时，政府的税收政策开始回归正常，个税、公司税、遗产税均被调低，富人阶层得到了喘息，但美国工人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有研究表明，自70年代以后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持续降低，社会贫富差距再度扩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oseph E． Stiglitz曾在2012年指出，美国的一个全职男性工人的实际工资已经停滞了1/3个世纪。

　　与此同时日德的经济在美国的援助之下早已经从二战中恢复了过来，在产业升级需求和滞胀的双重影响之下，也开始将一些50年代从美国承接过来的中低端制造业再次迁出，迁出方向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大量的外资流入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同样助力这些地区的经济蓬勃发展。

　　等到了90年代初期时，处于市场经济转型与对外开放时期的中国，凭借着绝对的人口红利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将制造业承接了过来。

　　02

　　全球化要素之一：人口红利

　　二战后，由于劳动力价格的变化和寻求比较优势的需要，世界制造业的中心逐渐从美国转向日、德及亚洲四小龙。

　　然而从90年代开始，中国承接了海外大部分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转移，尤其在加入WTO之后，成为了新世纪的“世界工厂”。

　　一方面，加入WTO获取的外部需求对释放国内产能潜力的贡献自然不可忽视；另一方面，中国丰厚且有效的劳动力人口成为了迅速完善制造业全产业链体系的最强动力。

　　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我国承接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传统资本密集型产业，存在巨大的劳动力需求。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迎来了三次“婴儿潮”，分别是上世纪50年代刚解放时期，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之后，以及80-90年代的回声婴儿潮时期。在中国承接海外转移的这一阶段，人口结构呈现年轻化，为国内制造业发展注入了大量生力军。

　　那么问题就来了，像印度、孟加拉国等一众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地区，他们的年轻人口也是很多的。在90年代，印度、孟加拉国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与中国同样都是在六成左右，但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它们来承接来自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呢？

　　根本原因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年轻人口虽然多，但是他们没有受过基础教育，形成不了有效的人口红利。根据沈小碚（1992）的研究成果统计[4]，80-90年代，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的识字率不足50%，非洲地区的文盲率甚至高达60%左右。

　　反观中国，除了人口数量增加以及年龄结构年轻化带来的资源型人口红利之外，新中国成立以后，基础教育迅速向全国普及，提升了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我国参与全球化进程具备人口“质”、“量”的双重优势。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文盲率曾高达80%，劳动者文化水平不高，极大地制约了现代化工业的发展。1950年，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中首次提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之后，兴起了遍布全国的扫盲运动，大幅提高了基础教育的普及度，到了2000年中国文盲率已经降低至6.72%。

　　除了有高质量、低成本的劳动力支撑之外，我国承接海外转移所必要的工业化基础也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以前。

　　从1953年起， 国家一方面将私有经济列入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工业改造， 另一方面借助苏联的支持开始实施五年计划，启动建设了涵盖各个工业门类的重大项目156个（实际完成150个），在“一五”计划中较好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在此基础之上，新中国领导人在1960年代着手推动“完整工业体系”的建设，目标是不仅能做原材料，还要能做高技术产品，并且覆盖纺织、机械、国防等各个行业。在1978年基本达到了“独立国民经济体系”的主要目标，纺织业生产达到了纱238.2万吨，人均34.4尺布。钢材、木材、有色和稀有金属、机床、发电量等生产能力取得增长上的重要突破，“两弹一星”和核潜艇也获得了重大进展，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和科技基础。

　　在全国上下的工业体系建设动员中，不仅城市是工业发展的主力军，在1970年的“四五”计划中，农村方面也开始发展“五小工业”，即由中央财政拨出专项资金80亿元用于地方各省区发展小煤矿、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和小机械厂。

　　根据刘玉安、米克荣（1990）的研究成果统计[5]，自1965年到1977年，全国公社企业数量翻了10倍。1977年，五小工业生产的氮肥占全国氮肥生产总量的40%，磷肥占50%，水泥占64%，水力发电量占33%，这些成就充分显示出农村工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这样一来，新中国的城市里有产业工人，农村也搞过五小工业。人员方面，懂工业、进工厂的人变多了；结构方面，农村小企业通过承担对大企业的补充角色，地方经济实力也起来了，这些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建设为之后承接海外转移奠定了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之所以能够抓住90年代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绝不只是靠庞大的人口总量取胜。

