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美联储大放水，中国跟不跟？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3月15日，美联储第二次紧急降息至零并启动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QE），23日宣布对购买的国债和住房贷款抵押证券（MBS）不设上限，标志着美联储“零利率+无限QE”的“王炸”组合形成。与之相比，中国央行被认为无论降准还是降息都显得较为保守。那么，美联储火力全开，中国央行要不要跟呢？

　　一、美联储大招频出乃是不得已而为之

　　从2月27日至4月8日短短六周时间内，美联储扩表1.92万亿美元，美联储总资产升至6.13万亿美元，相当于去年美国名义GDP的28.6%。无论从绝对额还是相对值看，都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峰值4.55万亿美元（2015年10月14日）和25.9%（2014年末）。然而，美联储走到今天，也是苦乐自知。

　　（一）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半途而废的后遗症

　　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美联储采取了“零利率+QE”组合的非常规货币政策。2013年中，伯南克离任之前释放了QE退出的信号。耶伦2014年初接任后开始减少并停止资产购买、五次加息、持续缩表，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鲍威尔2018年初继任后连续加息四次并缩表，但2019年为应对贸易局势紧张的冲击而三次仓促降息并重启扩表，中断了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到2019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不到2%，美联储总资产与名义GDP之比仍将近20%，远高于上次危机前6~7%左右的水平，较前期高点仅降了约6个百分点。

　　以往每次降息周期，政策利率都是从百分之五六往下调，而今年两次闪降就已至零。在3月15日推出零利率并重启QE后，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排除了负利率的政策选项，资产负债表操作就成了美联储的不二选择。当美股四次熔断、发生股灾后，美联储必须采取果断行动，证明其工具箱里确实还有“弹药”，才有可能阻止股灾演变成“信心危机——信用紧缩”的流动性螺旋。因为从上次危机的经验看，一旦出现全面的流动性危机，发生机构被挤兑乃至倒闭，则救助成本将会显著上升。

　　（二）与美国疫情应对政策出台的次序和搭配有关

　　上次危机中，美联储大举购买有毒资产，支持了经济金融稳定，促成了美股长牛和战后最长时间的经济景气。但这次疫情蔓延是新冠病毒所致，对此美联储无能为力。同时，货币政策能够刺激需求，却解决不了供应链的问题。

　　但直到3月11日晚特朗普总统电视讲话，发布旅欧禁令之前，美国政府对于疫情扩散风险总是遮遮掩掩、轻描淡写。这令3月3日美联储的闪电降息按下了“恐慌键”，当天美股不涨反跌。9日，与油市崩盘叠加，触发了年内美股第一次熔断；12日，因旅欧禁令又触发了第二次熔断。13日，美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才正式全面进入了抗“疫”模式，当日美股不跌反涨。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货币政策只能缓解企业资金链压力，却不能解决企业现金流问题，后者主要应该是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而财政计划需经过繁琐的、不确定的立法程序，在国会多次被搁浅。时间不等人。美联储不得不冲锋在前、单兵突进。3月15日，美联储二次闪电降息至零并重启QE，进一步加重了市场恐慌；次日（16日）和18日，触发了美股年内第三、四次熔断；23日，宣布了无限QE的措施，但当天美股依然下跌。

　　随着2万亿财政刺激计划顺利过会，公共卫生政策防控为主、财政货币政策对冲为辅的一揽子疫情应对措施全部到位，才缓解了市场恐慌和信用紧缩。自3月24日以来，美元指数、泰德利差（即3个月美元Libor与3个月美债收益率之差）和市场恐慌指数VIX等高位回落，美股大幅反弹，美债和黄金价格也止跌回升，无差别抛售一切可变现资产，逃向美元现金流动性的市场乱象才暂告平息。

　　综上，由于应对措施次序本末倒置以及缺乏财政政策配合，资本市场对美联储并不买账，迫使美联储一条血路杀到头，以免股灾滑向金融危机。美联储这种破釜沉舟的打法只适合速决战，而一旦陷入持久战，则每次政策效果不彰，都会损害其市场声誉，增加其救市成本。

　　二、中国央行所处环境在某些方面要优于美联储

　　（一）中国央行是少数货币政策处于正常状态的主要央行

　　一是中国的政策性利率依然为正值，且离零利率较远。如截至4月20日，一年期MLF利率为2.95%，一年期LPR为3.85%。

　　二是中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下调空间。中国银行业目前的法定存准率平均为9.4%，在国际上仍处于较高水平，也高于本世纪初中国遭遇资本大量流入、储备持续增加之前6%的水平。同时，通过定向降准引导银行给民企和中小微企业放款，还进一步拓展了存准率工具的运用空间。

