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岸元
防患于未然，考虑疫后外资因某些政策性因素撤出、产业回流的可能，有其必要性。但如果恐慌性评估其发生概率，则无必要。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有复杂全面的决策考虑，政治、政策因素只是决策的一个方面。中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外资流入地之一，不是偶然的。早年间，劳动力成本、优惠政策，可能是吸引外资流入的主要因素。近年来，国内市场规模、产业集聚、上下游关联配套等市场自发因素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单纯成本性因素的考虑有所弱化。虽然特朗普总统上任伊始，就开始力推产业回流，并为此推出海外利润汇回等一系列大力度政策，但国际直接投资流动格局并无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就每年新增流入量而言，没有证据表明，外资开始忽视中国。多年来，我国一直是全球第二大FDI流入国，其全球占比逐步提升，近两年来，一直在10%左右。即便是中美经贸关系紧张的去年和前年，FDI流入也未见任何影响。去年，流入量达1381亿美元。外资青睐中国与流入美国并行不悖。从趋势上看，上次金融危机以来，中美FDI流入对比，没有发生显著改变，我国流入量大约相当于美国的55%。不存在显著赶超美国的态势。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美国FDI流入数据看，我们看不出特朗普总统相关政策的任何效果。他任期的2017、2018、2019年三年，美国的FDI流入大幅低于此前2015、2016年。如，2016年，流入为4718亿美元，而2019年仅有2510亿美元。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可能与海外并购有关。
图一：上次金融危机后FDI流量情况（亿美元）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商务部
制图：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就历年存量而言，中国的外资规模远低于美国。2018年，我国FDI存量1.63万亿美元，占全球比例约5%。而美国存量高达7.46万亿美元，占全球比例约23%。中国的存量家底仅相当于美国的22%。
图二：上次金融危机后FDI存量情况（亿美元）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商务部
制图：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通过政策调整，引导本地企业对外投资流向特定地区并不容易。对大陆而言，最典型的是，上世纪李登辉当局鼓励台商“南下”东南亚，而不是“西进”到大陆地区。此后历届民进党当局都对此念念不忘，几十年下来，该设想几无成效，台湾各主导产业还是聚集到内地。存量部分外资大规模撤离的决定更不容易做出。如，俄国革命、古巴革命之后数年，外资都继续在东道国活动。
过去十多年，美国和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一、第二大外资流入地。工业化时期，全球有约四十多个国家完成工业化历程，工业化国家散布各大洲。本轮数字化、新一代通信设备生产制造，除东亚、美国和西欧少数国家外，俄罗斯、中东欧、伊斯兰世界，乃至整个南半球，都退出了相关软硬件生产制造领域。某种意义上讲，出现了中美两极化情况：先进生产能力的全球竞争者，要么投向美国为主的体系，要么投向中国为主的东亚。这是特朗普政府制定外资回流政策的产业基础。
风水轮流转，近年来中美之间外资政策着力点的变化耐人寻味。美国等吸引外资流入或产业回流的政策着眼于降低成本，如税收优惠、水电油气等价格竞争、增加中国输美商品关税等。这一点与此前我国大规模招商引资年代的做法类似。而中国，相关领域外资政策在成本方面没有明显变化；在市场准入方面更加开放，但是更加注重自主可控，并且国有资本在相关领域有更多布局。
就市场自身而言，过往几十年，中国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形成的产业集聚是世界级的，全球没有几个区域能与之媲美。相关基础设施、产业投资规模在百万亿人民币上下；其内部组织关系、上下游联系之紧密，超出一般理解。这种集聚不是产业政策的结果，大湾区、长三角等概念和规划的提出，更像是事后的追认。
在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竞争领域，被认为最市场化的美国，现在偏重于成本为主的产业政策；被认为政府干预最多的中国，现在反而依靠市场内生的产业关联关系。至于优惠政策与内生市场动力，究竟孰轻孰重，相信各家公司有自己的权衡。从国内政策角度，可能要有新的考虑，包括跨越式对外开放，以及对冲境外新一轮成本竞争政策等。
在中低端产业领域，现在看不出新的变化。越南等潜在替代国遭受疫情冲击尚处在批量报告之前阶段，其国内经济金融状况变化还都是未知数。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兼任南开大学等校客座教授、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等。)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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