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压力并存，万字长文深析中国经济常态化进程中面临的外部压力

　　文/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

　　（以下观点节选自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1年中期）——开启常态化进程的中国宏观经济，执笔人为刘晓光、刘元春、闫衍）

　　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积极因素和制约因素同时增多，从而变得更加复杂。

　　一、从外部环境看，疫苗研制的成功及其在全球范围内不平衡的分配使用，使全球疫情形势在总体向好中局部恶化，世界经济在稳步复苏中出现明显分化

　　1）2021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反弹

　　年初以来，不同国际组织对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普遍上调，显示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变好，但改善幅度和复苏节奏存在非同步性，总体预测区间在5.4% -6.0%。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月份的预测最为乐观。根据IMF报告，2021年世界经济有望实现6%的正增长，这意味着2021年全球实际GDP规模将比2019年水平增长2.5%；其中，发达经济体继2020年负增长4.7%，2021年有望实现5.1%的正增长，实际GDP规模与2019年水平相当；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继2020年负增长2.2%，2021年有望实现6.7%的正增长，实际GDP规模将比2019年水平增长4.4%。但是，新冠肺炎疫情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特别是印度等国家疫情及“封锁”措施升级，2021年实际增速大概率会低于上述预期。

　　表1 重要国际组织对我国及全球2021年增长预测

　　图1 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反弹

　　世界不确定性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体下降。近几年的中美贸易摩擦、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世界不确定性指数创历史记录，在2019年4季度、2020年1季度分别达到52716、55685的峰值，但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以及疫情的明显好转，世界不确定性快速下降，截至2021年1季度，世界不确定性指数已大幅度下降至11889。当然，由于疫情发展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美经贸关系也仍存在新的变数以及巴以冲突等地域政治的复杂性，2021年下半年，全球不确定性指数可能会再攀高峰。

　　图2 世界不确定性指数（1990Q1至2021Q1）

　　数据来源：Ahir, H, N Bloom, and D Furceri (2018), “World Uncertainty Index”, Stanford mimeo.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但仍处于历史高位。从政策的不确定性来看，2021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有所下降，从2020年5月份的峰值430降至2021年5月份的189。不过，相比其100的平均值，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仍处于历史高位。中美贸易冲突也导致中美经济政策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均处于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图3 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指数

　　2）大规模财政救助与刺激政策使得全球政府债务风险上升，政策空间收窄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负面冲击，世界各国纷纷出台了超大规模的对冲性宏观政策，体现了“大冲击、大应对”的特点。从政府债务存量来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财政援助和刺激政策，使得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GDP比例、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债务/GDP比例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根据IMF的估计，2020年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GDP达到120.1%，较2019年大幅提高16.3个百分点，2021年预计将小幅提升2.4个百分点，达到122.5%；新兴市场经济体2020年政府债务/GDP达到63.3%，较2019年大幅提高9.2个百分点，2021年预计将小幅提升0.7个百分点，达到64%。实际上，这一方面意味着全球政府债务风险上扬，尤其是脆弱经济体和外债比例较高的经济体，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财政政策进一步大幅扩张的空间有限。

　　图4 不同经济体的政府债务规模占GDP的比例

　　全球持续维持极低利率水平，资产泡沫风险上扬。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政策性利率纷纷降至历史极低水平，极大地刺激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涨。目前，美国政策利率为0-0.25%、日本为-0.1%、欧元区为0.0%，英国为0.1%。特别是美联储大幅降息1.5个百分点至0-0.25%，并采取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不足4万亿美元急剧膨胀到8万亿美元，扩张了超1倍。超低利率和资产购买暂时减缓了美国财政付息的压力，同时也严重刺激了美国金融市场，股价持续上涨，严重脱离实体经济。截至4月21日，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同比涨幅分别达到48.3%、52.5%、68.8%，比2019年底疫情前的水平也分别上涨了19.6%、29.2%、55.5%，三大股指的市盈率分别从正常时期的20倍、25倍、30倍左右，提高到30倍、40倍、60倍左右，市场估值严重偏高。

