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吴晓波

　　张謇一生可用“壮悲”来形容。他以状元下海开启士商时代，在激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中，竭力务实，终而没能全身而退。

　　1

　　1894年7月，中日爆发甲午海战。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颇深，文武百官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一位官员是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年过八十，久跪不能起身。慈禧乘轿经过众官时，竟连头也没有抬过一下，好像眼前视若无物。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其实满朝文武最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就是他了，因为就在三个月前，他刚刚“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状元。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一年后，这个叫张謇的江苏南通人宣布放弃仕途，转而去做一个商人。

　　状元下海办厂，是千百年来的一个天大的新鲜笑话。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完善科举取士，自诩“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以来，殿试摘桂是中国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然而，张謇经商却颠覆了所有的光荣。他好像是往天下士人心中重重砸下了一个大锤，其震撼效应难以形容。

　　张謇经商的动机，与赚钱无关。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有过10年不得志的游幕生涯，最远还去过朝鲜，当状元时已年过不惑，自然不再年少轻狂。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他还曾替张之洞起草过《条陈立国自强疏》，明确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

　　他把自己下海经商称为“舍身喂虎”， 竟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在一篇晚年自叙中，他回顾说，“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

　　2

　　张謇要办一个纱厂，他起名为大生，其意源自《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当时，日本商人获准在上海开办纱厂、丝厂，张謇颇有与之争利的意思，而且江苏一带是丝绸之乡，纺布织纱古有传统。他联络了南通当地的六个布庄老板、木材商和典当行商人作为合伙人，商定办一个2万锭的纱厂。

　　状元办厂，雷声很大，但是实际上却很窘迫。他的创业资金只有区区2000两白银――其中700两还是向朋友借垫的，也就是说，并没有大官巨贾在背后支持。在官职上，他也不过是一个徒具虚衔的翰林院编修，没有什么公权力可以利用。于是，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他拟订了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他打算以2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完成认购。

　　然而，尽管投资回报颇是诱人，而且张謇还有一个显赫无比的状元光环，但是，募股却很是不理想，很多人对这个从来没有经过商的书生不信任，还有人问他，“什么是工厂？”他去上海招股，数月下来一无所获，还把囊中的钱都花了个精光，只好摆摊卖字才凑齐盘缠回了南通。张謇连寺庙、道观的钱都想到了，有时凑不了100两一股，就连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笔仅37两，集股之难，可以想见。

　　一年半下来，那6个一开始跟着他玩的商人也先后跑了几个，到1896年底，办厂的钱才筹了不到8万两。这时候，对张謇颇有好感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帮了大忙。他提出，国营的南洋纺织局有2万多锭积压已久的纱机没有用处，可以将这些设备折成官股，与张謇搞一个“官商合办”。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擦锈就需花去6000两。走投无路的张謇聊胜于无，硬是咬牙接下这堆机器。他重修集股章程，大生股本定为50万两，其中，2万官锭折价官股25万两，他再另筹25万两社会资金。

　　就在这种时候，他还上了一回盛宣怀的当。作为江苏同乡，神通广大的盛宣怀答应帮他筹资金，两人还一本正经地亲笔签了一份《通沪纱厂合办约款》的合同，有当时名士郑孝胥、何眉生做见证人。谁知合同一签，盛宣怀觉得油水不大，就开始甩手不管。张謇写了很多封告急之书，几乎字字有泪，到最后盛宣怀却是一分钱也没有兑现。张謇对此大为恼火，一直不能原谅盛的言而无信，并从此对官商绝了念想。

　　终于又过了一年半，到1899年夏天，大生纱厂才算筹足资金开了工，5月23日，第一批“魁星”牌白棉纱出了厂，当日开动纱锭6000锭。到1900年2月，大生纱厂就赚回利润2.6万两白银。

　　3

　　张謇有天生的管理和经商之才。在大生创办之初，他亲自执笔撰写《厂约》，对自己和几个董事做了分工，各人均有明确的职责，奖罚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有具体规定，每天下午两点各部门主管举行例会，有什么问题及时在这个会上讨论解决。有趣的是，《厂约》细到对招待客人几个小菜都有规定，平常饭菜二荤二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劳两次。逢节日或招待来客，“八碟”“五簋”“四小碗”“一点”，不得超过这个标准。《厂约》之外还有25个章程，规矩达195条，在当时，这恐怕已是中国人自办企业能达到的最高水准。