　　大量的劳动力想要顺利进入制造业形成有效的人口红利，还得要保证劳动者受过基础教育，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除此之外，国家自身还要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劳动者能够熟悉工业、了解工业。

　　也正是这两点使得中国在20世纪末，能够区别于同样拥有大量年轻廉价劳动力的其他欠发达国家，率先接过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奇迹般地发展出了完整的制造业工业体系，成为世界三大制造业中心之一。

　　03

　　全球化要素之二：招商引资

　　中国能够成功搭上全球化的巨轮，还离不开我国开放政策的引导和支持。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同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就表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鼓励利用外资和国际先进成果来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打开了我国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的大门。

　　198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放宽在税收政策、国内市场准入、设备材料等产品进出口等方面的限制，并且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对中外合资企业实行与国营企业的同等待遇。1986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对来华投资设厂的企业在税收缴纳、利润汇出、场地使用费用、再投资、信贷等方面提供相应优惠和便利。

　　在中央陆续出台的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文件指导之下，地方政府竞相推出一个更比一个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外资企业获得了减税返税、低价租用工业用地、财政补贴、行政程序简化等一系列优惠，甚至有些地区以低于征收成本的价格出让工业用地，来吸引外资注入。

　　在本系列的第一篇中，我们曾详细的论述了在以GDP为纲的考核体系之下，各地政府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竞争关系。在招商引资方面，为了获取比较优势，各地政府间的竞争也异常激烈，下面我们将通过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进行说明。

　　假设有一个大型的外国高新技术企业甲想要入驻中国大陆，我们来看看它可能会享受什么样的优惠待遇。

　　首先，在表达了想投资设厂意愿的初期，可能很快就会收到来自多地地方政府的邀约，这充分体现了地方政府对于招商引资的渴望与热情。企业甲再根据自身企业的特性以及成本、区位优势等条件，选择性地去考察几个不错的地方，跟这些地方的政府进行进一步的接洽。

　　假设第一次考察甲来到了A地，A地给出的优惠条件有：配以完善的基建设施、给生产物流等环节提供绿色通道；对于甲企业的高级人才给予优待，比如提供优惠的购房政策、子女的教育资源等；政府还可以帮助企业在当地进行招聘，负责解决其劳动力需求等等。除此之外，更多的优惠政策还可以再进一步协商。

　　当然减税返税、补贴和极低的工业用地价格在此就不额外列举了，这一般是每个地方招商引资都会给予的比较基本的优惠政策，只是说可能不同地区之间的优惠力度存在一些差别。

　　第二次考察甲企业又来到了B地。B地表示A地提供的优惠他们也可以提供，虽然B地的劳动力资源没有A地那么丰富，但B地坐拥全国顶尖的高等学府，能够给甲企业提供拥有高技术的人才资源。不仅如此，B地政府还表示可以设立政府引导基金，来帮助甲调动金融资源，汇聚社会资本。

　　资本的吸引力无疑是强大的，甲企业听到以后十分心动，但是货比三家，甲还是决定再去C地看看。C地表示像人才、劳动力、资本支持等甲企业想要的他们都有，重点是他们还设有成熟的工业园区，里面已经引入了很多像甲这样的高科技企业，拥有一定的产业上下游资源和基础配套设施。

　　即使当前的产业基础不够完善，C地还可以围绕甲进行产业链招商，也就是把甲的上下游企业吸引到工业园区来，帮助它打通上下游产业链环节，形成产业链集群，在助力企业节省成本提高效率的同时，促进其在国内快速发展扩张。

　　那么除了ABC三个地方之外，还有其他的地方政府也给了甲公司非常优惠的待遇条件，这对于甲企业来说当然是乐见其成的。

　　并且，就算甲最终选址完了，故事就结束了吗？

　　并没有，作为一个大型的国际企业，甲肯定还是要在其他地方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工厂的，那么这又会掀起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的新一轮竞争。

　　甲企业只是我们举的一个例子，在全世界像甲这样被地方政府趋之若鹜的外资企业还有很多。就是这样的一些高度亲商的优惠政策，再加上上面我们提到的人口红利，共同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快速增长。尤其在加入WTO之后，由于我国与国际市场的进出口贸易渠道更加畅通与便利，中国对于全球资本的集聚效应愈加明显，对外开放的步伐也有所加快。

