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创新需要作出“六大改变”

　　意见领袖丨朱克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兼聘教授）

　　多年来，我国金融领域为支持科技创新作了许多有益的改革尝试，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总体上看，金融与科创的融合度还不高，大量金融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到创新领域，无法满足创新对资金资本的需求。金融市场与科技创新的资源“错配”，导致大量科技产业和创新企业没有稳定可靠的融资渠道，金融市场本身也尚缺活力。这种“错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企业创新需要的资金供给结构失衡。资金，向来是中国企业尤其是科技企业发展面临的最突出因素之一。现实中企业的这种融资难问题，本质上是我国企业的融资结构失衡和融资渠道不畅，企业资金来源结构中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比例失衡。对大量的科创企业来说，由于本身缺乏必要的融资抵押条件，特别是刚进入市场处于起步期的那些中小科技企业，往往很难通过常规间接融资方式获得信贷支持。但科技企业因为拥有核心技术，未来具有高成长性的回报，因而能够吸引社会投资者。对这类企业最合适的融资解决方案，应该是在内源融资基础上，更多需要体现为股权和债券融资的外部直接融资。而现实中，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科技企业的资金供给方式则正好相反。

　　目前，中国民营公司的发展资金，大部分来自于内源融资即自有资金，占比高达60%。外源融资中，银行贷款占20%，公司债券和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的比重很低，总共不到1%，这与美国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结构形成很大反差。美国中小企业的内源融资占比仅30%左右 ， 只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一半，而外源融资中，来自直接融资的股权融资占比达l8%，债券融资达5%，二者合计超过23%，数倍乃至几十倍高于中国企业。这一差距，明显反映出中国企业融资能力的严重不足。

　　二是银行匹配创新的体制运营结构失衡。中国的商业银行基本没有亏损的，利润都非常高，净利润率最高的达41%。在其他一些国家，银行业并不是利润最高的企业：A股和美股比较，美国最赚钱的是微软、苹果公司，而不是摩根大通或者富国银行；日本最赚钱的是丰田，而不是三菱UFJ金融；韩国最赚钱的是三星电子，而不是韩国银行。单纯的利润比较，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关键在我国现有银行的盈利动机和运营机制与实体经济是分离的，因而很难去匹配创新。主要表现为：

　　1）银行的宗旨定位与经济发展需求不匹配。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银行是金融服务性机构，对象是实体经济，银行业的发展应该是根植于经济，特别是实体企业。银行与企业，实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关系本来很清楚，但现在几乎成颠倒状态，经济不论怎么样，银行日子都不错。这种关系的扭曲，源自银行机构对自身宗旨定位的偏差，认定自己也是企业，却忘了银行本质上是一种从属性的服务实体的企业或机构组织，它与经济应是一脉转动的：经济好，银行就多获利；经济不好，银行就少收益。像美联储的美元利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从5.25%曾一直降到了0%。我们的状况往往相反，经济越困难，企业越亏损，银行资金价格就越高，银行越赚钱。在纯粹“盈利”动机支配下，银行业与企业成了利益竞争关系。不改变这一关系，真正实现让利于企业、支持创新发展，最终将会葬送实体经济，同时也不利银行业长期发展。

　　2）银行的风险偏好与企业成长需求不匹配。面临融资难的中小科技企业，大多带有较高的风险性，这与传统银行业“流动性、安全性、赢利性”经营原则和现有监管考核要求相冲突的，因而银行开展科创金融的动力不足，即使发放一些科技信贷产品，也存在明显“向右走”的现象，投放总是偏向于成熟企业，那些亟需资金的早期和初创期科技企业很难得到支持。

　　3）银行的运转效率与技术创新需求不匹配。银行市场是一种非公开市场，参与度有限，定价效率不高，风险承受能力不足，客观上存有与创新难匹配的问题。重大技术创新往往需要长期、大规模投资，可能不是一家或几家银行所能承担的。如亚马逊，上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呈亏损状态，融资来源从一开始的股市融资到依赖债市，仅靠银行确实很难，银行也不干这事。