　　由史料可见，张謇办厂，唯一占了点政策便宜的是，他在南通注册了“二十年内，百里之内，不准别家另设纺厂”的专利权，算是有了一点垄断的优势，不过这在当时也是很通行的做法。

　　除此之外，大生的壮大几乎全凭商业上的运作。在纱厂正常生产后，为了降低棉花的收购成本，张謇接着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始自己种棉花。接着，他又陆续开办广生油厂、大兴（复新）面粉厂、资生（铁）冶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等，这些企业都与纱厂有产业上的关联性，办广生油厂是要利用轧花下来的棉籽，办大隆皂厂是利用广生的下脚油脂，办大昌纸厂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脚飞花利用起来，为大生生产包装纸和翰墨林的印刷用纸，办复新是因为大生有富余的动力而且每天浆纱织布需要大量面粉，办轮船公司最初是为了大生的运输需要，办懋生房地产公司是外来人口渐多需要住房，办铁厂则是为了制造织布机、轧花车等设备。

　　如此完备而精妙的产业链打造，完全是大工业制造的理念，不但在当时中国绝无仅有，百年后视之，仍是商业战略上的正道。当时的英国人曾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推张殿撰之意，凡由外洋运来各种货物，均应由中国自行创办。”比张謇小一辈的天津实业家范旭东后来感慨不已地说：“南方的张季直先生（张謇字季直），在科举施毒那种环境之下，他举办的工业，居然顾虑到原料与制造的调和，运输，推销，兼筹并重，确是特色。”

　　4

　　张謇办厂，另外一个大的贡献是“绅督商办”，跟盛宣怀的“官督商办”相比，这是晚清企业的一大进步模式。

　　作为股份制的大生纱厂，股本中有一半是那堆英国纱机折算过来的官股，所以在一开始它也被称为是“官商合办”，不过终张謇一生，他都没有让官府的手伸到企业里来，数十年中，官股从来只拿官利、分红，并不干涉厂务。身为“总理”，张謇本人虽也是股东之一，但股金不过区区2000两（在全部资本中只占0.4%），他在大生的权威从来都不是靠资本，靠股份，而是他的状元头衔、人脉资源，他以士绅身份，居官商之间，负责全权办厂，这是他独有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官替代不了他，单纯的商也不可能替代他。

　　张謇另外一个伟大的地方是，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并没有凭借自己的权威，将企业一点点地据为己有，这在当年的制度和人文环境中，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在大生事业中，他尽管也有被“神化”的时刻，但是，却始终受到股东的监督，特别是在经营窘迫的晚期，他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对股东会的指责和压力。

　　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我们称之为“士商”或“绅商”，在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渐成时尚。

　　在晚清，投身于现代工业的新兴企业家群体，主要由四类人组成：一是盛宣怀式的官办商人，二是郑观应式的买办商人，三是草根起家、面大量广的民间商人，四就是张謇式的士绅商人。中国学者马敏认为：“在官与商这两大社会阶层之间，士商以其‘兼官商之任’的双重身份，模糊了官商界限。他们往往上通官府，下达工商，即所谓‘通工商之邮’，构成官与商之间的缓冲与媒介，担负起既贯彻官府意图，又为工商界代言的双重使命。”

　　主编《剑桥中国史》的哈佛学者费正清在谈及“张謇现象”时指出，19世纪末，其实中国还没有资产阶级；“相反，正是这些维新派首创了资产阶级，或者可以说是发明了资产阶级。像张謇等士绅文人，在甲午战败后之所以突然开始投资办现代企业，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动机。其行动是由于在思想上改变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中国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具有某种出于自愿的理想主义的特点。”

　　张謇经商在当时确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他的感染下，两年后，苏州另外一位状元公陆润庠也宣布下海创办纱厂，还有一位咸丰朝的老状元、已经官居礼部尚书的孙家鼐则命他的两个儿子孙多森、孙多鑫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厂――阜丰面粉厂，这些状元公的行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惊世骇俗，对于视“工商”为“末业”的中国社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这一士商阶层的陡然出现，因其思想、资本与政治资源的多重组合，很快成为影响中国变革进程的一大力量，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的社会动荡中扮演了重要而微妙的角色。