　　04

　　全球化带来了哪些问题

　　承接大量海外转移后，得益于快速打开的国际市场，中国的制造业通过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快速成长起来。

　　从对外贸易的数据变化中可以窥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根据WTO数据，1978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占全球的比重为0.8%，而到了2015年这个比重迅速上升至13.7%。

　　然而，我国一开始参与国际分工，主要是以低端生产环节为主，依靠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低的比较优势实现出口的快速扩张，这就会导致产能过剩，低端重复的问题。在中国，很多产能都是过剩的，但这些过剩的产能主要集中在一些低端制造环节，核心的高精尖技术其实很紧缺。

　　以钢铁产业为例，在供给侧改革中，钢铁产业首当其冲，主要就是由于钢铁一方面产能过剩严重，另一方面由于技术不到位等因素导致产能利用率低下，造成了资源浪费。根据世界钢铁协会统计，2020年全球粗钢产量达到18.64亿吨，其中中国的粗钢产量达到10.53亿吨，居世界首位，占全球粗钢产量比重约56.5%，是排名第二的印度粗钢产量的10倍还多。

　　在低端钢铁产量过剩的同时，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仍然依赖于进口，比如高标准模具钢、高端轴承钢等，对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相关领域发展形成制约的核心品种。[6]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低端重复，高端紧缺的产业结构呢？

　　可能有人会说，是因为中国创新不足；可能还有人会说，是中国对于产权的保护不够。不可否认，这些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要回溯到以GDP为纲的考核制度之下，我国的产业结构过于分散这个问题上。

　　分散化的产业结构影响了企业发展和扩张的模式，导致企业在分散化竞争的格局下，只能通过不断扩大产能，拼低价拼资源，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进而抢占市场份额。

　　我们假设一个极端情况，企业乙想要垄断全国的市场份额，高效的做法应该是纵向整合上下游资源。而现实情况是在以GDP为纲的考核制度之下，导致每个地方都拥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乙企业要去进行纵向整合所花费的金钱和时间成本是非常高昂的，还不如先通过简单粗暴的扩产能、拼低价去抢占市场份额，维持市场地位，把对手挤出市场之后再谈资源整合和产能创新。

　　这种操作在一些传统周期类行业，比如工程机械、房地产等表现尤为突出，先不去考虑资源整合和创新，而是优先通过低价抢占市场份额。

　　在这样的产业模式之下，这些公司的盈利能力就要打一个问号了。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尤其是在供给侧改革之前，周期股表现整体偏弱，原因很简单，就是需求端看不到长期的增量，同时供给端还过剩，存量博弈之下，导致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都很薄弱。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不可能去搞创新。比如像半导体这种资金投入规模巨大，更新迭代速度较快的产业，在分散化的竞争格局之下，各地都在追求大而全的产业结构，难以形成有效的资源整合，就会导致产业难以形成规模化创新，只能维持低端锁定。

　　放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我国这种低端化的产业格局还可以为继，不过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产能过剩、低端重复的产业结构已经不能够适应国家的现实情况了。

　　一方面，全球化的大逻辑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分析过，美苏冷战的背景之下，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待遇大幅提升。当初为了降成本，在全球化的产业转移中，发达国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端企业转移到了具备成本优势和人口红利优势的发展中国家。

　　但是随着这些生产端的转移，原本工人较高的福利待遇也就随之消失了，贫富差距逐步扩大。为了缩小贫富差距，维持社会稳定，这就需要发达国家在生产端进行再平衡，而且这将会成为未来的一个长期趋势。

　　在过去的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逐步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这样一个外贸依存度较高的经济增长模式之下，我国国内经济的运行对于国际市场形势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生产端进行再平衡既然是一个长期趋势，中国如果想要持续获取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过分依赖国际市场肯定是不可取的。

　　先从外需来看，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复苏动能明显更依靠外需，上半年的出口数据表现亮眼。上半年累计出口同比增速高达38.6%，依旧维持了较高的增速，两年复合增速也有13.8%。

　　出口之所以维持韧性，一是由于海外疫情有所反复，导致新兴国家的生产恢复受限，而中国的疫情控制较好，全球产业链依旧加速在向中国聚集。上半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累计同比由1月份的6.2%大幅上升至4月份的42.8%，这也体现出中国对海外产业链的吸引力仍在逐步增强。

