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一、谈国民经济循环
1．百年变局与国民经济循环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
从短期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当今世界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
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我国出口也受到外部需求下降的影响，需要加快释放内需潜力，激发国内大循环活力。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从长远来看，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
2006年，我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为35.4%，2019年降至17.4%，与2006年相比减少一半，这一年我国82.6%的国民经济是在国内实现循环的。
出现这种变化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从发展规律和国际经验看，现代制造业规模经济大，越大的经济体，国内市场规模越大，国内消化产出产品的能力越强，GDP越多地依靠国内循环。
2019年，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提升到10098美元，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16.4%。
随着我国成为越来越大的经济体，出口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由2006年的41.8% 提高到2019年的53.9%。受这两方面因素影响，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
此前，国际国内都有不少人宣称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国外很多人归因于全球贸易不均衡，进而又归因于中国推行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内也有类似说法。这都是因为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同时，如果再错误地把中国看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当中美贸易摩擦或新冠疫情影响出口时，各界就容易判定中国经济要出问题。
只要我们能够把国内经济稳定好，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基本上不会改变我们整体发展。
2．国民经济循环存在的堵点和淤点
国内市场目前有两方面的流动阻碍。一方面是户口制度，你要到北京、上海或其他一线城市落户，会受到户口制度的阻碍。我们要发展，那么就要对户籍制度进行适时改进。
另一个方面是房价的阻碍。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要到一线城市工作，房价高则不利于人才的跨地区流动，基本上年轻人对房价很难适应，所以我们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房住不炒，让房价回归它应该有的属性，才会有利于人口的流动。
土地市场，这几年在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政策上面有些放开，也在探索，但实际上这个市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所以土地功能的发挥，随着我们结构的调整，要怎样来支持我们的经济发展，还要继续完善。
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最终是通过改革的手段，抓住痛点难点。
3．深化改革是根本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
目前，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发展迅速，但要素市场发展仍存在堵点，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
具体而言，在资本要素的金融市场，要通过结构改革补中小金融短板，让农户、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得到更多金融支持；在人才市场，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让房子回归用来住的功能等举措疏通人才跨区域流动的障碍；在土地市场，要深化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制度改革。
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
有效市场能提高企业家的创业热情和积极性，但在这一过程中，必然有些只靠企业家自身难以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
因此，政府不能缺位，要理顺“两只手”的关系——市场有效要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应以市场有效为依归，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使经济发展的动力充分涌流，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二、谈中国优势
1．中国的产业优势
对中国来讲，有些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像家电产业、5G通信，如果要继续发展，就必须自己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引领世界市场，这是一部分机会。
另外一部分新的机会，是新的产业革命带来的新机遇。因为我们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本高的人多，受过训练的工程师多，企业家多。
而且我们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开发出一个新的软件或新的平台，在中国很快就铺开了，那就会在全世界有竞争力，比如淘宝、微信、抖音的发展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是硬件，中国有全世界唯一完整的产业体系，有全世界最好的各种部件的供应，所以这种硬件从想法到产品，可能几天就能成形。
所以在新产业革命方面，我们有弯道超车的优势。只要抓住这两个优势，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
2．“因势利导”和“反弹琵琶”
新结构经济学把各个地方的产业，不管在哪个发展阶段，根据三个维度来划分。
第一，现有的产业跟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技术差距有多大？
第二，这个产业到底是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还是违背比较优势？是否过去有比较优势，现在已丧失比较优势？
第三，这个产业的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周期，到底是短周期，还是长周期？
根据这三个维度，我把各个地方的产业分成五种不同类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弯道超车型、国防安全和战略型。
对于这五类产业，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因势利导”，二是“反弹琵琶”。
因势利导主要针对的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包括追赶型、领先型和弯道超车型。
追赶型产业一是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二是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
在引进技术的时候，有的是买更好、更新的设备，有的是购买专利，有的是到国外去设立研发中心，雇用当地高水平的人才，或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来掌握这个技术。