　　总览当前的国际金融市场环境，各国货币政策、财政货币极度宽松，多个国家采取零利率、负利率政策，整个经济脱实相虚的风险非常之大，特别是美国资产价格和通胀压力已经全面显现。下阶段，一旦美联储政策转向，或市场风险偏好发生逆转，都很可能触发金融资产泡沫破灭。

　　3）虽然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但节奏不及年初预期，特别是在3-5月份的恶化可能推迟世界经济复苏节奏，并加剧世界的不确定性

　　3-5月份，全球疫情形势再度恶化，出现新一轮比去年4季度更加严重的疫情高峰，尤其是4月下旬，日新增确诊病例多次创下90万例的最高记录。截至6月22日，全球当日新增确诊病例仍达到38万例，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8亿例，比2020年全年的近8400万例增加了约9600万例，这意味着2021年上半年的新增病例已经超过2020年全年的新增病例。随着全球疫情防控期再度延长，2季度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不及预期，国际机构在年初上调的增长预期面临下调风险。

　　图5 全球迎来新一轮疫情高峰

　　特别是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疫情形势恶化加剧经济脆弱性，全球经济复苏将出现严重分化。2021年以来，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疫情形势明显好转，在疫苗接种、大规模刺激政策下加快复苏，而印度、巴西等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则在疫情突然失控、政策空间逼仄下陷入困境。特别是印度，2021年以来疫情形势急剧恶化，脆弱的经济恢复面临夭折的风险。从每日新增确诊病例看，印度自3月以来疫情开始失控，4月21日至5月15日，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均在30万例以上，其中5月6日达到41.4万例的峰值，截至6月10日，当日新增确诊病例仍超过9万例。巴西疫情始终没有得到控制，3月以来进一步恶化，截至6月10日，当日新增确诊病例仍接近9万例。近几个月来，印度、巴西的制造业和服务业PMI均出现显著下滑，再度跌入紧缩区间。

　　图6 2021年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疫情形势恶化

　　图7 部分发展中经济体PMI指数再度下行至紧缩区间

　　目前看来，全球疫情的持续期将比2020年底时的预期更长，世界生产复苏的节奏后移。甚至包括2020年疫情防控较好的一些东亚经济体，2021年以来，疫情再度出现上扬的势头。截至6月10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当日新增确诊病例也分别接近8900例和7500例。

　　图8 部分东亚经济体疫情形势反复

　　4）在外部复苏不平衡的情况下，短期内我国出口增长仍有韧性，从中长期来看，我国出口规模已进入平台期，培育国内大循环具有紧迫性

　　由于我国出口提升的态势实际上与疫情形成了不对称性密切联系，随着未来疫情关系走向对称和全球制造业生产的全面恢复，我国出口反而可能会面临极大压力。

　　一方面，近年来贸易环境变化剧烈，出口始终面临高度不确定性。自2007年以来，全球性事件频繁发生，包括2007年爆发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爆发于希腊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12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2015年英国公投脱欧、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等，使得全球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中国出口增速也呈现阶梯式下滑。相比2000-2007年中国出口年均26%的高增长，2012-2020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4%左右。

　　另一方面，我国出口规模尽管存在年度波动，但已经进入“平台期”，由出口所带来的增长拉动效应已经式微。表面上看，贸易增速在年度之间持续波动。例如，2018-2019年间我国贸易受到贸易摩擦以及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所产生的抑制效应影响，同时也受到由于贸易深化以及边际扩张所带来的促进效应的带动；2020年受全球性新冠疫情的冲击导致上半年对外出口下滑，但随着我国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以及国外新兴市场国家疫情的暴发，我国贸易规模出现了明显的补偿性增长。但是，撇开这些短期波动因素就会发现，我国出口金额、进口金额以及贸易盈余的规模已经稳定，自2015年以来已经没有明显增长，至少与我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已经不相匹配。

　　图9 2015年以来我国贸易规模几乎稳定

　　图10 2007年以来我国贸易额占GDP比重下降明显

　　二、中美关系依旧紧张，美国激进的宏观政策更是给全球和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五大潜在风险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很大变量在于美国经济和贸易政策。一是美国激进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二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