　　二是由于美国此前大量财政补贴的发放，使得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受到明显影响，从而导致居民外出工作的欲望不够强烈，美国的生产修复也并不顺畅。

　　但是向后看，由于美国的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开始退潮、全球疫情仍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经济恢复逐步带动经济动能由商品消费转化为服务业消费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出口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所以，外需还是要向内需转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再从进口来看，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时期，国内一些高端零部件生产不出，是可以依靠进口的。但是目前逆全球化现象正在逐步显现，贸易保护主义逐步增强。

　　贸易限制之下，高端零部件自己造不出来，想买又买不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强化国产替代，提升核心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就会陷入到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也日益严重，促成全球化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就是劳动力人口红利的优势正在逐渐消退。

　　如果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中国在步入21世纪时也就是2000年开始便步入了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年轻人口比重自2011年达到74.5%的峰值后逐年下降，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3.5%，老年人抚养比达19.69%，这也意味着过去依靠较低的抚养比带来的人口数量红利渐入尾声。

　　与之对应的，劳动力的成本也在提高。自200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逐年上升，已经由2000年的8750元提升至了2020年82783元，20年间翻了9倍有余。低廉劳动力成本在国际分工中的竞争优势逐步削弱， 低端的廉价出口模式难以为继。

　　05

　　如何应对与解决问题

　　就以上全球化带来的产能过剩、低端重复的问题，应该如何去应对呢？我们认为主要可以从发挥人口质量红利优势、深化低端产能出清、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这三个方面进行解答。

　　5.1 发挥人口质量红利优势

　　在本篇的第二部分，我们详细地阐述了人口红利在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里的人口红利不仅是指的“量”方面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还包括劳动力人口“质“的提升，也就是劳动力整体受教育程度和人员素质的提高。

　　根据王烽（2021）[7]的研究成果，我国基础教育普及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9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83.4%，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并在县域内实现基本均衡，高中教育毛入学率达89.5%。

　　同时我们统计了世界银行公布的劳动力中具有基础教育水平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以美国和英国这两个老牌的发达国家为例，2019年这一数据分别是42.19%、60.49%，与中国同处亚洲的韩国是47.77%。

　　尽管我国毛入学率与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统计口径不尽相同，但是通过大概的比较，也能够看得出我国在基础教育普及方面的成效。再从2019年全国居民户主文化程度构成情况来看，仅有2.1%的户主没上过学，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户主占比高达77.6%。

　　既然我们拥有人口质量红利，那么如何去有效地利用这些人口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就成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方面需要形成高端产业链，吸引高质量的就业人口。我们看社会新闻，时常会有一些关于研究生毕业了去送外卖，或者当服务员的报道，我们并不去质疑他们的职业规划和选择，只是从成本与产出的关系上来看，认为这是对于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

　　不过究其本质，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还是由于提供给这些高质量人才的高端生产端供给存在供不应求的情况。如果供给足够多，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肯定会更愿意做一些能够学有所用，支撑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并且能获得更高收入的工作。

　　另一方面，还是应该进一步强化我国人口质量红利的优势，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国民整体的受教育水平。产业升级与人口质量红利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产业升级能够吸纳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就业，而人口质量红利的提升也可以为产业升级提供支撑，从而促进我国进口替代和核心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

　　5.2 低端产能出清与高端进口替代

　　过去国内低端产业的迅速扩张导致低端市场趋于饱和，而高端产业仍然缺位。想要解决高端与低端产业产能的错配，实现从0到1的突破，解决卡脖子问题，继续深化低端产能的供给侧改革，推动高端产业自主创新和进口替代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淘汰落后低效的过剩产能，但这个过程要循序渐进，如果用力过猛，一下子把过剩产能全切掉了，很容易引发大量劳动人口失业，这肯定是不可取的。

　　到目前为止，煤炭、钢铁等传统型行业已经成功去掉大量落后产能，与此同时释放出的大量劳动力自然也不能忽视。供给侧改革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便是调结构，将这些劳动力合理调动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将对推动进口替代、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形成支撑。

　　虽然自科技强国战略提出以来，我国在科技上的投入持续加码，也取得了众多不凡的成果，但在一些关键的领域还存在短板，面临“卡脖子”的问题。比如说高端芯片、核心元器件，每年都要花费很多钱从海外进口。一旦贸易摩擦升温，那些掌握着核心技术的国家对于我国高技术门类产品的进口加大限制，就会严重制约国内的产业链发展，从而让我国处在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