　　三是社会资本投资创新的资源去向结构失衡。我国是个资本大国，全国金融业总资产已达300万亿元，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5200多家，社会融资规模存量250万亿元。这几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已催生形成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适应科技创新的需要，我国资本市场的总量规模优势已充分显现，问题主要在对应科创发展性质的“多层次”效应尚未有效发挥出来，突出表现为一些大的结构关系出现失调：如对商业模式创新的项目投入较多，而对真正具有未来高成长性、带动性的硬科技项目投资偏少；对消费端的互联网经济投入较多，而对面向产业和实体制造业的投资偏少；对创新链条靠近成熟期的投资较多，而对前端投资偏少，其中对一些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的基础研究支持就更少了。中国私募风投机构2000多家，管理规模近10000亿，主要集中在成长期和成熟期。起步期投资占比持续下滑，20%不到。比较美国，风险投资中投资天使种子和早期项目占比高达80%。社会资本对科技的投入整体后移，行业的急功近利现象明显。此外，过去几年，一些真正有影响力的科技企业涌到海外上市，国内市场应当享有的科技红利没能充分得到。 现在，一方面，国内许多投资人总是埋怨找不到好项目；另一方面，大量的科技创业者又苦于找不到好的投资者，出现“双向错配”境况。

　　扭转和克服这种资源“错配”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资本市场以及政府、企业等各方面都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和运转方式，按照科创发展的规律，以创新的精神去支持创新，着重在以下六个方面作出改变努力：

　　1、创新资金的解决方式主要靠市场机制而不是单靠政府支持

　　政府在支持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从资金角度讲，这种扶持往往是很有限的，特别是在技术走向商业化过程中，依靠政府解决创新资金需求是很难的。原因有三：

　　1）性质不符。依据公共财政原则，政府财政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公共科技活动（主要指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等）。所以，这些年政府资助创新的投入主要是对研发机构和高校，其中，60%机构，20%高校，企业只有15%不到。

　　2）总量不足。虽然这些年政府扶持资金不断增长，高的时候如2007—2013年，有20%左右的增长率。现在经济下行，财政增长有限，加上连年“减税降负”。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下，企业创新资金的缺口已远远超出政府财政所能承受的能力。许多地方，财政扶持科技的方式也在调整，如设立“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等，与银行共同分担风险。但实际操作的覆盖面十分有限，即便惠顾到某个企业，那也是“杯水车薪”。对整个面上企业的影响来说，有时多少带有点象征意义。

　　3）机制不对。按趋势要求，政府公共财政对创新的投入支持应实行“普惠制”，过去那种“特惠性”扶持是不行的，一是“特惠”扶持一般采用竞争机制来决定扶持对象，这不利于对创新活动的持续激励；二是“特惠”扶持需要政府来决定投入方向，这也不符合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原则。

　　由此，企业技术创新依赖政府的扶持是不现实的，必须面向市场。政府对创新的支持也要加快转变方式，尽可能减少对科创项目的直接资助扶持，而应该通过平台和杠杆作用，更多去激励或撬动社会资源，真正起到政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这几年，政府通过设立引导基金方式来撬动社会资本支持创新，取得一定成效，自身总规模已达20000亿之多。但从实际运营效果看，问题诸多。主要是：募资难，一般政府基金占比为20%-30%，剩下70%-80%要社会资本参与，目前实际募资的仅为30%左右；投资难，1311只政府引导基金，超过一半以上尚未发生投资。已投的也大部分是扩张期和成熟期项目，占70%以上，这部分实际是可以通过银行等市场化资金解决的；退出难，2008-2017这十年期，全国真正退出的仅57例。

　　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来自政府引导基金本身固有的矛盾：即政策性资金和社会资金的目标取向不一。政府引导基金由财政资金与社会资金的合作构成，财政资金大多不追求营利，但也不能损失；社会资金要求较快回报，一般能承担一定风险。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在风险承受力和盈利诉求上的矛盾，制约着引导基金运营很难开展：

　　一是投资范围上矛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是引导基金两大投资领域。其中，由于薄弱环节缺乏足够的纯市场化社会资金投入，理论上应是引导基金的主投范围，也是引导的本义。但实践中，当期风险较大领域，财政资金不敢投；回报期长、短期回报低的领域，社会资金不愿投。政府与市场想的始终是两码事。

　　二是投资收益上矛盾，财政资金更多考虑社会效益和长期经济利益，市场资金追求效益最大化。市场资金会因政府政策性需求而受到投资行业、区域和投资阶段的限制，预期收益势必低于其自主选择、自由投资收益，即基金收益率低于市场利率。

