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付一夫
“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这是5月28日，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讲到的一番话，随即引发热议。
诚然，我国经济的发展壮大有目共睹，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消费升级热潮风起云涌，还有城市里的商圈林立、车水马龙、地铁上随处可见的iPhone手机都是国富民强的有力佐证。如此，在不少人看来，“6亿人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件事着实有些不可思议。
可是，在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又发展不均衡的泱泱大国面前，我们的认知都是狭隘且渺小的。若非王兴一言，很多人大概都意识不到在“大学生遍地走”的中国，拥有本科文凭的人居然只占总人口的4%；若非李迅雷一文，很多人大概都想象不到还有10亿中国人没坐过飞机、5亿人没用上马桶。
而这些，又都是真切的事实。
数据不会说谎，我们不妨扒一扒统计资料，看看这6亿人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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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即人均可支配的月收入为2561元。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处在这一收入水平，平均数往往无法反映事情的全部，我们还需从结构上对不同人群的收入水平做一番深入考察。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依据收入水平的不同，可以将全国居民人数进行五等份分组。从图1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
我国收入水平最高的前20%数量的居民，2019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6401元，折合每个月约6367元，大幅度领先于其他80%的人；
位于第二、三梯队的中等偏上收入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2019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9230元和25035元，折合每个月为3269元和2086元；
中等偏下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分别为15777元和7380元，折合每个月为1315元和615元。
据此可知，占全国总人口四成份额的中等偏下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刚好处在“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一区间内，再加上中等收入群体中一小部分收入较低的人口，规模便与总理提到的6亿相当。
值得一提的是，从上图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国人的收入差距之大，其中收入最低的20%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还不及高收入人群的1/10。
这从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中也可窥探一斑。Wind数据表明，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以来，总体呈现出先攀升后稳定的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至今，基尼系数从未低于0.46，而最近三年，更是逐年增大，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18年的0.468（见图2）。
另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也能说明问题。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9.04亿，其中有72.4%的网民（约6.5亿人）月收入不足5000元，而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网民群体占比达20.8%，约1.88亿人（见图3）；从年龄分布上看，有将近90%的网民处于10~59岁的区间内（见图4）。
数据暗示着这样的现实：我国仍有近5亿人不是互联网用户。这5亿人当中，又以小孩和老人为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我国0-15岁人群占总人口比重为17.8%，约2.5亿人，而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为12.6%，约1.76亿人，共计4.26亿人。小孩由于还在求学阶段，基本都没有收入来源；至于老人，有些是依靠养老金维持生计，有些很可能还缺少最低的生活保障。在此基础上，叠加1.88亿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网民，其人口数量可想而知。
综上所述，“6亿人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判断，是对我国真实面貌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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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6亿低收入人群又在哪里呢？
农村肯定是占据大头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359元，合月均收入353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021元，合月均收入1335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4389元，合月均收入1199元。结合60.6%的城镇化率可知，我国农村居民规模达到5.516亿，整体月均收入为1335元，而其中的2.758亿人，月均收入低于1199元。
其实不难理解，农产品的附加值原本就偏低，而农村又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旦上了年纪，农村居民便没有相应的养老金可领，也无法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或进城务工，更何况还有相当规模没有收入来源的未成年人也是农村户口，整体收入也就难免偏低了。
从另一层面看，城镇拥有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即国家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强制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支付给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报酬。根据各省份经济现状的差异，最低工资标准可分为不同档次。公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绝对数字最低的是安徽，其最不发达地区的“第四档”最低工资标准为1180元。此外，城镇还有低保，这就意味着多数城镇居民的收入都在1180元以上。
当然，并非所有城镇居民都是如此，因为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前提是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因此那些失业者、个体户，以及很多外来务工的农村劳动力都不在最低工资的保障范围内，他们便很可能成为城镇中的低收入群体，这部分人群的规模亦是不容小觑。
更进一步，从区域分布的角度看， 2019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板块，农村居民每个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665.7元、1274.2元、1086.3元和1279.7元，其中，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这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态势。
从31个省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值也可看到，除了上海、浙江、北京、天津、江苏等10个省市外，其他21个地区都低于全国平均线，其中云南、青海、贵州、甘肃四个省份农村居民每个月收入低于1000元，最低的甘肃只有802.4元（见图5）。
这些低收入人群，特别是月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甚至更低的人，用总理的话来说，“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上疫情，其处境之艰难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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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过后，民生为要。
针对“如何保障与改善困难群众的基本民生”这一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案仍然是促进就业，只有就业得到保障，才能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把“稳就业”列为“六稳”之首。
近日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吸引了大众的目光。
5月28日，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充分肯定了成都在允许流动商贩临时占道经营方面的做法：“我们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
一时间，“地摊经济”站上了风口。
“地摊经济”，自古有之。从经营形式上看，其“三低”特质使之具备了一些独特优势：
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厢就能卖货；
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
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实惠。
然而，近些年在各地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过程中，“地摊经济”却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而烟火气息也随着小店和小商贩们的“消失”而变得不再浓厚了。此次总理点赞成都，释放了一个无比积极的信号，在遵守城市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放开“地摊经济”，对相当一部分既无资本又无技术的低收入人群而言，无疑是多了一个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生存状态的机会，对于激活城市经济发展活力同样意义重大，亦是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
不过，让月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的6亿人增收致富这件事，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本文作者介绍：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管理学博士)
责任编辑：张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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