　　1）美国激进财政货币政策对我国的潜在影响

　　现阶段的美国宏观政策已经从疫情救助与经济修复走向试图打破次贷危机以来经济“大停滞”周期，允许通胀持续“超调”就是最好的证据。自2020年3月23日，美联储开启无上限宽松货币政策为国际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在美联储坚定做多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开始触底反弹，避免了全球金融大动荡演化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至今来看，美国应对疫情冲击的宏观救助和刺激政策是全球力度最大的。依据美联储网站公布的数据，从2020年3月5日至2021年6月3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的总资产从约4.24万亿美元“爆表”到约7.94万亿美元，增长了87.3%；同期总资产结构中持有美国国债从约2.50万亿美元增长到约5.12万亿美元，增加了2.64万亿美元，美国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现象严重。依据IMF提供的数据，在2020年3月开始至2021年3月底大约1年的时间里，为应对疫情冲击的财政计划支出高达5.95万亿美元，占2020年美国GDP的近30%。

　　综观整个2020年，财政转移支付占美国居民收入的达到了21.6%，这一比例比2018-2019年要高出5个百分点。巨额的财政转移支付使得在2020年美国经济下跌3.5%的情况下，美国居民收入反而增加了6.34%，而2019年美国居民收入增速仅为3.92%。2021年3月初，美国又颁布了《2021年美国救援计划法案》（American Rescue Plan Act of 2021），向符合条件的个人最高可获得1400美元的经济影响费，已婚夫妇共同申请的可获得2800美元的经济影响费，美国再次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向居民直接支付救济。2021年1季度，财政转移支付收入占美国个人总收入的比例进一步上升，高达27.4%。同时，2021年1季度美国经济GDP环比年率也达到了6.4%。

　　图11 财政转移支付占美国个人总收入的比例（%）

　　数据来源：BEA, Personal Income and Its Disposition.

　　在激进的刺激政策下，美国经济中的通胀出现了跳跃式的增长，4月份美国经济中CPI和核心CPI同比涨幅达到了4.2%和3.1%，5月份进一步上升到5.0%和3.8%。美联储从今年3月份开始就一直淡化通胀及通胀预期压力，允许通胀的“超调”，直到6月份会议才稍有“暗示”。

　　拜登上台百日之内，接连抛出了三大计划，除了上述的救援计划以外，还有基建计划和税改计划。拜登的基建计划计划规模高达1.7万亿美元，尽管与共和党提出的约9300亿美元的基建计划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但最终如果达成，基建的规模应该不会小。在5月28日白宫公布的预算中，2022财年总支出高达6万亿美元，其中就业和家庭计划规模达到了3.4万亿美元。在美国经济产出缺口快速收敛的背景下，美国刺激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出规模在不断增加。

　　因此，允许通胀持续“超调”与拜登财政支出计划大规模增长两大现象，说明了美国此轮经济的修复已经不再仅是应对疫情的经济修复，而是想要打破美国经济长期以来的“大停滞”现象，助推美国经济进入扩张区间，打破次贷危机以来经济“大停滞”周期。20世纪90年代经济自由化以来，美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下降，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已经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采取了激进的宏观政策，政策组合与现代货币理论（MMT）所倡导的政策组合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美国宏观政策是在进行MMT的大实验，实施财政赤字的货币化。美联储就业优先的货币政策使得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越发严重。依据美国财政部网站公布的数据（The Federal Response to COVID-19, Data through March 31, 2021），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预算资金为4.2万亿美元，目前已完成支出的数额为2.6万亿美元，已承诺的（法律规定的支出）大约3万亿美元，预算资金还剩下大约1.3万亿美元的额度。而大量的资金需要通过美联储不断购买债券去筹集。截至2021年6月3日，美联储总资产中持有的国债数量约5.12万亿美元，而在2020年3月5日持有的国债数量约为2.5万亿美元。相当于说，美联储在大约14个月的时间里，为美国财政融资了2.64万亿美元。

　　美国激进的财政货币政策带来五大潜在风险。美国激进宏观政策带来了美国经济产出缺口的快速收敛，依据IMF今年4月份《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1年美国GDP增速达到6.4%。但激进的刺激政策导致了美国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同时也给全球及我国经济带来五大潜在风险。