领先型的产业必须不断研发新产品、新技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维持领先地位。
转进型产业过去有比较优势，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大，但是一般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已经逐渐失掉比较优势了。各个地方的“一县一品”“一市一品”大多是这样的产业。
这类产业有一部分可以通过“机器换人”来提高生产力水平，但由于附加价值的瓶颈限制，这方面的空间有一定的限度，有些有能力的企业可以通过品牌建设，产品设计、市场销售渠道进入附加价值比较高的生产活动。
弯道超车型产业，新工业革命的智能制造、智能联通的软件和硬件产业以人力资本为最主要的投入。
对于关系到国防和经济安全的战略型产业，因为违反比较优势，在市场中没有办法实现盈利要求，总的来说需要有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
通常战略型产业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非常密集，超过一个地方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地方政府很难以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种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和发展，不过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这种产业带来的技术力量和相关产业链“反弹琵琶”，结合当地的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的禀赋条件，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
改革开放以后，这样的成功例子不少。
例如四川绵阳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城市，能够生产资本、技术非常密集的飞机发动机、雷达等国防军工最前沿的产品。绵阳的长虹电气就是利用原来生产雷达的工程技术力量，结合当地劳动力，生产资本和技术较雷达低的家用彩色电视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国内最有名的彩电品牌。
3．改革红利与人口红利会永远存在
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这是学界和媒体上流行的说法，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什么叫改革的红利呢？
我们现在在体制上、机制上还有不少问题要改，改好了以后，生产力会解放，效率会提高，但是新的问题又会出现，改了那些问题不就有新的改革红利了吗？
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提出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每个国家都要做结构性改革，中国要做结构性改革，美国、欧洲也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如果能改革，就能够释放生产力。发达国家也有不少结构性问题要改革，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改革的地方自然更多。
20世纪80年代，我国刚从计划经济转型，确实有很多扭曲，并不是每个领域都具备改革条件，如果全部都要改的话，就会像苏联和东欧一样，经济就要崩溃。
在那种状况之下，要看哪些新东西改了以后，会释放我们的生产力，会稳定我们的经济，会促进我们的增长，所以，我国采取了渐进式改革。
现有的问题改了，一定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所以，改革的机会、改革的红利永远都在。只要我们不骄傲自满，有决心和勇气，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去发现新问题、面对新问题，不断地深化改革，改革红利就会永远存在。
我也不同意人口红利消失的说法。
这种说法认为，我国过去发展这么快，是因为有人口红利，理由有二：一是把劳动力从生产力水平低的农村转移到生产力水平高的城市制造业；二是原来计划生育使出生率减少，提高了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但我觉得这只说到中国经济增长快的一些次要原因，印度和非洲的农村人口比中国多，年轻人口的比重也比中国高，照上述理论，印度和非洲应该比中国发展快，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
首先，我认为人口红利理论的重点在于，把劳动力从低生产力水平的行业转移到高生产力水平的行业。
比如把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到城市制造业，但是这种红利不仅在农村劳动力变为城市制造业劳动力的过程中会产生，把劳动力从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的过程中也同样会有。
制造业里有很多阶梯，只要不断地进行产业升级，把在低附加值就业的劳动力重新配置到劳动生产力水平高的制造行业，这方面的人口红利就会一直存在。
其次，因为计划生育导致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减少，这是事实。但是劳动力对生产的贡献，一方面是数量，一方面是质量。
如果纯粹从数量来讲，我们可以把退休年龄往后延一点。国内一般男性 60 岁退休，女性55岁退休，而外国普遍情况是65岁才退休。
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的质量，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可以靠教育的改善，我国的教育这些年提高很多。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补偿劳动力数量的下滑。
所以，人口红利理论没有分析清楚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现在人口红利减少，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说法也没有分析清楚人口和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三、谈中美贸易
1．中美摩擦为何愈演愈烈？
疫情总会过去，对中国影响更长远的因素是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中国有很大的贸易逆差，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认为逆差代表美国吃亏了。
实际上，美国向中国买的东西并不是美国无法生产，而是因为从中国买更便宜，贸易的产生是各个国家比较优势不同的结果。
二战以后，美国作为资本丰富的高收入国家一直都从国外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尤其是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进口。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因为工资提高，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失掉比较优势，这些产业就转移到工资水平低的中国大陆，它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集中到中国大陆来。
传统上美国对东亚国家的贸易逆差就很大，此前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80%来自东亚国家，在 20世纪80年代最多时达到100%；现在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中，中国的比重在增加，整个东亚的比重在降低。
因此，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增加并不是中国造成的，主要是美国国内因素造成的。逆差是消费过多、储蓄不足的结果，美国长时间持续逆差增大，主要原因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权，使美国可以增发货币在全球进行购买。