　　5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数万由贫困农民、小贩和手工业者组成的秘密团体突然发动对在华洋人的袭击，他们捣毁教堂，冲击租界，杀死中外教徒，数十年的深重屈辱转化成民族主义的熊熊烈火。

　　义和团提出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他们宣称穿上一件画有符咒的衣服或喝了一种“神水”后就可以刀枪不入。已经老糊涂的慈禧太后居然相信这是真的。于是，她下诏向各国宣战，号召“义民成团，藉御外侮”。8月14日，八国联军2万人攻陷北京，洗劫三日，并冲进紫禁城。慈禧仓皇西逃。后世将这一段很哀伤而奇异的历史称为“庚子国变”。

　　北京惨遭洗劫的同时，各国军舰也气势汹汹地游弋在上海港、广州港及长江沿岸，商业富足的南方眼看也难逃一劫。这时候，官商盛宣怀和士商张謇联手出演了一出很精彩的“互保大戏”。

　　5月间，义和团闹事北京的时候，盛宣怀就觉得大事不妙，他借口到上海“考察货物时价”悄悄南下，一边密切关注时局。他力主镇压，认为“拳会蔓延，非速加惩创，断难解散”。他的观点得到洋务派大佬们的认可。当时，李鸿章被派到广东任总督，张之洞在湖广，刘坤一在江浙，袁世凯在山东，也就是说最清醒的官员都不在朝堂，北京任由慈禧胡来。当老太太悍然向八国宣战的时候，四大总督都知道大祸将至，张之洞在圣旨下达同日，电奏朝廷，“恳请严禁暴民，安慰各国，并请美国居中调停”，李鸿章更绝，他径直对辖内官员说，北京的电报发错了，“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但是，大家对如何解决危机仍束手无策。

　　这时候，盛宣怀提出“东南互保”方案。具体来说，就是四大总督向各国公使保证，他们将“奉诏”自保疆土，长江及苏杭内地的外国人生命财产，由各督抚承诺保护，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财产，则由各国共同保护，“此疆尔界，两不相扰”。

　　互保方案明显与慈禧的宣战圣旨相悖，若按清律，是大逆不道的灭门大罪。盛宣怀斗胆提出，居然得到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响应。在南通办纱厂的“状元企业家”张謇，得闻此议，也非常认可，并积极参与促成。几位总督中，刘坤一最为首鼠两端，他对形势判断不清，与李、张等人又有心结矛盾。这时候，跟他交情最深的张謇出面劝说，张在回忆录中对这一段有精彩的描述：刘犹豫，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其客曰：“头是刘姓物。”既定，议电鄂约张（张之洞）。由此可见，刘坤一听了张謇的进言，终于决定提着脑袋搞互保。

　　张謇搞掂刘坤一后，盛宣怀则连日周旋在各国公使之中，“忧心焦思”，力图说服。盛主商多年，身份亦官亦商，在各国公使看来，是个有信用的人。况且，他们也不希望江南战乱，损害了已有的商业投资。互保动议竟然得到了实施。经过盛、张等人的努力，在北京硝烟满天的时候，南方终于没有发生战事。《清史稿》记录此事，认定“宣怀倡互保议”。

　　“东南互保”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圣旨被当成“乱命”，意味着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已经瓦解，皇权殒落，看来只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了。而让人意外的是，促进此事者，却是一群注重实业的官商和士商，盛宣怀在当时的官阶只是一个二品顶戴的“道员”，而张謇更不过是一个已经下海经商的状元，其他活跃的人还包括汤寿潜和沈曾植等人，汤当时是浙江一个学堂的校长，后来与张謇合资创办经营码头、仓储业的大达轮步股份有限公司，沈则是南洋公学（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监督（校长），后来创办过造纸厂。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近现代史上，新兴的企业家阶层第一次在政治上展现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们的成功，得益于开明理念、社会声望、商业实务上的积累以及独特的妥协智慧。

　　6

　　从戊戌变法失败，到庚子国变，中央威严尽失。变革力量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后来十年，孙中山的革命党不断起义，激进思潮日渐蔓延。而中国企业成长的主流，也从由上而下的洋务运动，转而为由下而上的民间创业热潮。

