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银研究：新冠疫情下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变化趋势及应对策略

　　意见领袖丨中银研究（梁斯）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叠加新冠疫情冲击，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管理难度上升。本文在分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变化基础上，从不良贷款净生成率、逾期贷款率及企业偿债能力等角度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进行评估。结果发现：五大行和股份行通过核销及转出稳定了不良贷款率，并通过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应对不良形成速度加快，企业偿债能力下降、资产负债率上升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压力明显高于名义不良。但从全球范围内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处于较低水平，仍在可控范围内。

　　整体看，新冠疫情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已开始显现，未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企业经营状况恶化，资金周转周期延长的问题更加突出，2020年起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管理难度将明显上升。针对商业银行后续资产质量管理工作，提出如下建议：合理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做好风险对冲工作，加快不良清收；划分风险响应区域，分类施策，准确评估资产风险；加大与其他机构合作，分担业务风险，确保资产安全；积极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多措并举稳定客户关系，共度时艰；推动线上化业务发展，拓宽收入来源，弥补不良损失。

　　新冠疫情下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变化趋势及其应对策略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叠加新冠疫情冲击，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管理难度上升。本文在分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变化基础上，从不良贷款净生成率、逾期贷款率及企业偿债能力等角度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进行评估。结果发现：五大行和股份行通过核销及转出稳定了不良贷款率，并通过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应对不良形成速度加快，企业偿债能力下降、资产负债率上升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压力明显高于名义不良。但从全球范围内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处于较低水平，仍在可控范围内。

　　整体看，新冠疫情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已开始显现，未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企业经营状况恶化，资金周转周期延长的问题更加突出，2020年起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管理难度将明显上升。针对商业银行后续资产质量管理工作，提出如下建议：合理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做好风险对冲工作，加快不良清收；划分风险响应区域，分类施策，准确评估资产风险；加大与其他机构合作，分担业务风险，确保资产安全；积极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多措并举稳定客户关系，共度时艰；推动线上化业务发展，拓宽收入来源，弥补不良损失。

　　疫情暴发后，全球经济运行遭遇严重冲击，我国经济出现明显下降，银行面临的外部风险迅速上升，因此今年7月，银保监会称要做好不良贷款可能大幅反弹的应对准备。

　　一、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变化特征

　　一是企业信用风险上升推高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但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率基本稳定。近年来，受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影响，企业经营状况恶化，资金周转周期延长，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困境，信用风险有所上升。从数据看，我国A股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周转天数由2012年平均72天延长至2019年的130天，2020年一季度更是增加至302天这一历史最高值，疫情对企业资金流的负面影响十分突出。受此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由2012年的1.1%持续上升至2020年一季度的1.91%，2020年二季度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已达到2.1%，二者均为近十年新高[1]。分类型看，城商行、农商行不良贷款率整体偏高，2020年一季度其分别为2.45%、4.09%。但上市银行资产质量保持相对稳健，在2015年达到高点后，不良贷款率开始下行。2020年一季度，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44%，与2019年年底相比保持稳定（图1、图2）。

　　图1：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变化（%） 图2：我国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率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银保监会，WIND

　　二是不良贷款率区域走势分化，“北升南降”态势明显。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区域经济增速出现明显放缓。东三省、部分西部省份较南方省份经济增速放缓速度更快，不良贷款率“北升南降”态势明显。例如东三省平均不良贷款率由2011年1.14%增长至2018年的4.04%，上升2.9个百分点。山西由2011年的1.45%增长至2018年的3.04%，甘肃由2011年的1.19%增长至2018年的5%。南方的一些省份，如湖北、浙江、广东、河南、湖南等不良贷款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大体维持在2%以下，尤其浙江不良贷款率近两年来出现明显下降（图3）。

　　三是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亲周期行业不良贷款率偏高且呈上升趋势。从行业情况看，在国内需求放缓、生产成本上升以及外部环境恶化等多重因素冲击下，部分亲周期行业，例如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不良贷款率偏高且呈上升趋势。从数据上看，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同比增速由2012年的11.85%降至2019年的8.97%，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由3%降至1%，A股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速由7.34%降至6.26%。受此影响，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不良贷款率由2012年的1.66%、1.61%持续上升至2019年的5.37%和5.35%（图4）