　　第一，美联储允许通胀较长时间“超调”，不断加大全球通胀和“Taper”风险。年初以来，美国通胀加速上扬，相对于2%的长期通胀目标，目前美国的通胀率水平已经出现了阶段性的明显“超调”。5月份，美国CPI和核心CPI同比涨幅分别达到5.0%和3.8%，超市场预期、创历史新高，特别是核心CPI创近20年来的最高记录。其中，商品同比涨幅达到8.1%，尤其耐用品涨幅为10.3%，服务涨幅也升至3.1%。相对于2%的长期通胀目标，美国CPI已出现3个月的超调，核心CPI出现了2个月的超调，而且环比涨幅较大，核心CPI的6个月移动平均趋势上行，都显示物价水平明显超调。

　　图12 美国经济中CPI和核心CPI（同比，%）

　　数据来源：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美联储认为，随着供应瓶颈的缓和，通胀压力会减缓，目前的通胀具有暂时性，但从通胀预期来看，目前5年期TIPS和10年期TIPS所隐含的中长期通胀预期已经稳居2%以上。截至6月4日，5年期和10年期TIPS隐含的5年和10年平均通胀率分别为2.54%和2.40%，说明市场已经预期到长期通胀压力。因此，美联储允许通胀持续“超调”，势必会对未来全球通胀带来压力。

　　图13 美国经济中长期通胀率预期（%）

　　数据来源：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第二，通胀和低利率组合新环境将进一步推高风险资产价格风险。美联储允许通胀持续“超调”，高通胀与低利率组合成为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国际金融市场运行的新环境。这一新环境将导致传统的P/B估值框架失真，P/B存在高估倾向，其原因在于通胀与低利率组合新环境会降低实际利率，共同助推风险资产价格的上涨。从2020年3月全球金融大动荡低点以来，美国股市上涨的幅度巨大。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分别上涨了86.94%、101.36%和89.05%；即使今年年初以来，也出现了较大的涨幅，年初至今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分别上涨了13.56%、7.19%和12.61%。

　　图14 美国股市金融大动荡低点至今以及今年以来的上涨幅度（%）

　　从美国房地产价格来看，同样出现了巨大的涨幅。在美联储不断购买MBS提供流动性和30年期很低的抵押利率刺激下，美国房地产市场创历史新高。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房价指数最高点2006年7月S&P/Case-Shiller指数达到了184.6，而2021年3月这一指数已经高达243.7。

　　图15 美国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变化（2000年1月=100）

　　数据来源：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从风险资产的估值来看，高通胀与低利率组合新环境意味着风险资产的估值将继续在高位运行，尤其是美国的股市甚至可能出现创新高的可能性，这也会加大未来风险资产估值可能出现较大幅度调整的潜在风险。

　　第三，经济修复与宽松的流动性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风险。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JPMorgan Global Manufacturing PMI）显示，商品生产部门连续扩张了11个月，总体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4月份的55.9升至5月份的56.0，创下11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从交货期来看，尽管全球制造业供应商的交货期在2020年中期一度接近稳定，供应紧张状况有所缓解，但最近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数据表明交货期延长到了与2020年峰值相当的程度，这说明5月份的供应面依然紧张，这会继续推动价格上涨。

　　从国别和区域来看，涵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IHS-Markit美国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5月份出现有史以来最大涨幅之一，飙升至该调查12年来的新高，5月份最新数据为68.7，高于4月份之前的63.5，远高于调查之前记录的任何水平（峰值61.0出现在2014年6月全球制造业PMI指数）。从欧元区的IHS Markit的PMI在5月份连续第三个月刷新纪录，升至63.1的新高，欧元区制造业继续以近24年调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一方面是制造业的回暖，另一方面美联储继续维持宽松，再加上疫情导致的大宗商品产能减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出现了较大的涨幅，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纷纷回升至2019年水平。2020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处于阶段性的低位，为中国经济复苏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环境，但这一有利条件已在2021年出现逆转。5月份，布伦特原油现货价回升到68.7美元/桶，较2020年同期增长137.1%，比2019年同期低3.5%。作为原油等大宗商品进口国，价格回升导致我国PPI价格指数出现快速上升，在PPI-CPI传导受阻的背景下，中下游企业承受较大成本压力。不过从近几个月走势看，原油价格环比上升势头有所放缓，从而有望减轻未来通胀压力。

