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礼辉：央行数字货币将改变什么？

　　文/李礼辉（中国银行原行长）

　　具有法定地位、具有国家主权背书、具有发行责任主体的数字货币构成法定数字货币，亦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采用了数字化的技术形态，其本质依然是法定的货币，同时是官方的支付工具和清算工具。2020年4月，我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开始在深圳、成都、苏州、雄安进行小范围试点，这是经济大国投入试点的央行数字货币，因而受到了高度关注。

　　据国际清算银行调查，80%的中央银行已启动数字货币研发。研发中的央行数字货币分为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RetailCenter Bank Digital Currency）和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WholesaleCenter Bank Digital Currency）两种类型。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主要定位于为大众提供可信而又便捷的支付工具，补充或替代流通中的现金，具有推进数字化普惠金融的意愿。批发型数字货币主要定位于为金融机构提供可靠而又高效的交易清算工具，适应金融机构之间大额清算的场景，更多具有构建数字化金融中枢的意愿。

　　目前，多数国家和经济体的央行数字货币还处在研究阶段，有的央行宣称进行了试点或测试。不同央行的态度差异较大。乌克兰央行的零售型数字货币测试认为，在中心化模型中使用分布式账本技术没有优势。以色列的研究团队不建议近期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英国较早启动央行数字货币研究，但尚未决定是否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日本对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但迫于无现金社会的大趋势，最近加快了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进度。欧洲央行认为具有法定地位的央行数字货币原则上可以保证所有用户都能获得廉价且方便的支付手段，2020年10月发布的《数字欧元报告》明确了相关政策，2021年可能启动数字欧元项目。新加坡以打造智慧金融中心为目标进行批发型数字货币研发，已经完成应用分布式账本技术实现银行间支付结算、跨区块链平台结算资产以及基于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方案，目前正在对基于区块链的支付网络的商业可行性进行验证。美国高度重视在数字经济时代保持美元的全球货币霸权地位，美联储主席Jerome Powell肯定“数字货币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改善支付系统”，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2020年6月17日举行的听证会上，他强调：数字美元如果对美国经济和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美元有利，我们就必须付诸行动；不能因为错过一次技术变革，而错失美元数字化的机会，导致美元失去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

　　我国的央行数字货币的基本架构已经明确。

　　一是采用间接发行模式。央行数字货币既可选择“中央银行-公众”的直接发行模式，也可选择“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公众”的间接发行模式。数字人民币采用间接发行模式和双层运营投放体系，不必再造金融基础设施，有利于节省投资；不必重构货币发行与管理格局，有利于管控风险；不必衔接不同特性的货币发行模式，有利于稳定市场。

　　二是采用央行中心管理模式。数字人民币采用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以保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可靠性，保证货币调控的效率。由于“现有区块链技术无法达到超大市场零售级别的高并发需求”，应该会保持技术中性，不依赖区块链单一技术。

　　三是采用“账户松耦合”方式。数字人民币采用“账户松耦合”加数字钱包的方式，可以脱离银行账户实现端对端的价值转移，减轻交易环节对金融中介的依赖，并且实现可控匿名支付。目前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只限于替代流通中的现金。

　　中央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我国人口数量和支付市场规模居全球之最，数字人民币必须确保在高并发市场中运行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权威性。为此，需要建立可靠的技术架构，需要开发丰富的应用场景，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才能大范围推广应用。

　　全球多数国家的政策态度和具体动作表明，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不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可信的技术创新和可行的制度创新所需的时间长短的问题。人们在充满期待的同时，特别关注央行数字货币将会改变什么，这里做一些分析。

　　第一，  改变支付市场的格局。

　　我国现代化支付工具的发展已跃居全球前列。微信支付、支付宝应用数字技术，构建以信任链接为纽带的移动支付和生活服务平台，已经实现10亿级的直线链接，月活客户数均超过8亿。在全球移动支付平台中，按交易笔数计算，微信支付排名第一，支付宝排名第二；按交易金额计算，支付宝名列第一，微信支付名列第二。银联云闪付的用户超过3亿。近5年，由于微信支付、支付宝、云闪付占领了零售支付市场，我国的现钞交易和ATM的交易已经大幅度缩减，银行卡成为微信支付、支付宝、云闪付的账户卡，退守大额支付市场。