　　图3：部分省份不良贷款率变化（%） 图4：上市银行部分行业不良贷款率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银保监会，WIND

　　四是企业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个人经营性贷款、信用卡贷款不良率有恶化趋势。近些年来，中小企业信用风险有所抬头，违约事件增多，上市银行企业不良贷款率出现持续上升，由2012年的0.88%上升至2019年的2.26%，增长1.38个百分点。从个人不良贷款率看，上市银行个人不良贷款率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由2012年的0.49%上升至2016年的1.2%，后又降至2019年的0.81%，商业银行个人贷款仍是优质资产（图5）。但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经营困难导致个人偿债能力下降，个人经营性贷款、信用卡贷款不良率有恶化趋势，其分别由2012年的0.6%、1.25%上升至2019年的2.83%和1.54%，需要引起密切关注[2]。

　　图5：上市银行企业、个人不良贷款率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银保监会，WIND

　　二、商业银行“真实”资产质量评估

　　对银行资产质量评估的主要指标是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但二者均是事后概念，主要反映商业银行对历史风险的控制情况，是名义上的“不良”，属于静态分析，并未反映银行的风险处置过程，因此单纯观察不良贷款率会对银行的资产质量形成误判。作者认为，银行“真实”的资产质量还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评估。

　　（一）不良贷款净生成率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其核销行为密切相关，核销越快，名义不良贷款率越低。为准确评估银行核销行为对银行“真实”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构建不良贷款净生成率分析银行不良核销前的资产质量。计算公式为：

　　不良贷款净生成率=（（当期新增不良贷款+当期核销不良贷款）/上一期贷款余额）×100

　　不良贷款的形成速度对银行名义不良率和利润有直接影响，与名义不良率相比，不良净生成率是流量指标，相对名义不良率更具前瞻性，同时加回核销后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银行对不良的“粉饰”。不良净生成率越高，说明商业银行当期形成不良资产的速度越快，资产质量恶化速度也越快。这也意味着商业银行需加大不良处置力度，核销处置会消耗拨备，继而导致银行利润下降。因此，构建贷款信用成本评估银行为应对不良所作的准备。贷款信用成本上升，意味着银行通过减少利润的方式为不良生成率提高做准备，也可以反映银行为控制不良上升导致利润减少所付出的“机会成本”[3]。

　　第一，五大行不良贷款净生成率在波动中有所上升。五大行不良贷款净生成率在2015年达到最高，2016、2017年连续出现下降，自2018年起连续两年出现上升，2019年达到0.98%，接近2015年1.1%的高位，不良贷款形成速度有所加快，这与不良贷款率2018年以来的连续下降有所背离，意味着近年来五大行通过核销及转出的方式稳定了不良贷款率。

　　值得注意的是，五大行贷款信用成本2019年达到2.7%，为近十年最高，与不良贷款净生成率基本保持同步，说明五大行通过筑牢信用“缓冲垫”的方式为未来做准备，即通过更多计提贷款减值以应对可能未来资产质量恶化风险，但代价是利润增速的放缓。

　　第二，股份行不良贷款净生成率上升速度更快。股份行不良贷款净生成率与大型银行相比速度明显更快，其自2018年起连续两年出现上升，2019年已超过2016年的最高水平，接近1.8%，这同样与不良贷款率走势背离。与五大行类似，股份行不良贷款率的稳定也得益于核销及转出力度加大。

　　此外，近年来股份行贷款信用成本上升速度有所加快，2019年已达到2.5%，同样创下近十年新高，其上升“斜率”与五大行相比更加陡峭，说明股份行也在为不良形成速度加快做准备，且与五大行相比力度更大，这也反映出股份行与五大行相比面临更大的资产质量管理压力（图6、图7）。

　　图6：五大行不良贷款净生成率（%）   图7：股份行不良贷款净生成率（%）

　　资料来源：各行年报，作者计算

　　整体看，2018年以来，五大行和股份行通过加大核销及转出力度稳定了不良贷款率，并加大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应对不良形成速度加快，商业银行“真实”不良资产压力要明显大于名义不良。若不考虑处置因素，计算商业银行“真实”不良贷款率。计算公式为：