　　有效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的出路在于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改革的方向应是充分吸引和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由此，政府要能适当容错，基金管理要走向市场化。政府角色是引导而不是干预，最终是要放权给市场，重点是要择优选好管理人，让专业化市场团队来运作，同时简化冗余的手续流程，并降低对本地项目的投资限定和对基金的短期收益要求。

　　2、科创企业的资金渠道主要靠多元资本市场而不是单靠上市发行

　　现在社会资本关注创新，各类创投、私募股权基金发展很快。无论资本供给角度还是资金需求角度，IPO渠道都是极具诱惑的。尤其是科创板的开启，把中国股市推向一个新的热点，也给资本市场带来一线曙光和希望。但真正解决问题的，不可能都压宝在上市公开发行这一个渠道上，更不可能压在一个新板的开板规模上，还是要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

　　1）从资本供给角度看，重点要解决退出渠道多元化问题，除了上市，还要有并购等。

　　当前，中国PE行业的整体退出率大约15%，以上市为退出的13.7%绝大多数项目未能退出。基金退出渠道包括份额转让、股权转让、回购、并购、挂牌、IPO 等。通过IPO退出当然是最理想的方式，但完全期望都通过IPO退出很不现实。科创板的设立，为私募等基金退出提供了新的更多选择。对目前巨大的行业退出需求，一个板块的上市远远解决不了问题。

　　现实中有巨大潜力市场是产权并购，这是退出的一个重要渠道，应得到重视。并购的意义在于：拓宽资本退出渠道，增强资本进入创新领域的热情；增加资本流动性，尤其早期成长性投资过程，并购更显重要；提升基金管理者能力。扭转投后管理基本空缺状况，并购可以倒逼投资者进入行业和企业，这对避免“一锤子买卖”、维护资本市场长期性很重要。科技创新需要“耐心”的钱。美国成熟的风险投资市场一直都以并购退出为主，通过大企业对创新企业的兼并收购获得收益，有效实现企业滚动发展。大企业为创新企业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持续发展机会；作为回报，也从创新企业的技术商业化运营中得到收益。美国并购比例高达82%之多。

　　导致中国并购市场发育不足的障碍：一是行政，管制多，有些需要审批的程序时间长；二是文化，企业动力不够，国企怕失去“帽子”和位置；民企则“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惜售心理都比较强；三是政策，并购后社会成本压力大，税收压力也大，加上信贷政策中并购贷款视同一般贷款，银行无积极性推进，企业也望而止步；四是服务，开展投行业务的券商都盯着赚钱快、收益高的IPO业务，对难度大的并购业务投入少，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跟不上。

　　我国资本市场对并购的重视，需要多研究借鉴生物医药行业的投融资发展。许多医药领域的研发创新，都是大量并购发挥了作用。很多医药“独角兽”企业都是通过并购融资成为行业翘楚的。2012年以来，全球制药领域并购总规模突破2000亿美元。同期我国医药并购交易也超过1200亿元。全球范围内生物医药行业成为“吸金大户”。生物医药行业的并购重组，对新药研发和医药创新企业成长起了很大作用。

　　2）从资本需求角度看，重点要解决来源渠道多元化的问题，除了上市融资，还要有债券融资等。

　　2019年，全国企业债券余额23.47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但占全社会融资251.31万亿的总量规模比重仅9.3%，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

　　这些年来，我们加快发展股权融资，特别是IPO，推动了资本市场的繁荣，但市场形成一种错觉，以为只要加码新股发行，代表资本市场繁荣的直接融资比重就会大大提高，就能改变中小企业融资难与贵的问题，就能化解金融风险。从数据上看，中国股市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股市存量公司超过3500家，这与美国股市数量基本等同，但市值比美国却少许多。实际上，美国市场扩大直接融资解决企业资本需求的渠道手段，并不单纯是依赖新股IPO，而是更多公开发行债券，一年要融资上万亿美元。