　　图16 2021年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回升

　　第四，美国阶段性放弃了经常账户不平衡，导致通胀输出和重拾贸易摩擦风险。从美国经常账户贸易的情况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不断增加，货物贸易逆差从疫情暴发前2020年2月份的大约604.0亿美元上升到2021年3月份的约915.6亿美元；服务业贸易顺差从2020年2月份的大约224.0亿美元下降到2021年3月份的约171.1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的扩大和服务贸易顺差的减少共同加大了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疫情暴发前2020年2月美国贸易赤字为380.1亿美元，2021年3月份上升到744.5亿美元，大约1年的时间，美国经济对外贸易月度贸易赤字几乎增加了一倍。从美国的货物进口来看，随着2020年3月份出台的2.3万亿美元经济救助法案开始，美国货物进口从5月份开始上扬。2020年5月美国货物进口数量大约为1665亿美元，到了2021年3月达到了2344.4亿美元，月度增长了679.5亿美元。

　　疫情冲击以来，美国无视对外贸易赤字，并不是不关心外部不平衡，而是这种外部不平衡有助于美国激进的宏观政策的实施。美联储巨大的流动性释放与财政转移支付相配合，导致了2020年美国GDP同比下降3.5%，但居民收入同比增长了6.3%。居民购买力支撑了美国消费的增长，也导致美国进口了大量的货物，货物贸易逆差再创历史新高。贸易逆差也使得美元顺势流出美国，带来了全球流动性的泛滥，降低了美国国内通胀的压力，但带来了全球通胀的压力，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与美元流动性的泛滥直接有关。

　　历史上，美国因为经常账户赤字发起的贸易摩擦、汇率摩擦的例子很多，因为长期的大规模贸易赤字不利于提高美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和维护美元国际货币体系。如果美国经济取得了实质性修复，美国经济进入了扩张区间，外部贸易赤字问题就很可能会被重新提上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议程。同时，拜登在6月3日签署行政令，美国加大了对中国企业“黑名单”的数量，目前已经达到59家，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力度反而加大了。

　　图17 美国经常账户贸易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第五，美联储允许通胀“超调”导致人民币存在过度升值的风险。从2021年4月份开始，美元指数有一个明显的走软阶段，而人民币汇率也有一个明显升值阶段。值得关注的是，4月份美元指数走软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新框架直接相关。3月份美国经济CPI达到2.6%，核心CPI达到1.8%，到了4月份美国经济CPI达到4.2%，核心CPI达到3.0%，但美联储从2月份开始一直在淡化通胀及通胀预期。在美联储允许通胀“超调”的背景下，随着美国经济中物价水平的上涨，美元开始对内、对外的双重贬值。从4月初到6月8日，美元指数贬值了3.19%，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2.77%。相对于美元指数，人民币兑美元的金融汇率继续保持了相对稳健的升值态势。但从更长时间来看，2020年5月28日至今，人民币升值了10.73%，同期美元指数贬值了8.57%，人民币存在过度升值的压力。

　　图18 美元指数（右轴）与美元兑人民币双边汇率

　　2）拜登及其经济团队的对华贸易态度

　　除了经济基本面因素，决策层的态度同样是影响中美经贸走向的重要因素，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中，中美贸易整体呈现出相较以往更为明显的对抗性，虽然“第一阶段”协议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摩擦，但双方的贸易基础仍明显地遭到损害。以贸易关税为例，2021年初，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加权平均关税为19.3%，而中国对美国产品的关税约为20.7%，而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之前，上述关税水平分别仅为3.1%和8%。

　　早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拜登就曾多次批判特朗普所采取的加征措施，也曾公开指出对华加征的关税明显地转移到国内企业以及消费者身上，并在2020年8月的参选演讲中提出当选后会取消相应对华加征关税。随着美国逐步走出疫情阴影，在生产、消费环节出现了明显的原料、产品短缺，尤为明显的体现在铜、铁矿石、钢铁、木材、半导体等原材料领域，以汽车市场为例，受到全球芯片短缺影响，新车生产受到明显抑制，数据表明，二手车的价格在一个月内上涨了10％，首次突破25000美元，同比增加约2800美元，在上述背景下，继续保留相关商品的高关税对于美国企业、消费者无疑会带来更大的福利损失。

