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如何实现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明

　　各位朋友好，非常高兴参加本次论坛。我想用20分钟左右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也即如何实现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

　　我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会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如何构建这一格局，以及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第二个问题是，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有效扩大消费并促进消费升级。

　　去年中国政府提出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历史渊源，是我国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的国际大循环格局。国际大循环的基本特征有三，一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二是大力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三是实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当时的政策取向是“以外促内”，以国际大循环带动国内经济发展。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内外环境的两大转变使得国际大循环战略必须进行调整。第一个转变，是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性停滞、国际贸易投资摩擦纷至沓来，外部需求变得不稳定；第二个转变，是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目前中国的GDP总量是美国的70%左右。随着国内体量的放大，再由外需来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既是外部环境调整的压力使然，也是国内环境改变的动力使然。

　　如何系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呢？我认为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这一层面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三大支柱，一是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二是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三是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一体化；二是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我们可以从贸易、金融、开放和机制四个维度进行分析，而海南在这四个维度上均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今天由于时间所限，我就不详细展开了。

　　那么，我今天着重展开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我们可以从供给、需求、供给需求相互结合这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首先，要实现消费升级，关键在于供给层面。目前中国城镇家庭对传统制造品的消费相对比较饱和，因此消费升级有两大抓手，一是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提供更高质量和更广范围的消费选择；二是要满足居民对高质量服务的消费需求，例如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强烈需求。之所以在这些高质量服务领域存在持续的供需缺口，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部门基本上依然是国有企业的天下。如何向民营企业真正全面放开上述服务业，是实现消费升级的重要前提。

　　其次，从需求层面来讲，要实现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关键在于持续提高居民部门、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和收入水平。下面我将从六个方面进行梳理。

　　第一，要显著提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的占比。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数据可以看到，家庭部门收入占比大致从1990年代初的70%左右降低至目前的60%上下。这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初次分配中家庭部门占比。未来在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居民部门应该提高一些，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应该降低一些。

　　第二，要加大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再分配力度，实现全体居民的共同富裕。去年两会期间，克强总理提到，中国有6亿人月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千块。我的这张PPT显示，从2018年中国家庭调查数据来看，低收入群体的比重还是很高的。例如河北、山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省份，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不足1000元家庭的占比还在50%上下。所以，看中国不能只看沿海，还需要看内陆，不能只看东南，还需要看西北。如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得不到改善，从全国层面来看，消费升级就是一句空话。这张PPT显示，从各国后40%的人口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来看，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16年，中国后40%人口的收入占比大致从30%降到15%，这说明底层老百姓虽然绝对收入在上升，但是相对收入却在下降，情况不容乐观。如这张PPT所示，中国消费的两极化现象非常突出，中国在全球奢侈品市场中的占比从2016年后上升非常快，现在超过了10%，从增量来看占比更高。

　　第三，要通过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农地流转来提高农民收入。考虑到大多数低收入人群分布在农村，因此要着力提高农民群体的收入。

　　第四，要扩大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当前中国民营企业贡献了50%的税收收入、60%的经济增长、70%的技术创新与80%的存量就业。如果民营企业不能发展壮大，那么这80%的劳动力的收入提升就难以实现。

　　第五，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注定会长期化、持续化。自2015年以来，房地产行业过度发展已经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如图所示，从2008年以后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非常快，而随着居民杠杆率的上升，居民消费增速开始持续下行。要实现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房地产调控一定会持续进行，具体方式可能有变化，但是大方向不会改变。

　　第六，要通过公共服务改革来降低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现在中国国民总储蓄率依然显著高于主要发达经济体。造成中国储蓄率偏高的主要原因一是人口红利，二是预防性储蓄。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中国的储蓄率将会逐渐下行。另一方面，要让居民扩大消费，就必须必须加快教育、医疗、社保领域的改革，消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降低老百姓的预防性储蓄。

　　再次，从供给与需求相结合的层面来看，要实现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就要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区域一体化，塑造真正统一的国内大消费市场。我认为，未来10年中国最重要的增长引擎之一就是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由此推动的新一轮区域一体化。在我即将出版的新著《五大增长极》中，我们提出，在未来10年内，随着要素的自由流动自由聚集，国内有五个区域的发展会非常快。

　　第一个区域是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的市场化程度是最高的，科技和金融已经成为该区域的两大核心竞争力。粤港澳大湾区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版的硅谷。第二个区域是长三角。长三角有两个优势，一是区域发展一体化程度最高、几乎没有短板，二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发展相对平衡。第三个区域是京津冀。京津冀过去的问题是，在北京与天津的虹吸效应下，河北经济一直没能发展起来。如果未来雄安能够崛起，那么京津冀地区就可能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该区域的特点是资源分配中心以及科创中心。第四个区域是由郑州、合肥、武汉构成的中三角。它们是高铁时代的最大受益者，是连接其他四大区域的中间地带，天然成为国内生产网络的重要中间环节。最后一个区域是由重庆、成都、西安构成的西三角。这个区域的特点是人均人力资本成本比较低，可以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承接扩散出来的产业。

　　问题在于，如果未来上述五个区域发展很快，那么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可能加剧，例如东强西弱或南强北弱。我们将不得不面临一个抉择，究竟是促进各地均衡发展呢，还是放开要素自由流动来加快特定区域的发展呢？

　　最后我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要实现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绝非易事。例如，有些国家实现消费扩大是靠政府举债或诱导居民部门举债，让居民收入增速超过了GDP增速、工资增速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速，这无疑是不可持续的，甚至可能引发恶性通胀等危机。

　　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让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同步，让工资增速与劳动生产率增速同步，这是非常明智的。在2035远景规划中，我认为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也即要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中国的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才是真正可持续的。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