之前，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实际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美国2017年开始使用关税政策，但其2018年的贸易逆差还在增加，对中国的逆差增加了11.7%，显然加征关税的方式不能解决逆差问题。
除了贸易逆差，现在美国还以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对中国企业采取限制措施。
各国企业之间可能存在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但是中国在1980年就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签约国，中国有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也有知识产权法院，如果中国企业有相关侵权行为，外国企业可以诉诸法律。
过去10年，外国企业对中国企业的侵权诉讼84%是外国企业胜诉，同期，在美国，外国企业对美国企业的侵权诉讼，外国企业胜诉的比例只有50%左右。
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政府并没有像美国政府指责的那样以国家行为鼓励中国企业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美方还指责中国政府强迫美国企业转让知识产权或技术，不过，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目的不是把产品卖到中国市场，就是以中国为生产基地把产品卖到国际市场。
不管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产品要有竞争力必须用最好的技术来生产，美国企业在中国用最新最好的技术生产，这是美国企业为了自身利润最大化所做的自发选择，不是中国政府政策强制的。
其实，美国对中国的各种指控和采取的措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贸易逆差是借口，实际是为了抑制中国的发展。这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采取类似手段压制日本是一个道理。
2．我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三点看法
①观点一：贸易是互利双赢的
美国跟中国买东西并不是美国给中国的恩惠，是美国自己不生产，而美国国内有需求，必须从国际上进口。
美国可以从中国进口也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从中国进口是因为价格比较低，产品质量比较好。
当然有些产品美国自己也可以生产，但成本会非常高，所以，从中国进口是出于价格的考虑，这一点是贸易的基本原则。
美国每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那么大，是不是美国吃亏了呢？
在谈国际贸易的时候，不能从两国的贸易逆差或顺差来看问题，要从一个国家跟整个世界的贸易逆差或顺差来看。
读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一个国家如果有贸易逆差，是因为消费太多、储蓄不足造成的。
要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必须在国内采取措施来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如果不这样做，会适得其反。
刚开始美国从贸易逆差来说事，现在则从贸易不公平、中国强迫技术转移等来说，虽然煞有其事地指摘了很多，可是没有拿出具体的证据。
美国固然利用国内法进行了301调查，出的报告非常厚，但如果仔细读，会发现其大部分内容都是猜测。
所以耶鲁大学的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教授说，这个报告基本上是在泼脏水，没有证据，根据这样的报告制定政策对美国是不利的。
美国说中国强迫进行技术转移，但美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自然是要带着技术来的，其技术是我们强迫转来的吗？实际上不是。
因为美国公司如果在中国生产产品，要进入中国市场，不用最好的技术，产品如何能够竞争？
中国这些年的技术进步非常快，这是事实。中国的经济不断增长、资本不断积累、产业不断升级，当然技术会不断创新，而这些创新其实主要是我们自己通过学习、研发来获得的。
美国也有比较客观的学者，劳伦斯·萨默斯说，中国这些年的技术进步只能由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努力来取得，不可能是强迫来的或偷来的。
贸易逆差和所谓的“不公平竞争”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实际上是看到中国发展得这么快，想遏制中国的发展，对华为的恶意封锁、打压更是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打压中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意图。
②观点二：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
我们希望贸易争端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中美两国能够友好相处，中美贸易有利于两国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假如事情不能按照我们的期望发展，贸易谈判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对中国的所有出口产品都征收25%的关税，那到底对中国有多大的影响？
有人说影响大，有人说影响小。一般的看法是顶多影响0.5个百分点的增长，对美国的影响可能更少一点，大约0.3个百分点。从绝对量来看，好像中国受的伤害多一点，美国受的伤害少一点。
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增长率的损失。即使有贸易摩擦，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会有30%的贡献率，中国还是对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③观点三：绝不会牺牲中国的发展
贸易是双赢，我们有最大的诚意，希望与美国坐下来谈，希望提出一个能让双方都满意的方案，我们绝对不会把中国发展作为代价来满足美国单方面的需求。
即使发生最糟的状况，中国还能维持6%的增长，中国还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美国的无理要求，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持定力，继续坚持我们的既定方针，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出口美国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不到20%，我们还有其他80%的贸易伙伴。如果对美国出口因为贸易摩擦而减少，我们从美国的进口也会减少，我们可以把中国每年进口2万多亿美元的市场机会，更好地让欧洲、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
现在对世界来说最重要的是发展，在大家对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比较悲观、迷茫的时候，中国的开放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机会。
其实美国很多企业家也非常清楚，目前全世界每年30%的增长都来自中国，要是美国这些企业退出中国市场，那它们就退出了《财富》世界500强的地图。
我相信，美国的企业家、美国人民，也希望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
结语
展望未来，中国可以维持一个合理的投资增长速度，有投资就会创造就业，有就业，家庭收入就会增加，家庭收入增加以后消费就会增加。
所以，中国到2028年，或者宽松一点到2030年，还有每年8%的增长潜力，利用国内的有利条件，我判断实现6%左右的增长没有问题。
本文整理自《论中国经济》，林毅夫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4月出版，版权归作者及本书所有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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