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杨斌
【导语】近日，沙因教授新著《谦逊领导力》中文版上市，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杨斌教授作为“沙因组织文化与领导力系列”主编，为这套丛书专文做序。在这篇专文中，他提到了2004年发表在《商学院》杂志的旧作《沙因老头》。我向《商学院》杂志的朋友要到了这篇文章，已于前日发布。此外，我们也陆续找到了杨斌博士2002-2004年在MIT斯隆管理学院时给杂志撰写的一些专栏文章，谈管理学者，评管理教育，今天读来也多启发，甚至不乏新意。我们选择其中一部分分享出来，与大家共勉！
今日分享的是关于沙因、本尼斯在MIT斯隆管理学院的学生、益友、被誉为“欧洲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大师”查尔斯·汉迪教授的一篇文章。
有缘的是，2007年9月20日，湛庐文化邀请汉迪教授来清华经管学院演讲，我有幸负责接待和主持，并赠送学院纪念品，现在想来，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正文：
1966年，汉迪结束在壳牌伦敦公司的工作，进了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学习。作为一名34岁的学生，他的注意力不只在功课上面。后来他回忆说，真正影响他后来人生发展的，是他见到了几位真正的大师，沃伦·本尼斯、埃德加·沙因、克里斯·阿吉里斯，并因此产生了对于组织研究浓厚的兴趣。事实上，他对于他们的工作、生活方式也都相当推崇，甚至可以说跃跃欲试。
于是，只在斯隆进行了一年的学习，他便决定停顿自己的企业生涯，踏入到教育领域中来。1967年，汉迪回到伦敦，开始创办在欧洲的斯隆项目，这也就是后来的伦敦商学院，创出这片新天地的同时，到了1972年，他拿到了伦敦商学院的正教授，专业是管理心理学。但是，早年他在牛津大学主修哲学和古希腊罗马史的经历，使汉迪的管理学充满着哲学思辨，不管他如何称呼自己的学科方向，但本质上，他就是个管理哲学家。
本尼斯看得最透彻：“如果说彼得·德鲁克使管理登上大雅之堂，汤姆·彼得斯将管理推而广之，那么，查尔斯·汉迪则赋予了管理以哲学的优雅和雄辩。”
1977年他结束了自己在伦敦商学院的短期任教，来到温莎堡，出任圣乔治学院的学监。在这个与神接近的角色上，汉迪主持了关于“工作的未来”的系列讨论，他其后管理哲学的许多新概念、新比喻，大都脱胎于此。汉迪也开始给BBC做3分钟直播节目，对每天发生的新闻事件从宗教角度反省点评，即使后来脱离圣乔治学院，节目还是坚持做了20年。
到了1981年，他又彻底告别“上班”生活，决定不再继续加入任何传统组织工作，而成为一个组合式人生中的独立工作者，那年他49岁，正是一般人对于自己过去的积累难以割舍的岁数，正是一般人恐惧自己未来路途上的不确定性的年头。但是，他的信念很坚定，要从那种稳定的“保护性监狱”（这是汉迪给人类的组织依赖性起的名称）来到“开放世界”（充满不确定，也拥抱不确定），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安全保障。按照2002年他的著作《大象与跳蚤》中的定义，他挥挥手作别了大象组织，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跳蚤。
现在回头看过去会觉得蛮有趣，这个常人看起来很有些“莽撞”的当跳蚤的决定，似乎正成为他后来强有力爆发的促动。1984年起他开始出版真正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著作，从《工作的未来》开始，后来就有了《非理性的时代》、《空雨衣一一觉醒的年代》、《不确定性的年代》、《组织寓言一一给管理者的21个观点》、《适当的自私一一人与组织的希望与追寻》，直到最近的这本《大象与跳蚤一组织与个人的未来》。不只是写书，他还是英国广播公司最受欢迎的管理节目主持人，很多人通过他空中传达的声音，了解管理大家，走进管理殿堂，增长管理才干。
有人拿汉迪跟德鲁克（Peter Drucker）相比，众多的管理名家中，单说汉迪“声誉日隆，被认为是能与德鲁克媲美的大师级人物”。有些反讽的是，汉迪本人多次反对所谓“大师”（guru）的称呼，挖苦那些满天飞到处讲的“大师”们不过就是相当于走穴敛钱的艺人或明星，自己是不屑与之为伍的。不只是这么说，汉迪也以行动来约束自己，比如，每年就只进行10场演讲，其中5场收费，5场不收费，更看重的是社会价值。至于是汉迪而非其他人总被与德鲁克相比，我仔细想过其中的原因，觉得也许是因为：两个人著作的方式有相当的类似性。在影响社会、企业、人的过程中，他们都没有选择基于学术界研究严谨、专注精巧的方式，或者类似咨询公司从客户的管理实践中发现问题找寻答案的方式，而都思路宽泛，充满创意，喜欢预测，善于表达。有时候他们说对了一些，同时也说错另外一些，不过读者和其他的我们经常只是强烈地关注他们说对的那一些，并惊赞预言家的绝妙莫测。
虽然在伦敦商学院有过短期任教，汉迪却没有走进学术的象牙塔，而是走向更宽广的组合式生活。也因为如此，汉迪的管理著作是通俗的，但也是不从属于学院派的学术检验的。不过，是否能够通过学术检验，也许不该是评价汉迪的思想的标尺。他的字里行间、启智慧语对管理学术乃至普罗大众所产生的“启发式与内省式冲击”，是许多管理学术论文无法提供的。从这个角度讲，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太多的汉迪可能有些闹，但是如果没有汉迪的存在可能真的会无聊。一千个人读汉迪，会有一千甚至两千个不同的汉迪，是因为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受到刺激并代入自己的思考、不同阶段、不同侧面的思考，让读汉迪的过程变得很有创作性。
汉迪引用了伏尔泰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我所做的一切，是何等微不足道。但我去做这一切，却是何等重要。”这是他喜欢的悖论式表达，让我们不禁都会去思考自己的人生究竟该如何活。汉迪说过几次：成功的人生并不是在行动之前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而是与此相反，只有通过行动、实践、质疑、再次行动，你才能发现自己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对于很多在十字路口伫足踌躇总想算出个最优解的人来说，这句话算是苦口解药。
最近发生了多个高管人员猝死的案例，让我又一次翻开了汉迪的《适当的自私》一书，重读他对于现代组织“把人累垮了”的批评。汉迪所经历和观察到的商业世界、现代社会，充满着榨干了自己、丢失了自我的情形，这难道是我们想要的人生？是一个实在的有血有肉的人（而非空雨衣）应该过的生活吗？他痛恨‘退休了再休息”的传统观念，痛恨“企业达尔文主义”，呼唤“适当的自私”（proper selfishness，这是个需要推敲以觉知的概念）来重建一个更有人情味更具人性化的组织和社会，这些火花，实在值得当下诸位“大忙人”们三思。忙人难有暇，悟性易无踪；很多人每天连静处片刻都无法保证，遑论思考、思想。每当读到汉迪的一些“大智慧”之见解时，我总是会不由得问自己：也许正是他那种工作生活方式，给予了他培育悟性的源泉呢？
每个人心里都该有个汉迪，提醒伏案的人、长会中的人、电话中无法抑制情绪的人，焦虑地惟恐被技术的、组织的步伐而丢下的人，按下Pause键，反省一下——这还是我吗？还是一件光鲜的、标准化的、很有效率的空雨衣？
（作者，杨斌博士，时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助理， 现任清华经管学院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原文2004年发表于《商学院》杂志）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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