　　具体从科技投入经费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R&D投入强度（R&D占GDP的比重）为2.2%。其实这个比重相较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部分发达国家来说都已经算高了，但对比老牌工业化国家，尤其是经历过产业转移的美、日、德、韩来说，还有很大的差距。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师张鹏曾指出，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分布也与美国相去甚远，2017年非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占比不到15%，远低于美国33%的水平。由此可见，未来通过科技的创新实现突破，彻底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实现在一些激光、光伏、机械等制造业里面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进口替代，这些产品具备竞争优势的核心逻辑是在于产品较高的性价比：便宜、好用、售后响应快。做到以上几点，才能够真正让产品在国内市场甚至国际市场站稳脚跟，实现对外国科技产品的替代，不再深陷于海外技术封锁和贸易限制的被动局面。

　　我们以光伏产业为例。

　　我国的光伏产业曾经是一个典型的“两头在外”的行业，在发展国产替代，放大国内市场需求方面，过去光伏行业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接下来我们通过回顾我国光伏行业的发展历程，来看看它是如何经历国内外市场沉浮，在一次次洗牌之后，真正站立在金字塔顶端的。

　　21世纪初始，依托于欧美国家对于推广应用可再生能源来保护环境的诉求，欧洲光伏市场得以快速兴起，催生了巨大的光伏发电需求。彼时，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也加入了这一行业的发展之中。

　　前文我们提到，从一开始我国就是通过参与中低端生产制造来加入全球化分工的。具体到光伏产业链来看，它的上游是硅料和硅片等原材料制造，中游是光伏电池和组件的制成，下游则是各类发电站。

　　中国企业负责的主要是中游光伏电池和组件的加工制造，这一环节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

　　其上游硅料和硅片技术门槛比较高，相应的提纯等技术被美日欧的厂商垄断，所以在原料端基本上都要靠进口。

　　下游光伏发电应用的市场也主要在欧洲，根据EPIA统计数据，2008年欧洲新增装机容量占全球比重高达85.12%，而国内需求还没怎么被开发。

　　所以，我国光伏中游产品制造的进口与出口都得看外国的脸色。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实际上是凭借着欧美国家的政策扶持以及国内廉价的劳动力，以相对便宜的价格取胜，获取了大量制造环节国际市场的份额。

　　同时，欧美市场光伏电池供不应求，导致多晶硅等原料价格飙升。根据PVinsights的数据显示，2004-2008年间由于多晶硅的严重短缺将其现货价格推升至了480美元/公斤的天文高度。只要需求不减，就有利可图，这也就吸引了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资多晶硅，甚至出现了“拥硅为王”的局面，产能开始盲目地扩张。

　　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致使前期扩张的产能开始过剩，多晶硅价格又跌回了与05年相当的水平（55美元/公斤）。在技术水平相当的情况下，国内那些不具备成本优势的企业面临的严重财务危机乃至破产清算，很大一部分多晶硅项目、产能被推迟甚至遭到遗弃。不过后续随着经济的修复，需求有短暂的回暖，硅料价格也开始回升。

　　然而，2012年的“双反”给了我国光伏行业沉重打击。加上受欧债危机的影响，以德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开始削减或者停止装机补贴，对欧美的出口占我国光伏总出口的份额由2012年的80%，骤降到2013年的40%左右，缩水近一半[8]，光伏电池组件及其他产品的总出口额也同比下降17.94%，至122.89亿美元。

　　为了保住这样一个符合国家战略且能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行业，国内政府开始施以援手。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这为当时国内光伏行业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2013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2016年12月，国家能源局印发《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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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的扶持不仅是在供给端、企业端给予补贴，更是去努力营造出与光伏配套的产业环境，比如说开辟国内光伏的应用需求。伴随着节能减排的推进，光伏应用被迅速推广普及，运用到农业、旅游、教育等各个生产生活领域，自2013年首次超越德国以来，截止2019年，我国国内新增装机量已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

　　技术创新也是政策扶持的一大重点。2012年以来在产能不断扩张的同时，技术创新与进步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说在生产工艺方面，金刚线切割技术的运用能够大大地节省原料的消耗，使成本下降60%以上；单晶硅的应用大大提升光伏发电效率。