　　“真实”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余额+不良处置金额）/加回不良处置后的贷款总额）×100

　　根据测算结果，2019年商业银行“真实”不良贷款率约为3.35%，高于名义不良贷款率1.49个百分点。部分城商行、农商行不良贷款率将更高。在疫情影响下，不良贷款生成速度势必加快，银行“真实”不良贷款率将继续走高。但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我国“真实”不良贷款率也相对较低，资产质量风险仍在可控范围内。

　　（二）逾期贷款变化情况

　　根据现有监管规则，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需要纳入不良，逾期1-90天的贷款则未纳入统计。由于逾期1-90天的贷款也有较大可能会成为不良贷款，因此包含全部逾期贷款的逾期贷款率能更真实反映银行贷款质量风险。此外，与不良贷款率相比，逾期贷款率前瞻性更强，同时受逾期贷款天数划分这一主观因素影响较小，但也可能会高估风险。

　　数据显示，各类上市银行逾期贷款率在2015年达到最高点2.5%-3.5%，随后开始持续下行，其中股份制银行逾期贷款率相对更高。另外，逾期贷款率变化趋势上与不良贷款率大致相同，但明显不如不良贷款率“平滑”，这也说明了逾期贷款率的“客观性”，其划分受主观因素影响更小（图8）。

　　值得注意的是，各类型银行逾期贷款率与不良贷款率差距有所收窄，这与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及监管提高对不良认定的标准有关，二者未来走势有望进一步趋同。

　　图8：各类型上市银行逾期贷款率变化（%）

　　资料来源：各行年报，中国银行研究院

　　（三）企业偿债能力下降对应较高的潜在不良率

　　企业偿付能力变化及自身资产负债情况将直接影响未来对商业银行贷款的偿付，如果其利息保障倍数下降，资产负债率过高，将直接影响到银行资产质量。

　　从各行业企业偿债能力看，2019年，除能源和日常消费类行业外，其他各类行业利息保障倍数中位数较2018年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医疗保健业和信息技术业降幅较大，分别下降2.94和1.9倍，工业企业也下降了0.19倍。

　　从资产负债率看，2019年，除信息技术业外，其他各类行业大都出现不同程度上升，其中公用事业类及房地产类上升幅度最大，与2018年相比分别上升1.6和2.71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小幅上升0.06个百分点（图9）。

　　图9：2019年比2018年各行业利息保障倍数及资产负债率变化（倍，%）

　　资料来源：WIND，作者计算

　　整体看，大型银行和股份制行不良贷款净生成速度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在疫情影响下不良形成速度将继续加快，资产质量持续向好态势将扭转。此外，经济环境走弱叠加疫情冲击，各类行业企业偿债能力将持续下降，2020年起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管理难度将明显上升。

　　三、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展望

　　疫情暴发对商业银行经营带来严重冲击，叠加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美国贸易摩擦加剧、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等问题，预计未来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将面临较大压力。

　　第一，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或将继续走高，其影响可能在2021年进一步显现。在疫情暴发初期，各地均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防控措施，各类企业经营均受到影响，考虑到经济全面复苏尚需时日，商业银行不良压力短期内还将上升。此外，部分线上服务能力弱、疫情管控严格地区的中小银行经营受到较大影响，资产质量管理能力面临较大挑战。综合来看，核销力度加大将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不良贷款率上升趋势，但受经济回暖周期较长和银行自身因素影响，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上行压力依然较大，或将续创新高。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暴发以来，政府出台了对贷款展期等支持政策，这使企业当期偿债压力缓解，未来随着这些政策的逐步退出，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恶化压力会加速显现，预计2021年二季度及之后商业银行不良率或将出现跳升[4]。

　　第二，疫情严重地区不良率将明显反弹。部分疫情影响严重地区，例如湖北省内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完全复苏需要时间，企业生产线周转短期内无法恢复正常，预计不良率将出现明显上升。此外，在全球疫情蔓延背景下，广东、浙江等出口大省也将受到一定影响，出口企业生存压力加大，违约风险上升，这将推高不良率。部分地区例如东北、西部省份本身不良率已较高，叠加新冠疫情影响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同时部分区域性银行风险管控能力较弱，不良率或将继续上升。

