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从中美首次高层战略会谈看中美经贸关系走向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任泽平、华炎雪、罗志恒等

　　2021年3月18-19日，中美举行了美国新政府以来首次高层战略会谈，落实两国元首的通话精神。高层战略会谈共分为三场，围绕内外政策、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等展开。

　　此次会谈相较以往更为激烈和直接，分歧与共识并存。首先，中方在涉及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问题上阐明了坚定立场。明确指出，“主权和领土完整是重大原则问题。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特别是要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其次，中美在具体领域合作及问题达成一定共识。如在气候变化领域，双方将建立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同意就经贸、两军、执法、人文、卫生、网络安全以及气候变化、伊朗核、阿富汗、朝鲜半岛、缅甸等一系列问题保持和加强沟通协调等。布林肯谈到，“在伊朗、朝鲜、阿富汗和气候问题上，我们的利益有交集。在经济、贸易、科技议题上，我们正在与国会、盟友和伙伴密切协商审视这些问题。我们将继续以充分保护和增加我们劳工和企业利益的方式发展”。

　　中方与美方新政府的首次会谈意义是积极的，代表中美两国避免误解误判、避免冲突对抗、努力解决分歧的决心。中方表态，“这次对话是有益的，有利于增进相互了解……在此基础上，中方对中美继续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美方表示，“我们在会谈中阐明了我们的优先事项和意图，并听取了中方的优先事项和意图。在会谈开始和结束时我们都有清晰的认知。我们将返回华盛顿，评估当前情势，也将在未来继续与伙伴和盟友磋商。”

　　但中美关系的本质是霸权国对新兴崛起大国的遏制，两党已达成对华强硬的共识，我们要对中美形势的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2020年7月21日公布的民主党纲领强调，“民主党将与盟国一道，发动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经济体制衡中国，并尽可能从最强有力的位置进行谈判。”“我们相信，欧洲是我们与中国竞争的天然伙伴。”。

　　拜登与特朗普对华思想的异同：特朗普改变了奥巴马时期的外交政策，拜登将予以纠正。但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拜登必然会维护美国利益，在避免冷战、脱钩的基础上制衡中国。拜登与特朗普均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挑战。但拜登与特朗普在对华策略上有区别，核心在于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单边遏制、逆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过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已升级至贸易、科技、金融、外交、地缘政治、国际舆论、国际规则等全领域。美方试图通过贸易战收取关税利益并让制造业回流美国，通过科技战遏制中国创新活力，通过金融战获得更多打击中国经济的手段，通过地缘战搞乱中国及周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通过舆论战混淆是非欺骗世界人民。最根本也是最本质的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这就是美方的底牌。

　　具体来看，在经贸领域，美对华加征关税规模不断扩大、税率不断提高，签署《美加墨自贸协定》设置“毒丸条款”针对中国。在金融领域，美国发起对中资银行的调查，强行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阻止中资企业赴美上市、禁止美国养老基金投资中国市场等。在科技领域，美国禁售、打压华为、海康、大华等高科技企业，彰显遏制中国高科技意图。地缘政治领域，美国插手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事务挑战主权及领土完整；制裁对华相对友好的国家，间接挑战中国海外经济和政治利益；削弱并污名化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国际组织与规则领域，美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地位等，单方面施压WTO修改国际规则。在国际舆论领域，美国基本把控传统媒体、新兴社交媒体舆论，联合盟友共同诋毁中国国际形象，抹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美产业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以及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的差异愈发凸显，美国政界对中国的看法发生重大转变，鹰派言论不断抬头，部分美方人士认为中国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中国经济崛起挑战美国经济霸权，中国进军高科技挑战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中国重商主义挑战美国贸易规则，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挑战美国地缘政治，中国发展模式挑战美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

　　中美贸易摩擦从狭义到广义有四个层次：缩减贸易逆差、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缩减贸易逆差可以通过双边努力阶段性缓解，但如果美方单方面要求中国做出调整，而不彻底改变自身高消费低储蓄模式、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美元嚣张的超发特权等根本性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可能从根本上削减，无非是类似当年美日贸易战之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从日本转移到中国，未来再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在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方面，中国可以做出积极改革，这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但是，这些都难以满足美方战略遏制中国高科技升级和大国崛起的意图。

　　中美贸易摩擦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军事实力等领域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减少投资限制、降低关税、保护产权、国企改革等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关系从合作共赢走向竞争合作甚至战略遏制；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保持战略定力。

　　同时，我们也要清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优势，新一轮改革开放将释放巨大红利，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中国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近14亿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群）；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距离发达国家仍有20个百分点的空间，潜力巨大；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人，每年大学毕业生有800多万人，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释放巨大活力。

　　在中美贸易摩擦初期，主流媒体和市场出现了严重误判，“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影响不大”等观点流行。但是，我们在一开始就鲜明提出了一些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但被后续形势演化所不断验证的判断：“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中美贸易摩擦，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特里芬难题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维持经济霸权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贸易战本身，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和沃尔克遏制通胀的成功。

　　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而是自己，是如何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贸易战本质上是改革战。

　　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迷茫期和转型期，“新战略”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是站在全球角度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的关键。

　　中美贸易摩擦，我们最好的应对是更大决心和更大力度地推动改革开放，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

　　对外方面，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本质是新兴崛起大国与在位霸权国家的关系模式问题，即选择韬晦孤立、竞争对抗还是合作追随。从过去几百年新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当前中国所面临的贸易战、经济战、资源战、金融战等都是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跟过去英德、英美、美日、美苏的关系不尽相同，既不是英德、美苏那种你死我活的全面竞争对抗关系，也不是英美那种同种同源的合作追随、顺位接班关系，更多的是竞争合作关系。因此，中国需要在美国回归到本国利益优先的霸权思维大背景下，树立并宣扬一种对全世界人民具有广泛吸引力的美好愿景和先进文明；在美国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的大背景下，以更加开放大气的姿态走向世界；在美国四面开战的大背景下，全面深入地建立与东南亚、欧洲、日韩、中亚等的自由贸易体系以实现合作共赢。历史是有规律的，凡是不断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断学习进步的国家，就会不断强大；凡是故步自封、阻碍时代潮流的国家，不管多强大，都必将走向衰败。

　　从历史和国际经验看，中美大博弈最终无非四大结局。1）中国被遏制，美国维持世界霸权，如美日贸易战。2）中美脱钩，形成两大对立阵营，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如美苏对峙。3）中美合作共治，形成以中美为核心的G2集团，如德法推动欧洲一体化。4）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如历史上大部分的霸权国家与新兴崛起大国。只要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坚定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没有什么能阻挡中国的伟大复兴。中国应尽量避免中美关系走向第一种和第二种结局，而尽量将中美关系向中美共治、中国崛起的第三、四种结局努力。美国绝不会拱手将世界霸权的主导权主动让出与中国共治或接受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因此中美大博弈仍将具有长期性和全面性。、

　　我们十多年前从事“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与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及未来”相关研究。自美国大选开始，我们便系统研究并持续跟踪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背景、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美国各界对华态度和战略转变、特朗普新政主张及进展等。

　　只有深入研究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经济社会背景、中美关系演变历程和趋势，清醒认识特朗普新政的核心诉求和底牌，才能避免战略误判，放弃幻想，着眼长远，沉着应对。

　　(本文作者介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