　　1900年之后，张謇的大生纱厂进入全盛期。在义和团事件中，北方大乱，南方却未受影响，而局势动荡，造成洋纱进口明显减少，机纱市场价格挺俏。这年秋天，张謇在日记上高兴地写道：“厂事复转，销路大畅。”到年底，大生获纯利达11.8万元。从1901年到1907年，张謇一口气先后创办了19家大大小小的企业，赫然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

　　张謇经商十分成功，不过作为士商代表的他却志不在此。

　　在“东南互保”中勉尽全力后，他继而起草了一份《变法平议》，提出四十二条具体的改革意见，呈递给朝廷后，竟无任何下文。失望之余，他决心从实业、教育入手，在民间层面实现自己的改造社会的理想。他尝对人说：“我知道，我们政府绝无希望，只有我自己在可能范围内，得尺得寸，尽可能的心而已。”

　　张謇的尽心构思是，靠一己之力量，彻底改造自己的家乡南通县。而实行的办法就是“父教育，母实业”，把南通建成一个带有自治性质的模范城市。

　　1903年开春，张謇在南通创办小学，那时普遍都叫“学堂”，张謇称“学校”很是超前，十年后，新生的民国教育部才通令全国一律改称学校。张謇的小学分为本科和讲习科。4月23日，本科生复试的试题是他亲自拟的，经义兼国文的题目是“先知先觉释义”，历史题为“三代学制大概”，地理题为“中国生业物产大概”，还有两道算术题。

　　据记载，考试那天，大雨滂沱，学生都是撑着油纸伞来的，监考的教习中就有以后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另外还有多位日本籍教习，张謇壁立校门，淋雨迎候每一个学生。学校开学前夜，张謇和一个助理逐一检查学生宿舍，月沉星稀中，助理举蜡烛，他拿锤子，在每个房间门口钉名牌，把钉子敲牢，直到后半夜。

　　他为学校立的校训是，“坚苦自立，忠实不欺”。为了提高教师收入，有一年，他在一次股东会上提议，把旗下一家垦牧公司原来的3000多股按4000股分派，多出的近千股作为红股份，给南通师范学校450股，公司职员460股。

　　7

　　南通原本是个偏处一隅的小城，在张謇办厂之前，城内人口不过4万，没有任何工业，只有零星的手工作坊，人们按农业社会的节奏过着传统的生活。小城被一条叫濠河的河流所环绕，千百年来有“富西门，穷东门，叫花子南门”之谓，张謇便把自己的事业都投注在南门之外、濠河以南的荒地上。他立誓要在这里建一座中国最好的模范城。

　　随着他的企业日渐增多，荒芜的城南竟渐成气象，南通旧城内民房矮小密集，街道狭窄，宽不过两间，只能通人力车，南边的新城则道路宽广，可通汽车，沿着濠河和模范路，南通师范、图书馆、博物苑、更俗剧场、南通俱乐部、有斐旅馆、桃之花旅馆，以及女工传习所、通海实业银行、绣织局等等企业及公共设施比邻而兴，南通向外界展示着自己最近代的一面。

　　张謇经商一生，所积财富数百万两，大多用于教育和地方建设。他的平常生活十分俭朴，每餐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别客人，不杀鸡鸭。1903年，他应日本博览会之邀去日本考察，买的是最便宜的三等舱客票，有人惊讶于他的节俭，他答曰：“三等舱位有我中国工、农、商界有志之士。一路与他们叙谈振兴实业之大事，乃极好良机，求之不得。”他曾计算，经商二十多年中，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工资、分红可记150多万两，加上跟他一起办企业的哥哥所捐，总数超过300万两。

　　张謇多有名言留世，他尝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他还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斯人的眼光与胸怀，实为百代仅见。

　　从张謇等人身上，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国难乱世之中，新生的企业家阶层并不是一群只知道维护一己利益的人，也不是一群被改造的、随波逐流的人，他们在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理性是其他阶层的人们所不及甚至不能理解的，他们因自己的事业而形成了一股特别的力量。在有些时候，竟让人觉得他们也许是真正勇敢的人。

　　8

　　1911年10月10日深夜，张謇在汉口登上“襄阳丸”返沪。当时，大生纱厂的湖北分公司刚刚开业，他是来参加开工仪式的。轮船开动时，他站在甲板上，看到长江对岸的武昌城内火光冲天，隐约枪声此起彼伏，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嘱咐水手加速离去。

