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中美是否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余永定

　　评《直面中美贸易冲突》一书

　　为什么美国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源于意识形态的分歧？政治制度的不同？两种文明的冲突？中美冲突将止步于贸易战、经济战，抑或将进一步发展为全面对抗？

　　在克林顿时期，中国被定位为“战略合作伙伴”；在小布什时期，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奥巴马时期中美发表联合声明要“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2017年12月，由特朗普签署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把中国定位为头号竞争对手。报告认为，美国“将应对其正在面临的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竞争。中国和俄罗斯……，是对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的挑战。”

　　中美贸易争端应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严峻挑战的新时期。

　　当年积极提倡中美合作，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公开表示，中国和美国已经进入了“新冷战”时期。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 艾利森在2017年出版的畅销书《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 否 逃 脱 修 昔 底 德 陷 阱？》（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中提出：中美是否能够最终避免一战，取决于美中是否能够逃脱修昔底德陷阱。

　　在中美两国的对峙过程中，擦枪走火的危险性是极高的。如果中美进入 “斗鸡博弈”状态，局势就可能失控。还有一个危险是，某个第三方把中美拖入直接对抗。

　　中美冲突问题的实质

　　中美关系是否真的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不是“夫妻关系”吗？怎么会走到可能兵戎相见的地步？

　　其实，艾利森教授在美国学者中还是鸽派，因为他并不否认美中两国逃脱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而特朗普总统的前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在2017年则公然宣称，在今后5年到10年之内，美中之间必有一战。

　　在班农和其他鹰派人物看来，问题不在于中国上升、美国衰落，也根本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在于中国有一个谋求在世界建立以中国为霸主（supremacy）的朝贡体系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

　　根据是什么呢？他们所谓的“证据”主要来自中国的三项政策：“中国制造2025”、 “一带一路”倡议、南海政策。他们认为，“中国制造2025”制定了中国最终在“在技术领域，特别是先进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以取代美国，统治全球市场”的具体步骤。

　　美国人对5G尤其关注。前共和党参议员领袖金里奇声称：“我们阻止了华为进入美国。但华为已经进入了60-70个国家。如果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了中国因特网系统，以后我们如何在世界行动？”

　　关于“一带一路”和南海政策，班农声称中国是世界历史上企图同时实践马汉 “海权论”、麦金德 “心脏陆地说”和斯皮克曼 “边缘地带论”三大地缘政治理论的唯一大国。

　　他主张美国政府同中国进行正面对抗（confront）的强硬政策；他声称：“中国只不过是’纸老虎‘（ paper tiger），我要给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建议（recommendation）是：限令中国在72小时内把南海人工岛礁上的全部军事设施拆除，否则美国海军将替中国拆除。”

　　特朗普政府中的主要成员，如彭斯和蓬佩奥对中国的态度与班农并无二致。

　　中美关系的恶化不仅同中国的崛起（Rise of China）有关、而且同美国国内政治有关。

　　在过去数十年中，美国的蓝领阶层并未充分分享全球化带来的收益，收入停滞不前、甚至恶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民众对传统精英阶层的不满情绪空前高涨。

　　身为房地产开发商的特朗普正是利用了民众的这种反建制情绪登上了总统大位。

　　从班农之流的言论中不难看出，美国的对华鹰派同时是美国的民粹主义者。他们既反华也反对美国传统精英阶层，特别是华尔街金融集团。他们对中国的攻击，也是为了打压自己的政治对手，加强自己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而传统精英集团也需要同中国划清界限，以摆脱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被动地位。

　　中美冲突的实质是企图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同其实力相当地位的新兴大国（rising power）和力图维持其霸权地位（Hegemony）的霸权国家（Hegemon）之间的矛盾。

　　这种冲突不外乎四种结果。其一，霸权国家取胜，新兴大国挑战失败。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其二，新兴大国实现其“复兴梦”，旧霸权国家接受新兴大国的新地位。典型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英帝国接受美国取代其霸权地位。其三，两者联合，所谓“中美国”就是一例。其四，两败俱伤，被第三者取代。当年的斯巴达虽然战胜了挑战者雅典，但两者最终都只好臣服于化外之邦马其顿。