　　单从规模看，股票相对于债券还是一个小众市场，加大马力发行新股一年也就是融资3000多亿元，与社会融资数百万亿相比是九牛一毛。通过扩大直接融资解决企业资本需求，股权融资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途径，但纵观全球资本市场，无一例外都大量通过债权方式，极端的例子像日本，债权融资占到70-80%。打通技术走向市场的资本需求渠道，迫切需要加快发展我国各类债券市场，并打破刚性兑付，真正实现市场化，而不是仅仅靠提高新股发行的IPO。

　　3、股票市场的发展活力主要靠流动性增强而不是单靠首发带动

　　股市流动性是保证股市发展活力和市场定价机制

　　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真正股市健康发展应该让股市充满市场活力，让股市按正常规则流动起来，而不是单指望新股上市。从市场反应来讲，无论投资者还是上市企业，几乎都盯在新股上市发行上，中国股市一贯是“见新就炒”，“敲锣”效应远比“市值”效应强许多。实际上，从股市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来讲，从股市的资本市场调节作用来讲，都应更多关注股市的流动性指标，而不是简单的看新股上市发行。

　　股市流动性问题解决至少包括三大方面：

　　首先，股票一级二级市场的流动，即IPO融资额应占总市值的一定比例，如果太少，市场的流通市值就非常有限，投资者的参与度和流动性就比较差，定价效率也不会高，只有占比形成一定规模后，市场机制才能体现出来。2016年，当年A股227家企业上市发行，募集资金1496亿，但IPO融资规模仅占A股总流通市值的0.4%，2011年之前比列还在1%以上。2018年，上交所股票市场总市值3.9万亿美元，其中IPO融资额113.5亿美元，占比0，3%不到，同期美国IPO融资额占总市值之比高达18%。这里，政策本身还存有障碍。对市场减持的必要限制，其出发点旨在维护市场信心，但要注意这种非市场做法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防止最终抑制不了市场的下跌。

　　其次，企业入市与退市的流动。股市有入市也有退市，保持这种大的流动性，是维护股市质量的重要途径。中国的股市管理基本上市容易退市难，这跟中国其他方面的资源配置状况一致，基本都是上车容易下车难，由此造成股市质量不高，垃圾股、僵尸股太多，股票市值上不去。其中主要原因，是不能保持必要的股市退出。目前，上深股市真正因制度而退市的公司总共只有60多家。 2001-2018年，退市14家，退市率0.38%，而同期纽交所退市率6%，纳斯达克达9%，东交所高达10%。美股纳斯达克70余年来，有超过50%的上市企业退市，80%左右的股票在上市后3年内便因公司破产、被购并或私有化等原因退市。最近这三年，纳斯达克共有606只股票退市，实现了良好的优胜劣汰。美股指数常年上涨，这背后是无数垃圾股退市的结果。2019年，我国加快了资本市场的吐故纳新，一年退市18家，创历史新高，这是很大的改变。讲股市的进入，我们在科创板、创业板已实现与美国相似的注册制办法，降低准入门槛。但在退市方面，虽也作了政策上准备，但实行起来还不轻松，其障碍更多来自社会层面观念滞后和利益驱动的阻力。在这方面，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企业应带头发挥好作用。科创板、创业板成功的关键，就在能不能通过正常退市机制把名不副实企业淘汰掉。我们若真能舍得淘汰99支垃圾股而催生出一家“华为”式企业，也是功德无量。

　　再次，不同板块间的转板流动。如新三板（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当年也是为了解决科创企业社会融资的。2013年在国家新三板推出之际，备受市场关注的是就是融资和转板功能，期待在新三板规范运行后，能够助力企业走向资本市场，但事实上，企业挂了新三板不但没有融到资，而且在流动性差的情况下，企业的价值没办法体现，也没有什么转板的制度衔接。企业上了新三板还增加了规范成本。由于门槛不高，新三板挂牌企业良莠不齐，万众期待的转板功能一直没有放开，从成立以来，成功在A股上市的新三板挂牌企业不超过100家，占比不到1%，而且都是IPO重头来。美国OTC市场是中小企业摇篮，被称为进入主板的踏板，每年都有很多从这里转板到纽交所和纳斯达克股市。2018年，在美国主板上市企业182家，其中58家是从美国OTC转板过来。从支持和推动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除依赖科创板本身，中国迫切需要构建一个完整和贯通的资本生态。

