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姚洋
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我们要从规则的追随者变成规则的制定者，这个挑战是巨大的，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改变，甚至是哲学层面的改变。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这也意味着未来三十年最大的挑战恐怕来自于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参与国际环境的重构？
2049是重要的战略节点
2049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和战略节点。按照我们党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我国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2049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这个问题在今天2020年这个关键点上讨论会比以往更加实在。从国际环境看，我国未来三十年所面临的增长环境将和过去四十年完全不同，大象难以藏身树后，但我们并没有全面做好大国战略，尤其是还没有为未来担当世界的领军者做好准备，整个世界也没有为中国的新角色做好准备，这可能会带来全新的挑战。
同时，在我国内部也存在着诸多新挑战。在人口方面，我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这一趋势恐怕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习总书记在刚结束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来两个硬目标，这意味着未来我国的整个增长模式会随之发生巨大的改变。第一个硬目标是中国在2030年之前二氧化碳排放要达到峰值。现在我国碳排放还在上升，煤炭在我国全部能源中的占比仍然在60%-70%。我们在未来十年之内能否让排放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这是一大挑战。第二个硬目标是在2060年前争取实现碳中和，这是非常大的目标，给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不仅如此，我们国企改革和金融领域的改革都没有完成，下一步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好的企业结构和金融结构。这些都是我们要面临的挑战。
开放的研究与战略的远见更加重要
北大国发院作为中国高校智库的领军者和国家高端智库的杰出代表，更有责任以全球开放的眼光研究中国重大且长远的战略问题。《中国2049》报告就是北大国发院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两年多前开始合作的。
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第一的智库，也是世界最顶尖的智库之一。北大国发院之所以找布鲁金斯学会合作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希望我们的研究报告不仅在国内出版，而且要在国际上出版，而布鲁金斯学会有自己的出版社。这个报告的英文版去年已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中文版今年出版。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未来三十年的挑战很大程度上来自国际环境的变化，我们希望了解从美国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同时，我们和布鲁金斯学会的这种学术交流也证明，在中美关系恶化的前提下，中美两国的合作其实并没有停止。中美两所非常知名的智库现在仍然能够走在一起，共同为中国的远景做一些研究，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未来三十年的重大挑战
在这项有战略前瞻意义的研究项目中，我们首先回顾了新中国七十年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三十年面临的挑战。
过去七十年基本上可以分为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那么如何看待这两个阶段的发展？是完全割裂开看，还是连起来看？我认为这对于我们理解新中国的历史，对于我们总结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赶超经历，以及对于我们如何走好下一步的路都是有意义的。这本书里提出来，应该把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连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去考虑，而不是割裂开看。
前三十年：为经济腾飞奠定基础
前三十年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但我们已有过很好的总结，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写得很清楚，在政治上已经有了结论。
在经济方面，前三十年至少有两方面的成就对于后四十年的经济起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全世界的造船业大概80%的吨位是在中国造的，而我国的万吨巨轮是在1960年代下水的。如果没有那时候奠定的重工业基础，我们不可能拥有今天在世界造船业的地位。前三十年我们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另一方面，前三十年在人类发展指数方面也做得比较好。如果和印度比较，能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在人类发展方面的成就。比如，1978年我国人均寿命已经达到66岁，印度比我们差10岁左右。我国识字率在1978年已接近70%，印度比我们少20个百分点。所有这些对于我国后四十年的经济腾飞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改革开放四十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灵活应用