　　三是中国央行总资产与名义GDP之比较高点已回落近30个百分点，低于上轮资本流入启动之前的水平。下一步，按照 “稳预期、扩总量、分类抓、重展期、创工具、抓落实”的工作思路，还可以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工具特别是结构性工具创新，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中国疫情暴发之初，曾有人建议，刺激政策要出手早、出拳猛。然而，这次大流行百年一遇，全球都缺乏现成经验。至少，起初我们并不清楚拐点在哪里。如果那么干了，很可能在疫情第一波冲击时，央行就已把“子弹”打光。那么，碰到现在海外疫情蔓延酿成的第二波，甚至还可能会有第三波、第四波冲击，陷入弹尽粮绝质疑中的央行将会被置于险境。这很难说会比现在的情况更好。

　　（二）中国央行没有流动性救市之虞

　　美联储发射“超级火箭炮”的一个现实考虑是阻止股灾演变成流动性危机。但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国金融市场没有出现这种情形。

　　首先，货币市场利率下行。2月3日起，中国央行就进入了疫情应对状态，综合运用数量和价格工具引导市场利率下行。2月3日至4月17日，中国境内的DR007日均为1.882%，较年初至1月23日回落了57个基点。当受疫情扩散影响，股市震荡加剧时，没有导致国内流动性紧张。2月20日至3月23日，美股遭遇了七连跌、四熔断，发生股灾，但2月21日至3月24日中国日均泰德利差（即3个月Shibor与3个月国债收益率差，衡量市场流动性和信用松紧程度的常用市场指标）59个基点，低于年初2月20日日均89个基点的水平。

　　其次，股票市场交投活跃。尽管受海外股灾的影响，2月21日至3月24日中国股市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但同期沪深两市日均成交额1.01万亿元，高于年初至2月20日的日均7844亿元。同期，上证综指跌幅3%以上的交易日仅占到17.4%，远低于道指该项占比47.8%的水平。而且，即便国内股市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却未像2015年股市异动时期那样出现大面积跌停，股市流动性枯竭。

　　再次，外汇市场运行平稳。自1月底暴发疫情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震荡加剧，围绕7比1上下波动。尽管如此，一季度反映境内主要外汇供求关系的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顺差合计482亿美元，远超去年同期的顺差166亿美元。3月10日（美股第一次熔断次日）以来，美元指数飙升，非美货币兑美元大幅贬值，带动人民币汇率由升转跌，重新跌破7，但市场预期基本稳定。3月10日至4月17日，境外一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NDF）隐含的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平均为0.58%，略高于2019年10月11日至2020年1月20日日均0.38%的水平。

　　中国金融市场之所以表现出一定的韧性，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中国1月底就出台了严格的社交隔离措施，这是对经济金融运行影响最大，但也是阻断疫情传播有效的措施。后面再出的财政货币政策，都是经济对冲措施，是给市场“糖”吃。二是抗“疫”之初适逢春节长假，中国得以用较低成本实现了居家隔离和停工停产，同时也给了金融市场较长时间的冷静期。故股市以2月3日复市首日一次性大跌，基本完成了对疫情第一波冲击的风险定价。三是全国上下一盘棋，从中央层面统筹规划疫情防控、民生保障和复工复产，各项政策整体配套推出，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工作协调配合，形成了政策合力。这又给国内金融稳定进一步提供了基本面、流动性和信心的支持。

　　三、中国央行这次本已领跑全球疫情应对

　　长期以来，市场将美联储操作视为中国央行政策调整的风向标，但这次恐怕是落伍了。

　　（一）两国货币政策的节奏不同

　　由于疫情在中国开始暴发，故中国央行从2月3日起（春节假期之后）就进入了抗“疫”状态。而美联储直到因疫情海外加速扩散，才在美股2月底七连跌之后，于3月初开始进入疫情应对状态。

　　3月15日（周日），美联储宣布二次紧急降息到零，国内市场预期中国央行次日将跟随降息。但当天，中国央行MLF操作的政策利率没有下调（20日LPR利率也没有下调），这似乎令市场略感失望。其实，3月13日，中国央行已先于美联储宣布了金融普惠定向降准措施，于16日正式实施。16日，DR007应声跌破2%，到24日最低跌至1.14%。在现有政策有效果的情况下，没必要进一步加码的政策逻辑有其合理性。