　　在这一力量消长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是两国各自力量的重要来源（“软实力”），但对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矛盾的性质不会有根本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同美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已无重大差别（俄罗斯同沙特阿拉伯相比，何者同美国更为接近，不言自明），但两国之间的对峙同冷战时期无根本改变。在美国潜在敌人的光荣榜上，俄罗斯依然高中榜眼。俄罗斯的GDP仅仅相当于中国广东省。如果它的经济体量再大一些，中国恐怕就要屈居第二了。

　　中国无意改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更不存在一个实现争霸的大战略。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冲突是认知问题。但对于美国来说，重要的不是意图而是能力。美国人会问自己，即便中国现在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谁能保证在十年、二十年之后，当中国变得足够强大之后，中国不会对美国发起最后的挑战？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充分反映了美国精英阶层的这种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料，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要让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对中国保持足够大的优势。例如，在高科技领域至少领先中国二十年。如果美国自己发展的不够快，那就让中国失去增长势头。

　　如果说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大战略”，美国却有阻挠中国崛起的“大战略”和实施方案，在美国的“攻势”面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另一方面，还应看到，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美国统治阶层中存在不同观点。鸽派认为，中美可以跳出修昔底德陷阱；鹰派则认为，中美之间的最后摊牌只是时间问题。在特朗普政府中，似乎鹰派占上风。特朗普本人是鹰派，但在鹰派中持相对温和的态度。

　　不能排除，随形势变化，美国统治集团的对华政策有所调整的可能性。

　　如何避免中美重蹈修昔底德陷阱的覆辙？

　　目前来看，可能有以下三条道路可以选择：

　　第一种路径是“搂抱”战略。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ail Ferguson） 曾经创造了“中美国模式”（Chimerica model）的概念，形容中国和美国在国际收支上的互相依赖。

　　但这种平衡关系实际上恰恰依赖于严重的失衡，我将其称之为“基于失衡的一种平衡”（balance of imbalance），这最终是难以持续的，并且实际上这种失衡导致的矛盾已经通过中美贸易冲突爆发出来。

　　而课题组的研究则认为，中美之间的互相依赖不限于国际收支，可以将这种互相依赖扩展到全球价值链为纽带的实体经济当中，使得中美经济实现更高程度的融合，从而真正互相依赖、难以割舍。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充满善意的。但是至少目前来看，在美国鹰派力主“脱钩”的论调之下，“搂抱”战略的难度较大，暂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将来是否还有机会，尚需要观察。在本书中，课题组也沿着这一思路，尝试做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第二种路径则是与邻为敌，要搞垮对方。

　　当前，美国的政客当中并不缺乏这类冷战思维的人，甚至不惜以负和博弈的方式来削弱中国，并限制中国追赶美国的发展空间。一旦陷入这样的出发点，则中美之间的问题将陷入无解，修昔底德陷阱也将成为现实风险。

　　我们应该认识到，只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走好自己的发展道路，任何外力也无法阻挡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同时，美国的精英阶层也应该认识到，尽管斯巴达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赢家，但希腊城邦国家由盛转衰，最终的受益者是长期处于希腊世界边缘地位的马其顿王国。

　　总体上，第二种路径是最糟糕的情况，中美两国应共同努力，将避免这种风险作为最低限度的一种默契。

　　第三种路径则是团结协作、共同抗敌的模式。

　　中美之间一直存在各种分歧，但是当两国共同面对更为紧要的敌人或挑战，则这种分歧可能会下降成为次要矛盾。

　　中美关系的历史进程中，也不乏这种共同应对第三方挑战的先例。20、21世纪之交，两国在“9·11”事件后并肩抗击恐怖主义；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中美领衔合作、共同拯救全球经济于危难之中；2014年，双方还签署了联合声明、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并最终推动了《巴黎协定》的签署。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敌人。大流行病的传播，不分国界、不分国籍、不分种族。没有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自打赢这场战争。在疫情面前，中美的共同利益已经超越了分歧。共同应对疫情及其带来的各种挑战，可能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好路径。