后四十年的成功在于什么？当剥离开所有的东西，会发现万变不离其宗，我们的成功没有离开新古典经济学阐述的理论。比如储蓄，一个国家没有储蓄、没有投资，是不可能发展的。第二是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包括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增加。第三是技术水平的提高。很多人说我国经济是在没有技术进步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主要靠的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这种说法不对，因为数据显示，过去四十年里的技术进步（此处指在刨除劳动和资本的增长后剩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率改进）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40%左右，这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从这方面来讲，可以把过去四十年中国的超高速增长归因于中国比较明智地把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经济政策建议灵活应用到了中国的现实当中。这一结论在经济层面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中国2049》这本书没有去展开讨论这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原因。
未来三十年：中国千年以来的高光时代
未来三十年我们应如何判断？应该把未来三十年放在什么框架中理解？我自己的理解是，未来三十年将是一千年以来中国的高光时代。
过去的两千年当中，中国前一千年是上升的，后一千年基本上是停滞甚至衰退。如果站在历史大维度上衡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1949年就已经开始，不是从1978年开始的。也就是说，到2049年，我们将用一百年的时间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未来这三十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冲刺阶段，将是中华民族过去这一千年以来最高光的三十年。
四个严峻的挑战
当然，未来三十年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严峻的，至少有四大挑战是很严峻的。
1、社保能否支撑数亿人的同步老龄化
人口方面，中国到不了2030年就会开始下降，老龄化的挑战巨大。1962年-1976年是我国的“婴儿潮”时期，这期间出生的人口约有三四亿，这批人的老去将会给我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2049》报告里发现，这个挑战主要不在于劳动力的供给方，因为劳动力供给大概率会被AI和自动化所替代；挑战也不在于需求方，因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老龄化造成的消费下降，“未富先老”在某种意义上反倒存在一定的利好。事实上，老龄化对中国未来30年最大的挑战在于社保，会非常考验我国社保是否有能力承担这么数亿人的集体老去。
2、产业结构调整能否支持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硬目标
减排方面，前面提到习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提出的硬性目标，以前我们搞环保和减排的要求是有一定弹性的，这次硬性目标宣布之后就不会有任何弹性了，成为了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否则我们会对全世界失信。
我个人的判断是，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会被提到非常高的高度，很多产业恐怕因此会消失，整个产业结构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的企业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3、国企和金融改革任重道远
国企和金融改革方面，虽然我们改革已经四十年，但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产权结构。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在推进，已经提出国企改革的三年行动方案。我们是否能够通过三年的改革形成一个所有制比较稳定的结构，这也是一个挑战。
在金融领域，我们的差距更大，可以说改革最不彻底，对经济又极其重要的领域就是金融领域。我们的金融，无论是对外开放还是对内开放都比较缓慢。2010年之后，金融领域特别是在影子银行领域做了一些改革，但是效果并不如意，所以过去两年又有一轮“去杠杆”。那么“去杠杆”之后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新的监管均衡？如何才能使我们的金融既能保持活力，同时又不会产生类似2010年-2017年那样的风险，在我看来这都是巨大的挑战。
4、在国际环境中有所作为，转变角色
最后是国际环境的变化，一方面是美国对我们态度的改变，另一方面也包括我国自己体量的变化。以前我们的战略是韬光养晦，但现在我国的体量已经太大，“大象难藏身于树后”，我们已经没有了韬光养晦的空间。环境已经完全变化，国际社会也早已经不允许中国继续韬光养晦，所以，我们的重点一定要转向有所作为，这也是中央已经做出的转变。
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才能更好地有所作为，特别是在迅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有所作为。
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我们要从规则的追随者变成规则的制定者，这个挑战是巨大的，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改变，甚至是哲学层面的改变。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这也意味着未来三十年最大的挑战恐怕来自于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参与国际环境的重构？经过中美之间这几年的贸易战和诸多摩擦、变化，再加上美国在大量地“退群”，给中国客观上带来了一个参与新的国际秩序的制定和维护的机会，但这同时也非常考验我们与全世界不同国家开放融合的定力和智慧。
2020年10月20日，北大国发院举办了第147期【朗润·格政】暨“中国经济的远景和挑战”专题系列首场。该系列在北大国发院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合作的《中国2049》报告和专著基础上，展望中国经济的远景，并分别从老龄化、国企改革、能源与环境、金融、体制改革、大国战略等不同的维度解析未来的挑战与必要的改革。后续将在上海（11月1日）和深圳（初定12月4日）举办第二场和第三场。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的演讲整理。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王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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