　　第三，部分行业不良贷款率将走高。新冠疫情在春节前后暴发，导致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等具有人群聚集性质的行业受到严重冲击。考虑到疫情可能存在反复，为巩固防控效果，部分管制措施仍然存在，各类人群密集型行业恢复还需要较长时间，这些行业的偿债能力仍将面临严峻考验。2020年一季度，批发及零售业行业企业利息保障中位数同比下降1.93倍，住宿及餐饮业已降为负值，冲击效应已开始显现，预计此类行业后续不良贷款率将出现明显攀升。

　　第四，中小企业信用风险暴露加大，资产质量管理压力上升。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背景下，中小企业本身面临较大生存压力。叠加疫情影响，防控措施限制，企业订单、物流体系、资金周转等受到严重干扰，考虑到经济活动完全恢复正常尚需时间，中小企业风险暴露将有所上升。

　　四、商业银行应对策略

　　第一，合理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做好风险对冲工作，加快不良清收。提前评估后续经济环境变化对资产质量影响的趋势和程度，合理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提前做好对冲工作，强化贷款业务全链条管理，避免出现更大损失。此外，要利用政策便利，加大与监管部门沟通，加快核销力度，同时采用资产证券化、市场化债转股等方式共同清理存量不良。

　　第二，划分风险响应区域，分类施策，准确评估资产风险。全国性、跨区域的商业银行要全面分析各地形势，做出管理预案。根据不同地区经济恢复情况划分区域，各区域统筹规划，系统分析各地资产质量变化情况。积极关注风险较高，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的情况，对当期企业复工复产、居民收入情况及还款能力变化要认真评估，对风险资产要尽快处置。

　　第三，加大与其他机构合作，分担业务风险，确保资产安全。在经济复苏不确定性较大背景下，银行业务开展面临一定风险，建议加大与同业和非银机构合作力度，积极引入其他方式降低业务风险，例如采用联合贷款、信用保险、联合担保等方式分散业务分险，稳定资产质量。

　　第四，积极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多措并举稳定客户关系，共度时艰。积极支持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复苏，密切跟踪相关企业发展、储备及现金流情况，加强与重点企业、重点客户沟通。同时，关注地方政府采取帮扶措施的情况和力度，采取适应性措施为企业提供支持，合理安排信贷投放和其他金融服务，避免为保证资产质量采取提前收回贷款、追讨等措施，稳定业务渠道及后续客户关系维护，与企业共度时艰。

　　第五，大力开拓线上化业务发展，拓展收入来源，弥补不良损失。疫情极大改变了居民的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商业银行可提供更多线上化、无接触式的金融产品及服务，减少接触式传播，建立客户粘性，增加利润来源。中长期内，进一步推广各类产品覆盖面，推广更多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产品的使用，提供嫁接更多生活场景的嵌入式产品，增大客群基数，助力产品营销，积极拓宽收入来源，弥补不良带来的损失。

　　[1]  银保监会统计数据中只披露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会阶段性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各省和各行业不良贷款率披露至2018年、2019年。另外，银保监会将商业银行分为大型商业银行（包括工、建、中、农、交、邮）、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上市银行五大行包括工、建、中、农、交（邮储银行信息披露不完全）。

　　[2] 信用卡和个人经营性贷款样本银行均为11家，企业不良贷款率上市银行样本为10家，个人不良贷款率样本为12家。

　　[3]  主要选取了上市银行数据披露相对完整的五大行和股份制银行数据。计算公式为：

　　贷款信用成本=计提的贷款减值准备/贷款余额×100

　　[4]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于2020年6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要求，对于2020年年底前到期的普惠小微贷款本金、2020年年底前存续的普惠小微贷款应付利息，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申请，给予一定期限的延期还本付息安排，最长可延至2021年3月31日，并免收罚息。如果这一政策不作调整，这意味着2021年二季度开始企业将归还债务，信用风险才可能真正暴露。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银行总行一级部门。研究领域涵盖全球经济、国际金融、宏观经济与政策、金融市场、银行业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