　　4、银行匹配创新的风险化解能力主要靠综合金融业务回报而不是单靠息差收益

　　目前，中国企业创新对资金的需求离不开银行渠道。任何一家企业都需要支票账户、现金管理以及信用证或融资租赁等服务，这些都是商业银行的基本产品。通常，中国的商业银行都是靠利息差过日子。这种收入结构，实际带有很大风险，银行化解风险的能力也很难提升。多少年来我们都在努力化解不良，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是不降反升。2012-2018年，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1.83%。截至2019年末，不良率则为1.86%。限于银行现有的经营思路模式，不仅不能有效化解苦恼的贷款风险，而且由于对贷款风险的恐惧，几乎谈不上对科创企业的更多支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探索新的途径和机制：

　　一是从思路上看，需要拓展收入来源多样化，形成良好的营收结构，切实通过提升投资、资产和财富管理等综合经营收益，以强大的资产和收益规模来降低风险。依靠单一息差性质的收入来源，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始终是脆弱的。

　　二是从管理上看，由于单一收入来源结构，在利率市场化冲击下，为避免银行业绩遭受冲击，银行控制增收的办法是加强管理缩衣节食， 以成本控制技巧来提升收益。实际上，这种做法的空间愈来愈小，单纯的成本控制不能根本上解决银行的风险能力问题。

　　三是从途径上看，出路在加快推进“投贷联动”。完全局限在贷款上，无论成本还是风险，通过利息本身解决不了银行效益问题，需要通过金融创新，银行以投资方式获得贷款企业股权，从而可以获取企业高成长带来的效益，以弥补贷款可能出现的风险损失。保值和增值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径，利用增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保值。

　　所谓投贷联动，是指银行金融机构以“信贷投放”与具有投资功能的子公司或投资机构的“股权投资”相结合，用投资收益来抵补信贷风险，从而实现科创企业信贷风险和收益的匹配，为科创企业提供持续资金支持的一种融资模式。我国从2016年开始试点，2017年逐步放开，允许银行参与投贷联动。但目前总体发展不快，原因主要在政策控制性强、配套政策不健全、银行理念跟不上、风险能力太弱和投贷联动业务人才紧缺等。

　　相比之下，欧美银行很多都是通过多种形式投资新兴科技企业的。这方面，硅谷银行是典型的代表。硅谷银行服务30000多家高科技企业，贷款本身基本不赚钱，银行收入80%以上来自对放款企业的投资回报收入。由于硅谷银行的投贷联动业务，成功扶持培育出了像思科、脸书、推特这样世界级互联网科技巨星企业。据五年前的统计，美国由风险投资支持并成功上市的企业，其中的64%都是硅谷银行客户。

　　硅谷银行的投贷联动策略是：在早期，与企业建立关系提供风险贷款，并借助社会风投机构的关系网络对贷款企业进行间接投资，保障企业的成功起步；在成长期，运用自身风险贷款及各种形式的股权投资，帮助科技企业成功壮大；在成熟期，再通过配套各种金融服务帮助企业实现腾飞。通过贷款附加认股权的投贷联动、银行和内部创投的投贷联动、银行与外部社会风投机构的投贷联动等三种不同模式，硅谷银行的收益，大量来源于这些投资所获得的成长性收益，实现以上市或收购、并购等方式，将高额的投资收益来冲抵贷款或投资中小企业所承担的风险。过去20多年，硅谷银行坏账率每年不到1%。

　　对银行支持创新的这种运营模式，我们应予认真研究、善于借鉴，努力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特点的落地方式。当前，要积极鼓励商业银行“投贷联动”试点的探索实践，推动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促进提升银行自身运营能力和有效化解信贷风险的能力，走出支持科创发展的一条新路。

　　5、金融机构的实力增强主要靠服务客户实体而不是单靠技术武装

　　近年来，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如火如荼。安永调研全球20个市场发现，中国消费者的金融科技采纳率全球最高，中国移动支付普及率高达77%，在授信方式上我们也是领先全球。

　　但是，金融科技发展再快，也要回归金融本质。金融科技本质上是一种工具，服务客户是金融机构的天职。银行不断创新，旨在为客户提供更优质、更便捷、更低价的服务。任何背离金融本质的金融科技，都是南辕北撤、缘木求鱼。对金融科技应有完整认识：