　　2018年，国产电子级多晶硅量产，实现了0到1的突破，这使国内产业对于上游进口原料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到2019年，多晶硅国内产量达34.4亿吨，进口多晶硅占比已由2001年的96.4%下降至29.6%。根据《2019-2020年中国光伏产业年度报告》，2019年中国大陆硅片产能达到173.7GW，占全球比重为93.7%，全球的光伏产业布局正在向国内集中。

　　这一阶段，我国光伏产业得以从上一阶段的“两头在外，受制于人”的困境中走出。

　　但长期以来政策的补贴也产生了一定弊端，一些企业只要能够拿到补贴，就能够用较低的价格来获取市场份额，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一样，赚来的钱更愿意去拼低价竞争、做产能扩张，而不是用于研发，做技术进步，这样一来，产能过剩是必然的结果。

　　因此，“531新政”应运而生。2018年5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对光伏发电定价、新增建设规模指标等方面都做出了调整，更是直接表明要加快补贴退坡，这给急速扩张的光伏产业踩下了刹车。

　　新政出台之后，那些进行低端扩张低价竞争的企业悄然失色，落后产能被淘汰，行业迎来再一次洗牌，留下来的是那些要么依靠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要么精益求精提高产品质量的企业，行业集中度提升，有技术实力和竞争力的企业得以真正被看到。

　　再加上2018年 “双反”结束，中国的光伏企业又一次走入了国际舞台。与最初不同的是，此时中国的光伏产业链不再受制于人。在技术与成本优势的双重加成之下，中国光伏制造凭借着极高的性价比，也就是好用、便宜、响应快的优势，再次获得了国际市场的青睐。2019年全国光伏产品出口额再次突破200亿美元，在2020全球光伏企业20强中，中国企业占据16家，且囊括前五名。

　　中国光伏产业发展20年，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主要得益于以下原因：

　　第一，中国逐渐形成的人口质量红利。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自2003年以来全国科学家与工程师职务稳步上升，到2019年达到118万人，每年毕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是美国的6-8倍。工程师人数多且增长快，就有了进行核心领域自主创新和国产替代的本钱。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虽然近年来有所提升，但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是具备竞争力的。2020我国年均制造业人工成本还不到美国的一半，技术与成本的双重优势更是赋予了我国光伏产品极高的性价比。

　　第二，目前光伏的积极应用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供电、建筑低碳、旅游、光伏扶贫等，下游光伏应用对于内需的开拓，为行业发展注入内生动能。

　　第三，政策审时度势，有的放矢。政策适时进入支撑光伏企业，同时得益于财政补贴，企业能够有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市场渗透率。而随着补贴的逐渐退坡，市场之手又推动行业出清，淘汰落后产能，激发了光伏产业技术革新。

　　曾经两头在外的中国光伏真正做到自产自销，打通了光伏全产业链环节，成功实现产业内循环，这为我国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未来发展与变革树立了行业标杆。

　　5.3 发挥资本市场的定价功能

　　在强调人口质量红利和低端产能出清对于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性的同时，金融领域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过去，中国企业融资主要是通过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方式，间接融资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重超过70%，而直接融资占比不足。

　　对于银行而言，往往更愿意把大量资金贷给有政府背书的项目和传统行业，以此来保证贷款资金风险可控，同时也能加强与政府之间的联系。这就导致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结构非常同质化，资金的配置效率较低，钱都铺在了规模虽然很大，但在如今看来产能低端过剩的行业。

　　这样的资金配置结构不仅导致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还导致了像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传统行业中的大型企业，在有了庞大资金的支持之后，加剧低端产业扩张，进一步导致了产能过剩，同时还带来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弊端。而这样的模式下，银行信贷对于那些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稍显不足。

　　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产能扩张主要依靠银行信贷，而随着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在新发展阶段，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则更多要依赖于资本市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近期的市场走势。自二季度以来，新能源、半导体等新兴产业表现持续火热，无论是涨幅还是估值都处于领先水平。而传统经济的代表，比如像房地产行业及其衍生产业链，包括银行、家电、水泥等板块表现偏弱，新旧经济分化明显。

　　而这些新兴行业的估值之所以水涨船高，主要受益于当前机构的一致性预期。公募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在近两年快速扩大，截至2021年5月公募AUM为22.9万亿，相比2019年底增长了55%。随着机构投资者规模不断扩大，其在市场中的话语权不断加强，公募投资偏好也会影响资本市场的投资风格。