　　另一方面，随着拜登宣誓就职，其执政班底也已组建完成，整体而言，不同于特朗普时代的对华鹰派成员，拜登核心内阁成员以奥巴马时代的建制派精英为主，是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受益者，对华态度基本一致，强调自由、规则与竞争。以被提名的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为例，作为前任美联储主席，其政策取向偏向鸽派，主张采取自由贸易，否定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关税战措施，并认为加征关税提升了美国消费者和制造业的成本。但美国新任贸易代表戴琦的贸易主张与特朗普的贸易策略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均强调通过贸易手段改善工人阶层福利、强调“公平贸易”，对于相关贸易调查以及关税手段具有一定的偏好性，不同之处在于，相较于特朗普时期过分强调“单边”贸易政策，戴琦的贸易策略对于联合欧洲、日本等传统贸易伙伴同样有所侧重。

　　必须指出的是，面对我国经贸快速崛起与国际地位上升的既定事实，即使美国两党存在分歧，但在对华经贸态度上却尤为一致。相较于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作为一名更为熟悉我国的政治家，拜登更了解国家层面在贸易领域的对华策略，对比特朗普政府“立竿见影”的关税制裁，拜登更可能采取诸多非关税措施限制我国贸易发展。可以预测，未来美国将进一步加强TTIP、美日、美韩等贸易协定的推进，旨在通过在知识产权、投资规则、国有企业等相关边境后经贸规则的全面升级以实现对我国未来经贸发展的打压。此外，由于总统交接所带来的转换成本影响，先前与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领域所取得的谈判成果大概率在未来的执行过程中受到相应阻碍，增加了中美双方未来的贸易不确定性。

　　综合上述对于美国当前经济情况的分析、拜登及班底对华经贸态度，我们认为，受目前美国“供小于求”特征的影响，为尽快提振经济，在未来短期内，美国将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影响，明显增加与我国的原材料、中间品贸易，并在此基础上有一定条件地消减特朗普时期所遗留的加征关税。实际上，根据海关总署数据表明，2021年第一季度中美贸易呈现高速增长趋势，其中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62.7%，自美进口增长57.9%，集中体现在能源、农产品、汽车及零件行业，除基数效应外，在双边经济呈快速恢复，经济、贸易结构的高度互补同样是重要原因。为进一步探究其增长趋势，基于乘法分解模型将中美贸易往来分解为趋势项、周期项以及节日、冲击效应并对于未来短期趋势加以预测，预测结果如图所示。可见，在短期内，中美贸易将整体呈现增长趋势，规模超出以往同期水平，但这一增长趋势将逐步放缓，持续性相对较弱。

　　图19 中美贸易水平及趋势预测（单位：亿美元）

　　而在长期内，受所谓“平等”贸易的主张影响，拜登政府可能会联合其他贸易伙伴，从边境后贸易规则入手对我国对外贸易发难，并借助如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规则等贸易手段促进相关产业链回流美国，以重振相关工业发展，使得我国对美贸易条件出现恶化，进而降低双边经贸规模。近期美国新政府动作频出，无疑增加了中美贸易关系新的不确定性。随着疫情形势扭转，中美贸易冲突可能再次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因此，2021年的中美关系绝非坦途，双方在贸易、科技、金融等其他领域的摩擦会更加频繁，需要提前做好各种应对。

　　综上所述，2021年外部环境的复杂化对于国际循环体系的冲击及其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将有新的表现。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延迟、国际冲突的加剧、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以及“去中国化”的抬头，都可能使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压力上扬，提前稳住内部经济循环基本盘是应对外部冲击和大国竞争的核心基础。因此，在各种战略准备中，进一步恢复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盘，不断巩固住内部产业链的竞争力和畅通性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在外部贸易投资和政治摩擦高峰期到来之前，全面扩充国内市场需求，快速促进市场循环的常态化，是当前窗口期的必然之举。

　　注：除标注数据来源外，本文中的数据皆出自Wind数据库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测算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