　　一是银行业做大做强不能仅仅依赖技术上的武装。解码摩根大通等国外所有大银行的发展，几乎都得益于强大的企业客户基础以及良好的资产质量和较高的资本充足率，而不是简单的技术手段改进，更不是仅仅互联网金融。银行机构若服务理念不变、体制机制不变、业务套路不变，单指望技术赋能是难以奏效的。

　　二是警惕金融科技本身可能滋生新的风险。金融科技的运用如不能实施有效监管和控制，可能会增大金融风险。由于对网络和数据的依赖，金融科技改变了金融服务的运营方式，促进了众多机构之间的数据连接甚至共享，同时也扩大了黑客可以袭击的范围和切入点，系统一旦遭受攻击，网络风险随即可能带来高速且大规模的传染效应。尤其是当数据和基础算法出现错误时，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重要的是，金融科技催生出一些新的金融业态，如网络借贷、虚拟货币交易、校园贷、影子银行等，许多名为创新，实为忽悠，结果已是大量爆雷。很多打着金融创新、科技创新旗号，就是为规避监管和隐匿风险，是过去金融乱象的变种，只不过结构比原先更复杂、关联度更高，危害则更大：

　　1）造成底数不清。一些产品多层嵌套叠加、期限错配、隐匿底层基础资产和实际风险承担情况，使得金融风险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的传染性增大。央行一直在呼吁：现在全社会都在围绕在线支付业务大搞金融产品嵌套，底层资产无法穿透，造成资金流向无人知晓，风险资产规模无法统计，风险因素持续累积，很危险。对此，必须引起重视。

　　2）抬高交易成本。表外业务借助通道规避监管，即便穿透后确实投向实体经济，但在操作中大大拉长融资链条，降低货币传导效率，推高企业融资杠杆，增加企业融资成本。甚至有些只是让资金在体系内部自我循环空转，实则加重实体经济的负担。

　　3）容易风险蔓延。随着互联网技术普及运用，金融行为更多线上化运营，风险会延伸到其他领域，过去手工操作的控制模式无法适应现在时代要求。现在的支付领域已成网络赌博和网络黑产的滋生温床。全国网络赌博及网络黑产平台400万个。去年央行收到支付领域投诉举报3200多件，其中70%以上都是反映银行及支付机构涉嫌为这些网络犯罪提供支付业务服务的。

　　三是技术赋能金融的最终目的是服务实体支持创新。金融自身做强做大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企业客户提供更好地服务。先进科技是金融服务实体服务创新的支撑手段，金融科技的根本作用是从运营效率提高和能力提升转变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从而实现服务实体、支持创新发展的最终目的。中国金融改革创新的宗旨和主旋律始终是“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整个金融科技发展的着力点和方向，应是更多关注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去突破解决服务实体支持创新的产品开发、成本降低和监管风险这三大业务创新上，以促进实体企业和创新经济的更大繁荣，而不是银行自身怎么一个劲地扩大流量、获取效益。

　　实践中，已有许多运用科技手段帮助中小企业解决银行信贷问题的成功案例。现在，科技企业借贷难的问题，一在成本，二在风险。运用科技可以去解决这一问题。如一些科技中小企业谈不上什么品牌，历史也不长，财务也没实力，但这些企业往往具备一个特点，就是占据产业链中的一环，只要找到一个低成本的风险识别手段就可以为这个企业提供融资，如可以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监控企业在供应链体系中的运转状况，基于它的数据就可以赋予一定的信贷支持。

　　无锡物联网集团公司，运用物联网技术，采取动产质押的技术监管办法，为企业与银行借贷搭桥服务，真正实现资金流、信息流、实物流的三流合一，让企业财务报表实现客观、实时、动态的反映，让贷款的流水变成和生产流一样在运转，相当于银行网点直接放在生产线上。银行和授信客户都可通过手机APP直观了解企业的运营情况，软件后台能对数据进行清洗、压缩及综合分析处理，提供日常监测所需的关键数据，并定期对监测数据进行汇总和分析。去年做了5000笔融资服务业务，其中4100多笔贷款（平均规模118万），20000多笔还款，最终“零风险”。

