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岸元：可使用抗疫特别国债的资金为中小银行注资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岸元 方才

疫情对中小银行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可参考1998年四大行改革模式，使用抗疫特别国债的资金为中小银行注资。其短期意义在于补充资本金，改善财务经营指标；中长期意义在于引入中央国有资本，推动治理结构完善，促进中小银行找准定位，回归本源。

　　5月4日，刘鹤副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第二十八次会议，听取了支持经济复苏、加快中小银行改革发展、打击资本市场造假行为等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在会议相关议题中，中小银行改革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会议指出，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的工作方案，要抓紧落实。会议要求，必须把改革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立足服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在充实资本的同时，解决好中小银行在业务定位、公司治理、信贷成本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推动治理结构与业务发展良性循环。

　　对此，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指出，疫情对中小银行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可参考1998年四大行改革模式，使用抗疫特别国债的资金为中小银行注资。其短期意义在于补充资本金，改善财务经营指标；中长期意义在于引入中央国有资本，推动治理结构完善，促进中小银行找准定位，回归本源。

　　中小银行存在三方面突出问题

　　中小银行是我国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中小银行数量达4000多家，占整个银行体系的90%以上；总资产规模超77万亿元，约占整个银行体系的25%。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中小银行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三农”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12.55万亿元，其中有将近55%的贷款由中小银行提供。

　　但在中小银行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积累了不少问题。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存在缺陷。公司治理水平低，股东结构复杂，存在复杂关联关系，加大了股权穿透的难度，使得不当利益输送等治理问题时有发生。

　　二是主业偏离现象严重。依赖同业和理财扩大规模，一度扎堆设立异地资金运营中心，部分中小银行的金融市场业务资产规模甚至超过信贷规模。

　　三是资产质量堪忧、资本消耗加快。由于客群、风控等多种因素，中小银行资产质量持续恶化。截至去年底，中小银行不良贷款规模超过万亿，占银行体系40%以上，远超其市场份额的24%。一些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居然是负数。

　　张岸元指出，近三年来，监管部门在提升中小银行公司治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加大了股东股权乱象整治力度。据银保监会数据，2019年在专项整治过程中就查处了3000多个违规问题，清理了1400多个代持的股东。二是通过转让、注资等多种方式稳妥处置了一批高风险金融机构，包括包商银行、锦州银行、恒丰银行等。三是通过制度建立长效机制。2018年初出台的《商业银行股权管理办法》及随后的两个配套文件主要就是剑指中小银行。

　　可考虑使用抗疫特别国债的资金为中小银行注资

　　因此，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研究员方才表示，疫情冲击之下，本次金融委会议重提中小银行改革问题，具有非常强的指针意义。“此次疫情冲击导致中小微企业经营风险急剧上升。中小微企业是中小银行的主要客群。此番冲击，叠加之前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不夸张地说，相当一部分机构岌岌可危，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他指出，疫情对中小银行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当下必须提前重点考虑两个问题：其一，疫情期间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的展期续贷，到期之后怎么办？会不会带来不良处置的集中计提？其二，央行提供的1.8万亿再贷款再贴现，在到期之后银行资产端能否顺利回笼？无论是从加快不良处置出清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推动治理结构与业务发展良性循环的角度来看，加快资本补充都是中小银行改革的重点内容。

　　他表示，去年下半年以来，政策上永续债、优先股等补充方式已经开始惠及中小银行，部分银行也相继获批。但考虑到市场接受程度以及4000多家的庞大基数，这些补充方式覆盖的中小银行范围非常有限。

　　因此，张岸元和方才提出了解决中小银行流动性问题的建议：下一步或许可以考虑参照当年四大行改革模式，使用抗疫特别国债的资金为中小银行注资。

　　1998年，为了解决工、农、中、建四大行资本金不足和不良资产过于庞大的问题，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专门用于给四大行注资。具体采取的方式是：首先，由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四大行释放了约2400亿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并存到央行专户上；其次，四大行将央行专户上的2400亿原法定准备金与部分超储准备金，共计2700亿资金，用于认购特别国债；最后，财政部将融到的2700亿资金注入四大行作为资本金。整个流程中，四大行完成了资产和股东权益的同时增加，而财政部资产端增加了2700亿的股权，负债端增加了等额的特别国债。

　　张岸元和方才指出，可参照以上模式，借本次抗疫特别国债发行契机，实现类似操作。“特别国债的发行方式可以是：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规模约相当于两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3万亿左右，可分期发行），利率相当于存款准备金利率（1.6%），同时允许商业银行将此类国债用于存款准备金缴纳，以此增强银行的购买意愿。”

　　两人同时指出，特别国债的使用，需要形成相对应的资产，而通过中间机构为中小银行注资，恰好能够实现账面资产的对应。这一做法对中小银行的短期意义在于补充资本金，改善财务经营指标；中长期意义在于引入中央国有资本，推动治理结构完善，促进中小银行找准定位，回归本源。此外，由于特别国债发行利率较低（低于再贷款利率），也更有助于降低其整体融资成本。

　　文章原发于每日经济新闻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兼任南开大学等校客座教授、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