　　（二）两国所处的疫情发展阶段不同

　　目前，中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进入经济社会活动恢复正轨的阶段。而美国疫情扩散正处于高峰期，还在实行较为严格的社交隔离政策，限制人员流动和企业开工。

　　现阶段，美联储主要是要避免市场流动性危机，维持企业和家庭资金链不断。而这是2月份中国央行所做的工作。当时，中国央行出台30条金融支持政策措施，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金融市场如期正常开市，确保金融服务不间断。

　　当前，中国央行主要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企业全产业链供应链复工复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人民币汇率破7之后，市场化程度提高、弹性增加，给了货币政策更大空间，也给了中国央行更多底气。

　　（三）两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不同

　　从量上看，一季度中国央行通过降准、再贷款这些工具释放长期流动性2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7.1万亿元，是1比3.5的乘数效应；从价上看，3月份国内一般贷款利率比上年的高点下降了0.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下降了0.26个百分点，明显超过了MLF中标利率和LPR的降幅。

　　相比之下，从量上看，一季度美联储投放了1.6万亿美元流动性，贷款增长是5000亿美元，大概是3.3比1；从价上看，美联储今年以来降息1.5个百分点，代表融资成本的非金融企业票据利率比去年年末只下降了0.17个百分点，降幅远远小于降息的幅度。显然，从银行信贷的角度看，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效率要高于美国，有“四两拨千斤”之效。

　　（四）两国央行都在致力于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零利率之后，美联储于4月9日公布的2.3万亿贷款计划中包括：向为小企业提供薪资保障计划贷款支持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通过主街（Main Street）贷款便利措施提供至多6000亿美元的贷款，确保信贷流向中小企业；扩大一级和二级市场企业信贷工具以及定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的规模和范围，支持多达8500亿美元的信贷。

　　这与前期中国央行通过用好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和3500亿元政策性银行专项信贷额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抗“疫”保供、复工复产、脱贫攻坚、春耕备耕、畜禽养殖、外贸行业等的信贷支持，可谓异曲同工。

　　四、中国央行要进一步处理好稳增长、防风险和控通胀的关系

　　（一）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而非在金融体系空转，滋生资产泡沫

　　中国央行在这方面具有制度优势。中国金融市场以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的优势在于集中决策，有利于逆周期调节政策的传导，不利之处在于风险过于集中。美国3月底通过的2.2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中，有3500亿是让银行向小企业提供贷款，用于支付工资和福利。这立即遭到了美国银行业的普遍反对。一季度，中国M2和社融增长超预期，与近期国内股市波澜不惊形成鲜明对比。相反，美股在大水漫灌之下大幅反弹，迅速结束了技术性熊市，但银行信贷却增长缓慢。下一步，中国央行将通过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综合运用总量和结构性工具，引导银行向企业让利，并加大小微和民企的信贷支持力度。

　　（二）既要避免信用紧缩加速经济下行，又要避免信用宽松造成普遍的通胀预期

　　其核心在于保持M2和社融增速与名义GDP大体匹配。截至3月底， M2同比增长10.1%，增速较上年底高了1.4个百分点，为2017年4月以来新高；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长11.5%，增速较上年底高了0.8个百分点，为2018年9月以来新高。这体现了逆周期调节的政策思路。但鉴于中国面临结构性通胀压力，因此，既不让市场出现“钱荒”，也不让钱“变毛”，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关键是要拿捏好度。这是门艺术。

　　（三）既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要避免杠杆率过快上升

　　应对疫情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宏观杠杆率毫无疑问都会上升。但中美国别风险是不同的。美国可以利用美元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霸权地位，通过杠杆挪移——私人部门杠杆公共化、公共部门杠杆国际化，对外转嫁危机。欧元区与之比较，也是相形见绌。因此，中国央行既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妥善应对疫情冲击的经济挑战，避免疫情冲击演变成长期影响、系统性风险，又要避免宏观杠杆率上升过快，导致国家风险溢价和企业融资成本的中长期上升。

　　总之，与孤注一掷的美联储相比，中国央行显得更加冷静克制，既保持了政策定力，又留有了政策余地。二者各有千秋。疫情暴发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表态支持中国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采取的财政、货币和金融措施，并对中国经济继续展现出的韧性充满信心。

　　最后，谨以去年底易纲行长在《求是》杂志发表的观点作为本文的收尾。他在文中上指出：“未来几年，还能够继续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和市场所羡慕的地方。……即使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向零利率方向趋近，我们也应坚持稳中求进、精准发力，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始终坚守好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和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福祉的初心使命”。

　　本文发表于《中国银行业》2020年第5期

　　(本文作者介绍：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