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韩会师
减税和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一旦控制不好减税的幅度和节奏，甚至可能诱发社会动荡，经济增长更是无从谈起。
最近几年，由于经济增长压力较大，减税呼声很大。面对疫情冲击，呼声更隆。
甚至有舆论认为，减税幅度越大，越有利于经济反弹。似乎税收是经济发展的对立面。这个论调和外汇市场里“人民币贬值越多越能刺激经济增长”如出一辙。
诚实地讲，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几千万缴纳个人收入所得税的人口之一，笔者对于减税也是心向往之。谁不想兜里多留下几个铜板零花呢。
但如果你让我承认，减税就能刺激经济增长，并且减税幅度越大，越有利于经济增长，笔者是绝对不敢的。
而且笔者可以十分确定地说，减税和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一旦控制不好减税的幅度和节奏，甚至可能诱发社会动荡，经济增长更是无从谈起。
这听上去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人人向往，人人得利的事情怎么可能不令经济增长受益？
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越是每个人似乎都能获益的东西越有可能导致群体灾难。举个例子，每个人都渴望过上想干嘛就干嘛的自由日子，但人类文明的发展却是不断给个体施加各种习俗、道德、法律约束的过程，如果真的让每个人都绝对自由了，人类社会肯定也崩溃了。
01
扯远了，回到减税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来。
认为减税会刺激经济增长的学者，其逻辑是很清晰的。对企业，减税导致企业利润增加，从而刺激企业的投资动力；对个人，减税能够增加可支配收入，进而刺激消费。如果投资和消费都增加，那么经济增长肯定会更好。
为了让政府放心大胆地减税，早在1974年，美国学者阿瑟·拉弗就基于上述逻辑提出了减税能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进而提高税收收入，最终促进财政收支平衡的理论假说。并且给时任福特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助理的理查德·切尼（后来当了小布什的副总统）在餐巾纸上画了那个著名的“拉弗曲线”。那张餐巾纸现在收藏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这么简洁优美的逻辑错在哪里呢？
错在忽略了客观世界的复杂性。下面笔者具体解释一下，为什么减税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为什么短时间内的大幅度减税甚至可能触发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一，减税带来的利润增长往往不足以支撑企业扩大投资。
企业利润增长会刺激投资，这是减税刺激经济支持者的核心理由。但对公司财务有所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决定企业是否能够扩大投资的首要因素不是利润，而是企业的资金筹集能力。税后利润只是资金的来源之一，但往往不是最主要的来源。股权融资、银行贷款、债券发行都是非常重要的资金来源。越是重资产行业，比如汽车制造、钢铁冶炼、石油化工等，由于设备投资规模巨大，指望税后利润增长一点就能促使企业扩大投资非常不现实。
举个具体的例子。假设一家钢铁厂总资产10亿元。其中、炼铁高炉、炼钢炉、轧机等固定资产占了50%，税前利润1亿美元，所得税率30%，税后利润7000万美元，资产回报率（ROA）7%。千万别觉得这个数值低呀。在钢铁行业，这绝对是一家非常牛逼的企业。
现在将所得税下调至20%，税后利润增加1000万美元。看上去钱不少，但这就足以让这家钢铁厂扩大投资了吗？
不可能的。因为加个新高炉至少要1亿美元，而且你加了新高炉如果没有与之配套的炼钢炉还是不行。除了这些关键设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铁矿石、焦炭、石灰石等原材料的备料、储藏又是一大笔开支。所以，企业绝对不会因为税后利润出现了一定增长就有实力扩大投资。
而且，上面还没有考虑给股东分红，再扣掉分红的话，实际能够用来扩大投资的税后利润要少得多。
第二，企业是否会扩大投资直接受市场供求大环境制约。
退一步讲，就算企业因为连年大规模盈利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现金，足以支持扩大投资，但企业会因为有钱了就去投资吗？
肯定不会。制约企业投资意愿的因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市场供求状况。假如当前市场需求基本饱和，企业无力扩大市场份额，也没有找到新盈利点，就算资金充足也不会去投资。
就像前面说的那个钢铁厂，受全球钢铁供给过剩影响，它的实际产能利用率可能仅仅60%。此时你就算把企业所得税率降到10%，每年增加利润2000万，它也不会去扩大投资的，它甚至不会将现在的设备利用率提高一点点。原因很简单，没有新订单。
第三，股东和高管层未必愿意
股东和高管层的利益无疑是制约企业行为的重要因素。一旦企业手里突然增加了一笔资金，但这笔资金又不足以支撑扩大投资，或者不能用来扩大投资（比如市场已经饱和），股东和高管层就可能想办法用来提高自身的福利。