　　央行数字货币可以便捷支付、无现钞支付，有利于节省现金流通成本，有利于提高资金周转速度和运用效率，有利于防范假币。特别是在偏远而又辽阔的地区，在线上交易以及跨境支付的场景中，能够成为可靠的、低成本的支付工具。法定数字货币可以点对点、端对端支付，能够为公众提供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支付工具，节省交易成本。

　　因此，数字人民币将在两个方面改变支付市场的格局。一是在市场化支付工具主导的市场中增加官方的支付工具，预计未来5-10年，数字人民币将与微信支付、支付宝、云闪付、银行卡等支付工具并行；二是在法定的货币形态中，增加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将在某些场景中替代人民币现钞，但人民币现钞不会彻底退出市场。

　　央行数字货币具有区别于微信支付、支付宝的行政权威地位优势，且具有脱网交易的技术优势，但最终能否替代传统货币形式，取代新兴的电子支付工具，成为主要货币形式和主要支付工具，甚至跨境“溢出”，发展成为全球性数字货币，将由市场抉择。影响市场抉择的要素是：使用更加便捷，流通成本更低，大众乐意接受，从而形成具有商业价值的经济规模。

　　第二，  改变银行业竞争的格局。

　　央行数字货币技术上可以脱离网络、脱离银行、脱离账户执行价值转移。这将导致银行账户“松绑”，甚至可以不再需要商业银行账户，不再需要商业银行中介。金融消费者一旦减少了对银行账户的依赖，就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金融竞争将更加充分。金融机构过去依赖规模化经营才能获得的成本管理和获客能力优势，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的能力。这将改写金融市场竞争的格局。

　　与此同时，央行数字货币可能削弱商业银行的初始信贷能力和盈利能力。公共存款可能从商业银行流向中央银行，迫使商业银行提高利率以获得资金，留住客户。

　　在数字资产市场中，央行数字货币应用智能合约和密钥技术，能够按照商业约定和法律规定执行点对点、端对端的价值转移。这可能会削弱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中介的传统优势。

　　第三，  改变货币市场监管的格局。

　　中央银行可以拥有实时、完整、结构化的央行数字货币流通数据，有利于实现货币供应总量的精准调控。央行数字货币资金流信息可以实时观察、全程追踪，从反腐败、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逃税的角度看，能够达到更好的管控效果。

　　中央银行拥有货币市场调控更加直接的权力，但可能由此承担更加直接的责任。经济危机发生时，信用等级较低的商业银行可能出现难以控制的数字货币存款挤兑，并引起连锁效应。央行必须向商业银行提供更多的流动性支持。

　　第四，  改变全球货币体系的格局。   

　　数字货币在未来的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将居于核心地位。对于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国家，数字货币的国际化将构成对货币政策设计和流动性控制的挑战；而对于被他国数字货币替代的国家，本国的主权货币地位将面临威胁，货币政策传导的效应将被削弱，金融的稳定性风险必将放大。

　　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局中，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美国的数字美元战略选择。Facebook主导的Libra，由于拥有20多亿全球用户基础，一旦获得西方国家的市场准入，就很有可能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性的超主权数字货币。一是可能冲击主权货币地位。弱小国家最容易成为“货币替代”的目标，特别是遭遇经济波折时，本国法定货币失去国民的信任，就可能被超主权数字货币所取代，形成超越货币主权的货币替代。二是可能形成超越商业银行的金融独角兽。Libra一旦建成覆盖全球各个角落的金融基础设施，就可以从支付清算入手，逐步进入储蓄、融资、投资、保险、资产交易等领域，渗透平民大众的经济生活，全面争夺传统金融业务，成为跨国金融独角兽。三是可能强化美元货币霸权地位。美国的国家实力领先世界。Libra数字货币系统的基本依托是美元，或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美国继续推进美元货币霸权的工具，有可能排斥数字人民币进入国际市场。

　　我国的整体实力目前落后于美国，但经济发展的品质和速度领先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性的数字人民币，有利于维护我国的货币主权，有利于保护我国的金融安全，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家实力。应该抓紧完善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技术路径，完善底层技术架构和应用场景设计，确保高并发市场中的规模化可靠应用。同时抓紧研究发行中国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可行路径和实施方案。

　　本文原发于网易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