　　从留存至今的记录看，他是唯一目睹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当世大企业家。

　　清廷的倒塌，在很多中国人的内心，似乎是一个命定迟早会发生的事情，无喜无悲，只有漠然。在革命爆发的时候，对清政权已极度失望的企业家集团表现出了顺应时代大势的特征。不过这一点也不奇怪，商人的生存原则就是与强者结盟。

　　作为立宪派的民间领袖，张謇此前一直反对革命，他感叹：“断言清廷之无可期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但是，他想盖新房子，却也不愿意放火烧掉旧房子。10月12日，他从汉口坐船到安庆，得悉武昌爆发起义后，当即赶到江宁，求见驻防将军铁良，建议他派兵增援湖北。但是，随后的形势发展完全出乎预料，他的两位最亲密的立宪派同党汤寿潜和程德全相继在浙江、江苏宣布独立，张謇在愕然之余，不得不接受现实。他致电袁世凯说，“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很快，他与上海同盟会取得联系，由他的三哥出面迎接革命党前往南通，成立通州军政府，宣布和平光复。张謇的内心转折与矛盾，反映了企业家与革命的复杂关系。

　　帝国覆灭，民国新生，那些靠理想和暴力获取政权的政治家到底有怎样的治国蓝图和多大的实务才干呢？

　　张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第一届实业总长，1912年1月3日，他以这个身份与孙中山对谈政策。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交谈，他在当天日记中对孙中山的评价只有四个字：“不知崖畔。”

　　“崖”就是边际的意思。这话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没有实际办过实业，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实际上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

　　1915年，张謇再度被袁世凯任命为农商总长。他在创业过程中深受官僚之害，所以他一直认为官方介入企业只会破坏经营自由，与民争利，必然导致企业的失败。他同情在官僚和外商夹缝中艰难生存的民营企业，用“千万死中求一生”来形容私人企业的困境，所以他愿意代表私人资本发出缩减垄断、扩张民营的呼声。

　　他就任农商总长后就发布公告：从今天开始，凡隶属本部的官办企业全部停办，改由招商承办；但是有一些大宗的实业，比如丝茶机械等，一两家私人公司是无法经营的，但其重要性关乎社会农商业的进步，那么，可由官方先作规划，引起人民的兴趣，然后交给民营承办。其思路脉络，与日本明治维新的主张基本偶合。

　　9

　　张謇的实业在1914年前后达到巅峰。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陷入混战，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企业家获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机会。

　　以棉纱业为例，在1914年之前，中国每年需从国外进口棉布1900万匹、棉纱250万担，到一战结束时已分别锐减到1400万匹、130万担，仅英国的进口棉织品，就减少了48%。据记录，在1916年，每生产16支纱一包可获利7.61元，到1917年盈利就猛升到36.93元，到1919年，竟达70.65元。张謇的大生纱厂是最重要的棉纱制造集团，在1918年，大生两家工厂的利润率都超过了100%，1919年的两厂盈利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拥有纱锭数达13.7万枚，为国内第一。当时，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最抢手的股票。据时人回忆，“一股一百两银子，红利最高的时候分红可以达到一股20两，一些股金多的投资者，得到的利息银子甚至无法靠人力搬动，要用车子推。这就让那些开始时不愿意投资的人们后悔不及。”从1914年到1921年的八年间，大生两厂的利润累积超过1000万两。

　　中国人向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理想，对企业家来说，天下太大，那就去治理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吧。在这方面，张謇是一个最值得纪念的典范，从1903年开始，他就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业上。将近二十年下来，南通已成当时中国最出名的县城。

　　1920年，一位访问者描写他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们就已感受到她的现代气息了。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车、汽车在奔驰，高耸林立的烟囱在冒着烟，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一个欢快劳动的日子又宣布开始了。在江岸边建有现代化的码头和仓储设施，通过现代化的公路和运河，运输线四通八达。……登上狼山山顶，一幅动人的壮丽图画展开在我们眼前。在南面奔腾着雄伟的长江，它的水上运输繁忙。在西面静卧着南通城，屋顶、烟囱、城门楼依稀可见。到处都显示着满足、快乐和繁华。我们看到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耕种，并由田间小路分割成几何形状。……在居住区内有大量精心种植的树木，这也是这里的一个特征，在中国其它地区没有类似的情况。”