　　事实上，中美不但要共同面对大流行病的疫情挑战，还要共同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全球金融风险、全球气候变化等挑战。由此应当强调更加密切的合作、而不是对抗，这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毋庸置疑，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两国将会面临更多的共同挑战。

　　另一方面，频频闪现于美国好莱坞大片中的外星人攻打地球、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些灾难场景也反复教育我们地球人：无论我们有何利益冲突，不要忘记，我们会始终不断地面对将会毁灭地球人和地球村的共同敌人。

　　拜登政府即将上台（注：本文终稿完成于2021年1月20日），在此背景下，中美之间要达成可持续的贸易协定，前提必须是中美应为竞争对手，而非敌人。

　　中美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找到合作共识与共同利益：

　　首先，两国应在世卫组织的主持下或与世卫组织合作，共同制定遏制新冠肺炎的综合计划。提供疫苗就是可合作的领域之一。

　　第二是应当实现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并在一定时间内取消双方的所有附加关税。很明显，由于疫情的影响，2020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数量未达标。双方应该根据不可抗力条款，重新就协议展开谈判。要么延长完成采购2000亿美元额外美国商品的期限，要么降低采购价值。

　　第三，拜登已将应对气候变化列为政府优先事项，这也是中国政府的政策重点。两国在这一领域也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直面中美贸易冲突》

　　回答中美冲突的重要尝试

　　浦山基金会“推动建立长期稳定的中美双边经贸关系”课题组的研究报告《直面中美贸易冲突》，就是回答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中美经贸冲突的重要尝试。

　　该课题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回顾中美关系的演变并梳理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

　　第二部分，对关税冲突、投资冲突、技术冲突、金融冲突进行分析，并对中美在各领域的冲突应对和管控提出建议。

　　第三部分，从全球多边机制（WTO）改革，到区域多边合作机制（CPTPP），再到双边合作（中欧经贸合作），以及中国自身的改革，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课题报告认为：中国需要将不同性质的中美经济冲突做适度分割。

　　对于无解的冲突，他强任他强。对于有解的冲突，则要谨慎对待、努力推动达成共识，在保证中国核心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有所取舍、积极推动国内相关领域的实质性改革。同时，在应对中美贸易冲突的过程中，中国的政策也需要聚焦核心利益，并以此为出发点形成逻辑一致的政策框架。

　　我以为，研究解决中美经济冲突办法的这种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报告提出的建议包括：

　　一、以建设性立场，面对WTO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调整压力

　　二、应尽快启动加入CPTPP的谈判进程。

　　三、分四步推动中欧在经贸合作方面取得进展。

　　四、中美应合作推动形成国际技术转让的多边规则。

　　五、尽快推动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改革。

　　六、不应封杀美国企业，相反应对美国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进一步全面扩大开放。

　　七、稳妥处理好扩大开放与防范风险的关系。

　　这些政策建议都值得认真考虑。

　　当然，课题的不少观点和政策建议可以进一步讨论，一些政策建议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但无论如何，这份研究报告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有关中美经济冲突研究中最为系统、全面和具体的成果之一。我相信报告的出版将为推动中美经济冲突研究发挥有益作用。 

　　课题组成员都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中青年研究骨干。他们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以高度敬业的精神，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思想”为指导，尽最大努力，几经易稿才完成了课题。我愿借此机会对课题组表示敬意和祝贺。

　　本书作者简介

　　东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主任、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在The World Economy、Economic Modelling、Journal of Policy Modelling、Applied Economic Letters、《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多篇理论和政策论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社部留学回国人员科技择优基金，教育部留学回国科研启动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首席研究员）等多项课题。三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2019年第十届、2016年第九届、2013年第八届），三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政所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徐奇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研究员、主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主任。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理事、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海上丝路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澳门城市大学特聘教授、新华社第四批特约观察员、财政部金融人才专家库成员和税政人才专家库成员、商务部中商智库高级研究员、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中国经济信心调查特邀专家”。

　　在《管理世界》、《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经济》、《金融研究》、China &World Economy等期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出版专著六部、译著两部。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信息对策奖一等奖二次，三等奖八次。2011年被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入选2016年中组部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持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改革研究课题、科技部创新战略研究专项等多项课题。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