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冯煦明
特别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民主党候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华裔）将“基本收入计划”作为其施政纲领的主要内容，不仅在中低收入选民获得好评，而且得到了以硅谷地区为代表的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工程师的较为广泛的支持。
一、“基本收入计划”的实践
普惠性的“基本收入计划”（Universal Basic Income）本来是早期经济学家的一个理论设想和思想实验，但是近年来在实践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不仅成为很多国家公共政策讨论中的热点议题，而且在一些城市已经成为现实。
例如，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我国的香港地区就向18岁以上的所有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了1万元港币，应对疫情期间的特殊状况。又如，我国的澳门地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设立了直接针对全民的现金分享计划，每年定期向所有居民发放现金。
再如，今年三月份以来，南京、济南、宁波等城市为了鼓励居民消费、加快以后经济恢复，根据自身情况推出了不同形式的“消费券”。消费券部分带有“基本收入计划”的性质，但也有不同。
还比如，美国疫情防控措施加强后，以米特·罗姆尼为代表的多位国会议员提出方案，由政府给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1000美元。他们认为，除了带薪休假、失业保险、营养补充计划（即食品券）等已有政策之外，仍然有必要给每个人发放一定的资金，帮助其渡过新冠疫情时期特殊的工作和家庭状况，认为直接的“基本收入计划”是最有效、最直接的应对政策。此后，又有人提出将标准提升至每人2000美元，发放对象包括所有年收入在10万美元的美国家庭，未成年人减半发放。近日，特朗普政府也表达了对该计划的支持，表示将与国会协作研究推出。
需要特别澄清的是：与香港、澳门等财政富裕城市不同，美国提出上述“基本收入”发放计划，并不是因为美国财政很富裕，恰恰相反，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自2008年以来持续收不抵支，赤字率常年高达6%以上，有的年份甚至超过10%。2019年，美国政府债务/GDP已经攀升至108%，远高于我国当前的水平。迫于债务压力，美国近年来数次出现联邦政府因触及债务上限而被迫停摆的被动局面。
事实上，“基本收入计划”在经济思想史中并非新事物。早在十六世纪初，托马斯·莫尔在其著作《乌托邦》中就曾提出类似设想；十八世纪的英裔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也曾提出类似建议。此外，“基本收入计划”的思想内核与近代以来欧洲兴起的建立基本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思想内核是一致的。
当前，新冠疫情的冲击，正在使得“基本收入计划”由理论设想和局部的城市实验，变为大国政策现实。
二、“基本收入计划”的兴起，源于美欧经济学界近年来对财政功能和财政收支平衡的再认识
传统上，经济学中对政府债务的主流观点是偏负面的，认为政府债务会造成较大的社会成本和福利损失，会挤出私人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甚至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像美国政府那样，一边债台高筑、另一边慷慨解囊给民众发钱，这种举动在传统的财政学理念中是不可理喻的。
近年来，“基本收入计划”之所以在政策实践中再度受到重视，主要是由于欧美国家普通工薪阶层实际收入增速持续低迷、不平等差距拉大、机器替代人工成为趋势等因素，加之低利率环境下政府债务融资成本较低。特别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民主党候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华裔）将“基本收入计划”作为其施政纲领的主要内容，不仅在中低收入选民获得好评，而且得到了以硅谷地区为代表的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工程师的较为广泛的支持。
这种转变具有深刻的经济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简言之，随着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机器替代人工成为趋势、经济总需求疲弱、低利率等因素的长期影响，经济学界关于财政功能和财政收支平衡的理解近年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会（AEA）主席Olivier Blanchard于2019年1月以《公共债务与低利率》为题发表的“AEA主席讲座”。他在讲座中基于一个拓展的世代交叠模型（OLG）指出：在无风险利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政府债务的成本和福利损失较小，不仅远小于当前政策讨论中通常被认为的幅度，甚至有可能带来总体福利改进。
Blanchard的这次讲座，被很多经济学者认为是，自1967年米尔顿·弗里德曼以来影响力最大的AEA主席讲座。可以说，他在讲座中表达的观点，一方面是对近年来美欧经济学界和政策实践中关于财政功能与政府债务新现象、新挑战、新认识、新争论的集中反映；同时另一方面，也将对未来一段时期更广泛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尝试起到发酵和助推作用。
当然，关于“基本收入计划”也有不少批评声音。主要理由是认为基本收入计划是“不劳而获”，容易鼓励懒惰。但在“基本收入计划”的支持者看来，可能鼓励懒惰并不能成为反对“基本收入计划”的有力论据——曾经也有人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失业保险和食品券政策。但事实表明，利弊权衡相抵之后，失业保险和食品券政策利大于弊，“基本收入计划”也将会利大于弊。
三、疫情冲击之后，武汉等城市可考虑实施直接针对全体城乡居民的专项转移支付
我国作为一个人均GDP刚刚达到1万美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每年30733元的发展中国家，尚不具备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条件。但是，当面对一些特殊灾害事件的时候，或者在一些特殊的经济困难时期，在省或地市层面，针对受影响较大的个人和家庭进行类似“基本收入计划”的普惠性转移支付，是可能的。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武汉等城市实行了“封城”的应急管理模式，大量工厂、企业、商铺停产停业，员工处于居家隔离状态。在此期间，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微企业）不同程度地减少了工资标准，有的中断工资发放，有的甚至清算裁员；同时，大批灵活就业者、小业主、个体工商户也被迫减少甚至失去了收入来源。一些家庭可以靠之前积累的储蓄来维持生活，但也有部分家庭不得不依靠向亲朋好友借钱度日。
个人和家庭层面普遍的现金流收紧的状况，不仅会对疫情期间的消费和经济运行造成收缩压力，而且在疫情结束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对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产生抑制作用。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若干针对企业的救助措施，包括税费减免缓、贷款延展期、财政贴息等等。然而，直接针对个人和家庭的救助政策尚较为缺乏，市场消费需求恢复总体来看仍然乏力。
为了部分地缓解疫情期间的收入损失和消费能力下降，武汉以及湖北其他一些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城市，可以考虑研究推出直接针对个人和家庭的临时性、普惠性的专项转移支付。
以武汉市为例：2018年，武汉市全市（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8307元，月均2359元。假设按照人均月消费的一半作为标准，对每个人进行转移支付，那么在不考虑2019年物价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情况下，总体转移支付的规模大致为131亿元。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武汉当年GDP的0.9%，相当于武汉当年一半公共预算财政收入的4.5%，处于财政能力和经济实力的可承受范围之内。
资金来源方面，考虑到武汉和湖北对全国疫情防控中所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产生了“正外部性”影响，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宜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分担，中央-省-市财政分别出一定的比例。
这一应对疫情突发冲击的专项转移支付应当是普惠的，直接针对全体城乡居民实施，这样操作性较强，效果也更直接。考虑到有人收入高、有人收入低，有人更需要救助、有人则不需要救助，在政策细节上：一是可将专项转移支付收入纳入个人所得税的计税范围，从而使得这笔专项转移支付具有累退性（高收入者需要将其中一部分以个税的形式反还给政府，低收入者则能全部保留）。二是适度向低收入家庭和困难家庭倾斜。三是不需要救助的高收入者可以选择自愿豁免。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研究部副主任，清华大学ACCEPT研究员)
责任编辑：潘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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