　　通过物联网技术，能够初步解决企业融资和银行授信的三方面问题：一是降低融资门槛，破解“融资难”。用好物权控制，实现质押物实时监控，消除银行对民营中小企业有效抵质押不足的顾虑；二是降低融资成本，破解“融资贵”。信贷方按需用钱，减少资金占用，少去了部分利息（如一年500万贷款，原定利息700元/日，结果202天扎帐，平均利息则为440元/日），估算下来，银行提高信贷管理效率5倍，人均业务成本降低80%，企业也减轻了些许负担；三是降低信贷风险，破解“管控难”。物权监控确保监管数据客观性，解决了银行与监管仓库合作方间的信任问题。企业出险都是有先兆的，物权监控有助于及时处置，且不发生干涉，还能清楚界定责任，确保企业风险不延伸到信贷风险，中间进行了隔离和剥离。目前，技术本身并不难，实际难在银行的认知，流程不愿被改变。

　　6、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主要靠自身变革图强而不是单靠政策环境改变

　　实现资本为创新的服务，本身要不断创新。一方面，我国现在资本市场环境还有待改善，政策要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资本市场本身也要拓宽视野，着眼未来，有些能够改变的应该尽快去行动。

　　一是作为科技企业，要拿出良好的业绩，真正攻克核心技术，在资本市场上给投资者以信心。许多上市企业的糟糕表现，往往成为制约资本市场进入的重要原因。

　　二是作为银行机构，在大的体制还不能到位情况下，银行自身内部改革尚有很大潜力空间，有些不涉及太多体制问题，现有条件下就可以有所作为。像银行信用管理制度采取多少年一贯制的评估办法、高新技术企业固定资产打折标准办法；放款机制上，也是多年来年初开闸、年底关闸的传统做法，现在年底停止放贷已成“惯例”，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即刻改变的。

　　三是作为社会资本，中国的股权投资管理要加快转型提升。现在，越来越多的VC/PE、私募、定增普遍出现盈利能力下降，投资行业存在募资难、退出难、收益低、失败多的问题，关键原因在缺乏核心能力。目前，很多投资机构都是以抢夺项目资源为第一核心能力，主打模式是：“投得进去”和“过得了会”，基本上前十年都这个主线，大多数投资基金都没到精细化管理、精细化选项目及投后服务的阶段。

　　投资行业的未来希望在自身的转型，应该尽快将从周期依赖转向能力依赖，着力打造“三大能力”，以实现行业投资水平和服务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

　　第一、认清技术趋势的能力。改变世界的，最终都是科技的力量。在人口红利、流量红利逐步消失之后，增长的源泉将更多依赖技术红利。未来，越来越多的公司都将成为科技公司。投资者不能总是热衷于模式翻新、营销驱动的项目，而要善于以技术领先的眼光发现那些真正具有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项目，相信技术创新永远要比模式创新走的更远。以公司长远性和产业成长性为驱动型的投资模式，一定会取代以流动性差价带来盈利的投资模式。

　　第二、拥有长期资金的能力。能够募集到长周期的资金，才能去找到那些能够对冲和穿越周期风险的科技好项目，这是投资机构拉开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越是长周期资金，越会配置给头部投资机构。同样，越是优质投资机构，越容易拿到长周期低成本资金。国外的大学基金、养老基金都是非常长周期的，许多都是10+2年打底的期限。我们则多是短期资本，三年就要退出，这样匹配创新需求很不现实。短期资金，砸不出任何一个科技项目。中国需要非常多的成熟LP来支撑GP运营。现在，国家已逐步取消保险基金等对股权投资的限制，通过增加负面清单和正面引导，鼓励进入股权投资行业，这是很好机遇。运用更多长期资金来支撑资本市场去做长期考虑，由此，中国资本市场才会有良性发展。

　　怎么样把短期资金变为长期资金，重要的是要有合格的投资人。否则，长期资金也会变为短期资金。

　　第三、打造优质项目的能力。一个好的投资机构，要能具有基于产业理解、产业资源以及长周期资金把控，有效组合产业资源的能力，从而创造新的生意机会的能力，而不是单纯在已跑出来的投资项目上去和其他机构竞争价格。未来创造项目能力比抢夺项目能力更重要。做VC、PE投资，投钱只是第一步，投后的路漫长，在退出前你只有不断帮被投企业解决成长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才真正可能获得理想回报。否则，很难适应不断变化的科技趋势，实现投资的更大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兼聘教授、上海交大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