搞股票回购就是经常被采用的手段。比如，特朗普2017年底刚刚签署减税法案，2018年1季度，美国企业回购股票规模就达到创纪录的1780亿美元。回购股票可以直接拉高股价，无论是对于一般的股东还是对于手握股权激励的高管都很有吸引力，但股票回购和企业扩大投资没有任何关系。
02
我们再看看个人收入因减税而增长后，是不是就一定可以刺激消费。答案是：能刺激，但效果经常被高估。
第四，富人受益大但很难增加消费。
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简单说就是越有钱的人增加收入之后，其拿出来消费的部分越少，因为他们的消费欲望已经得到很大的满足，很难新增消费。所以，穷人的收入提高幅度越大，越有助于刺激消费。但减税时往往受益最大的还是富人。
以个人收入所得税为例。减税无非采取两种手段，一是提高起征点，二是降低税率。现实中往往是二者同时采用。提高起征点有利于穷人，降低最高税率则相对更有利于富人，最终的综合结果是更有利于富人，进而拉大贫富差距。
举个例子，假设减税前免征额是1万美元，10001-5万美元的税率是12%，50001-20万美元的税率是22%，20万美元以上的税率是32%。
减税后，免征额提高至1.5万美元，15001-5万美元的税率是10%，50001-20万美元的税率是20%，20万美元以上的税率是30%。
看上去很好吧。税率降低了，免征额提高了。现在看一下一个收入5万美元的人和一个收入50万美元的人分别提高了多少收入。
5万美元的人：
减税前，需纳税40000×12%=4800美元
减税后，需纳税，35000×10%=3500美元
共增加收入1300美元。
50万美元的人
减税前，需纳税4万×12%+15万×22%+30万×32%=13.38万
减税后，需纳税3.5万×10%+15万×20%+30万×30%=12.35万
共增加收入1.03万美元。是5万美元收入者增加额的7.9倍。
很明显，收入越高的人，减税对其的好处越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美国议员说特朗普减税的好处80%给了最富有的1%人群。富人收入增加一点可能就是几十上百个穷人的收入增量总和，但这一点点的增长对于富人的消费刺激作用可能趋近于零。
第五，低收入人群扩大消费未必刺激国内产出和就业
低收入群体因减税而增加收入之后，虽然肯定有助于扩大消费，但消费品的产地可未必是本国。如果消费的增长主要集中在了进口商品和服务上，对本国的生产、投资和就业未必就有直接的作用。虽然进口的增加对于运输、零售等行业也是有好处的，但对经济增长的整体效果会大打折扣。
这一点对于发达国家尤为明显。因为低收入群体的大部分消费是中低端商品和服务，而这些恰好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势。例如，2017年特朗普签署减税法案之后，2018年美国服装、食品等方面的进口额随即明显增加。
说到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减税对经济增长是否能起到明显的刺激作用是不确定的。即使能够起到刺激作用，也要满足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如企业将减税后的新增利润主要用于扩大投资、社会存在比较多的闲置资源、市场存在比较大的需求缺口、确保中低收入者获得了绝大部分的减税收益、确保中低收入者将减税收入主要用于购买国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等。
可在现实世界中，满足上述前提条件何其之难，这也就是为什么始终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上文提到的“拉弗曲线”虽然十分有名，但也从来未被学界看做一个严肃的理论，顶多算是一个未被证实的猜想。
03
现在我们把减税问题深入一步。一旦大幅度减税，特别是短时间内大幅度减税，会产生哪些严重的问题。
很多人可能感觉难以接受。因为直觉上，就算减税的好处多数被富人占了，就算不能对经济起到特别明显的刺激作用，最起码我兜里也多了几个铜板，对社会经济怎么说也不至于有副作用吧？
我们的直觉就是这样经常欺骗我们。
第一，大幅度减税之后，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很快就会出现问题。
减税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收入下降，而政府是提供公共品的。基础设施、社会治安、司法服务、国防、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公共品都要靠政府花钱才能保证稳定供应，其背后的支撑主要就是税收。一旦税收大幅度削减，政府肯定要在公共品的提供上大打折扣，而这肯定会对经济增长甚至社会稳定造成伤害。
一旦营商环境恶化，社会投资和消费的信心就会受到负面冲击，此时即使企业和民众个人手里因为减税而增加了收入，也未必就敢去投资和消费。“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句话相信大家都体会很深，特别是刚刚经历过股市暴跌洗礼的朋友。
其实生活中类似的例子很多。假如您财力雄厚，想买房子。现在两个小区让您选，一个物业费每平米10元，一个物业费每平米1元，您觉得哪个小区的环境更好？几乎一定是物业费每平米10元那个。物业费相当于物业公司向业主收的税，高物业费的小区往往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税率绝对不是越低越好。
第二，政府借债弥补税收下降副作用很大