　　目前机构之所以一致看好这些高端产业，又主要得益于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

　　在投资之前，投资者往往会对投资标的进行估值，根据DCF模型，分子端的现金流久期越长、确定性越高、公司的基本面越靠谱，往往更容易产生估值溢价，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强。

　　像以地产为代表的传统企业，在从严监管的预期之下，缺少政策红利的支撑，机构对于其未来业绩和流动性并不看好，这就导致了配置资金的大规模撤出。

　　而像与碳中和这一长周期国家战略相关的新能源等概念，以及与国产替代相关的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等概念，这些行业的发展都是具备长期趋势的，具备长期的政策红利及资源倾斜预期。长期趋势下，DCF分子端持续改善的预期较强，将会助推估值水涨船高。

　　资本是逐利的，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回报相对更优，市场赚钱效应起来了，自然也就会吸引更多的增量资金配置，那么增量资金从哪里来呢？

　　根据我们的调研，很多机构感觉到今年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整体提升了，在市场回撤的时候客户赎回量并不大，但市场稍微反弹，配置资金的流入却十分明显。

　　根据建行私人财富报告，2018年中国个人资产可投资资产总额就达到了147万亿元，较2008年翻了近五倍，不断积累的居民财富将催生大量的投资理财需求。

　　中国的储蓄率向来居高，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也高，出于保本的安全考虑，更愿意把钱存到银行去。根据央行2019年对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居民资产中80%是以房地产为主的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占比本身就不高。而在金融资产中更多的是银行存款和银行理财，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配置占总资产比例不及3%。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居民储蓄到投资还是存在很大转化空间的，随着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和资本市场新生态的逐步形成，居民财富配置向资本市场转移是大趋势。而且这些资金的配置方向，很大一部分是交给机构，由机构投向这些具备长期趋势及现金流久期长的新兴行业。

　　对于这些新兴产业而言，增量流动性将助推股价继续上涨，股价的稳定上涨，又为上市公司进行定增、通过股权质押获得再融资，或者做股权激励都提供了便利。资金的问题解决了，这些科技成长型企业也就更有动力去进行科研和创新了，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

　　就像现在很多包括芯片产业在内的高科技企业都实行了股权激励，而股权激励的有效性同样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公司质量和市场预期往往灵敏地反映在二级市场的股价中，从而让好的企业能享受到与其业绩、成长性相匹配的估值溢价。同时，股权的激励也需要通过资本市场这个平台来兑现，才能真正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进而转化为促进公司长远发展的内生动力。

　　银行贷款更看重抵押品，更适合修桥、修路这种大型基建项目，但在新经济发展浪潮之下，这种模式显然不合适了。而资本市场关注的是未来长期的成长性和稳定的预期，这跟银行是有本质区别的，资本市场的这种资金配置功能是银行难以做到的。

　　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最终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根据Wurgler（2000）[9]的研究，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就有更高的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金融体系的效率高低决定了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以及对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解决能力。让稀缺的金融资源流向最有战略发展意义的产业，而不是在资产性投机领域空转，才能有效地推动我国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挖掘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1]郭金玲．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J]．新乡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01）：49-51+28．

　　[2]鲁保林．劳动挤压与利润率复苏——兼论全球化金融化的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J]．教学与研究，2018，{4}（02）：68-77．

　　[3] Bakir E， Campbell A． Neoliberalism， the Rate of Profit and the Rate of Accumulation[J]． Science & Society， 2010， 74（3）： 323-342．

　　[4]沈小碚．世界各国扫盲运动的现状和前景[J]．外国教育研究，1992（03）：60-62．

　　[5]刘玉安，米克荣．从五小工业到乡镇企业——兼论我国农村工业的发展前景[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3）：107-110．

　　[6]陈程，卢宇迪，宋绍旗．中国钢材“十四五”期间进出口研判与对策建议[J]．现代冶金，2020，48（03）：1-4．

　　[7]王烽． 高质量发展：基础教育的挑战与应对[J]． 人民教育，2021（01）：21-24．

　　[8]耿晴晴，石冰竹，柴志宏，王桃桃．欧美“双反”对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影响——以光伏产业为例[J]．商，2013（20）：306．

　　[9]Wurgler J．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 58（1-2）： 187-214．

　　(本文作者介绍：红塔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