　　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主笔J.B．鲍威尔也是在这一年到访南通，他称之为“中国大地上的天堂”，他在报道中写道：“张謇以及他的兄长张詧、他的儿子简直可以用‘君临天下’一词来形容，除了童话故事中对待臣民就像对待子女一样的慈善君王外，可能无人可与之匹敌，而在南通州这却是事实。”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通举行年会，梁启超到会，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文学家鲁迅的朋友、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

　　同年，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这一年正好是他70岁大寿。让人感慨的是，也正是在这一辉煌的时刻，张謇的企业突然冒出了危机的苗头，他很快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

　　10

　　危机源于市场的突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进入战后复兴，中国再成被争夺的市场，再加上连年农产品歉收，各种原材料大涨，脆弱的民族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其中，景象最惨的是前些年发展最快的棉纺业，从1922年10月到1924年6月，上海交易所的棉花平均价格上涨了73%，厂家不堪其重，爆发了纱厂危机，到1924年初，三分之一的上海纱厂停产歇业。

　　在这场危机中，最轰动的事件便是张謇的破产。

　　晚年的张謇把大量的精力投注于政治事务和南通模范城的建设，他到底有多少时间花在生产经营上不得而知。大生集团在1919年创下盈利380多万两的最高纪录，到1922年就因棉花涨价而出现了亏损，该年亏掉70万两，其后就江河日下。到1924年，大生已欠下400万两的巨额债务，直奉战争爆发后，东北和华北市场已惨不可问，更糟糕的是齐燮元与卢永祥居然还在家门口开火，江浙市场一动摇，大生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到1925年，大生集团已经资不抵债，光是大生一厂的债务就已经高达906万两，张謇被迫把苦心经营将近30年的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接办，在陈光甫的安排下，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组成债权人团全面接管大生企业。已年过72岁的张謇晚年居然遭遇如此劫难，他不由感叹：“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年代。”

　　张謇商业王国的陡然衰落，除了棉纱产业的危机外，还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是理想主义的沉重包袱。为了南通的公共事业，大生纱厂常年无偿输血，已超出企业正常的负担，到1924年前后，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有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以往来名义被其他企业占用的款项也接近这个数字，三项合计超过了全部营运资本的45%。企业办社会，最后拖累大生。

　　二是多元化经营失控。张謇晚年反省失误时承认“本小事大”“急进务广”，其中失误最大的投资是垦牧产业，垦牧业带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投资大，周期长，而且受海潮、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张謇先后创办了近20家垦牧企业，围海400万亩，累计投入资金2119万元，它们竟然全数失败，纱厂资金被迫去填了大黑洞。

　　三是企业管理混乱。大生虽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张謇的光环太大，晚期更是近乎于“神”，集团内各实业公司都没有基层负责的规定，事无巨细，表面上都要向他请示，而他的大部分精力又在企业之外，对于经营实情并不完全了解，因此，管理弊端丛生，一旦发作，便无药可救。

　　11

　　晚年的张謇从云端坠下，在最后的岁月里竟饱受煎熬。

　　自企业亏损之后，种种流言四起，每次开股东会他都不得不面对指责，好几次会议不欢而散，在一封写给股东的信中，张謇十分无奈地说，自己已七十多岁了，为人牛马三十年，也可以结束了，他欠大生的债务，可以从股息和退隐费中分年偿还。他还给自己在狼山之畔选了一块墓地，自拟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墓上不铭不志，只简单地刻着“南通张先生之墓阙”，没有头衔，没有装饰。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还去视察江堤，为盐垦事业做最后的努力，因劳累过度，他发起高烧，1926年7月17日，一代“状元企业家”在无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

　　张謇下葬时颇为寂寥，并没有关于他的陪葬品的记录。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24日，张墓被红卫兵当作“四旧”砸毁，孙女张柔武目睹墓中葬物。他的陪葬品是：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

　　春与人俱老，花随梦已空。张謇的破产和去世，意味着士商时代的一去不返，此后中国商界再没有出现如他这样具有公共影响力的全才型人物。胡适为他的传记作序言，称他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毛泽东则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

　　其实，张謇之不能忘记，又何止轻工业而已。

　　(本文作者介绍：财经作家。本专栏为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