很多朋友可能马上就会想到，税收下降怕什么，政府可以发债解决呀，这样不就可以确保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能力不下降了吗？
的确如此，世界各国也大多是这样做的，但大规模发债也不是免费的午餐，后果甚至可能很严重。
政府债券虽然利息低，但至少本金相对安全（不是绝对的，国债违约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少），在市场投资机会比较少的时候会十分受追捧。政府减税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拿钱去投资、去消费，可如果大家将减税后取得的增量收入又拿去买了国债，刺激经济的作用自然也就没了，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尽管政府债券利率低，可也是有利息的。而且由于发行规模大，利息的绝对规模并不低。这就意味着，如果减税后经济不能快速增长，税基不能迅速做大，那么政府就必须发更多的债。可发更多的债就意味着必须和私人部门争夺更多的资金，这有可能在降低民间投资能力的同时导致利率上升，令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从而进一步打击民间的投资能力。
我们再看一下前文钢铁厂的例子。钢铁行业是典型的高负债行业，对滚动融资的要求很高。假设其资产负债率为50%（这是个很低的水平了），假设其负债的平均成本是2%，那么每年的利息支出就是1000万美元。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利息支出就要多出500万美元。在20%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税后收入利润会减少400万美元。
一方面通过减税给企业增加利润，另一方面又通过拉升利率给企业减少利润，这是不是很滑稽。
第三，政府借债很容易上瘾
与收税相比，政府发债在操作层面简单多了，虽然也要配备相应的人员和IT系统，但总体上可以说是省时省力来钱快。人都是有惰性的，一旦尝到发债的甜头往往就容易把持不住。随着政府融资能力的增强，政府开支也就更容易大手大脚，而政府开支的扩大又反过来倒逼政府不得不进一步扩大发债规模。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开启很难打破。
就拿里根来说，最让里根被世人铭记的两件事，一个是1987年股灾，另一个就是减税。他通过1981年《经济复苏法案》和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大幅减税。里根是“拉弗曲线”的拥护者也是实践者，一定程度上，没有里根的拥护，拉弗曲线就不会有如此之大的名气。
但结果呢，减税并未带来美国财政收支的平衡，反而是政府不得不依赖大规模举债来弥补迅速扩张的财政赤字。里根执政8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累计超1.3万亿美元，是里根之前的卡特和福特两届总统8年执政期累计的赤字规模的3.6倍。很大程度上，是里根总统按下了美国财政赤字飞奔的启动键。
总体来说，靠减税来刺激经济是很难的；靠减税来扩大税基，并最终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在现实世界中是没有证据的。但政府赤字过大，举债过大，挤压民间投资的副作用也会越大。最终只能靠央行购买国债来抵消其负面影响，也就是民间常用的“印钞”说法，不然利率的大幅度上升会重伤实体经济。
所以减税看上去是财政政策，但时间长了就变成了货币政策的延伸。货币大规模持续增发的长期后果是通胀，通胀的后果就是有资产的人群获利，无资产的人群变得更穷，工薪阶层受损尤为严重，于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而贫富差距的扩大既是经济危机的重要诱因，也是社会动荡的最大潜在风险。这是常识，无须赘言。
现在您还觉得减税是万能的灵丹妙药吗？
必须承认，减税的确能给每个人带来即期的好处，但“减税会刺激经济增长”的理论在面对复杂的经济结构时，其优美的逻辑经常被残酷的现实打得支离破碎，并可能最终事与愿违。所以，抛开个人情感，我们需要认识到，减税对宏观经济的刺激作用不应被无限夸大，税率越低越能刺激经济的说法不但是无稽之谈，而且对社会稳定危害极大。
04
强调一下，笔者并非反对以财政手段降低企业负担，特别是在当前面对疫情冲击的情况下，财政出钱给企业以临时性扶助十分必要，但财政手段扶持经济的手段并不仅限于降低税率。
在疫情导致大量企业没有订单、没有现金流，存活岌岌可危，同时金融机构和富裕个人手握大量现金，找不到优质投资机会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增发国债筹集资金对困难企业予以直接援助，帮助其偿还贷款、支付工资都是可以的，或以消费券的形式直接将消费能力交到大众手中，通过刺激终端消费激活市场也是可以的，而且在稳定经济的效果上都要强于降低税率，速度也更快。
当然，这种财政救助也要掌握好度，只能救急，不能救穷。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将来有空再说。
(本文作者介绍：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研究主管。)
责任编辑：张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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