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庚南：金融业抗疫也需穿上“防护服”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庚南

　　金融业在为受疫情冲击的行业、企业“输血”同时，也需做好自身防护，谨防被“感染”。既要有与企业共度时艰的责任意识，又要有守住风险的底线意识。

　　毋庸置疑，面对疫情对实体企业的冲击，面对企业复工复产难、流动性风险凸显态势，金融业理当如白衣战士一样奔赴抗疫前线，义不容辞为企业输血，助力企业复产复工，推动经济尽快修复。

　　当然，金融业在为受疫情冲击的行业、企业“输血”同时，也需做好自身防护，谨防被“感染”。既要有与企业共度时艰的责任意识，又要有守住风险的底线意识。在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企业金融支持的同时，也要尽最大可能保护信贷资金安全（也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包括对保护客户经理的保护。

　　这就要求金融机构在抗“疫”之前穿上“防疫服”，增强面对疫情的胆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关键是建立适应疫情防控的四方面机制。

　　容忍机制：提高适应疫情防控的风险容忍度

　　疫情之下，企业是脆弱的。从用工、订单、现金流、原材料到市场，企业无疑要面临更多的困难，这势必使企业效益及还款能力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从而增大贷款风险。此情之下，金融机构给企业贷款恰似雨中送伞，难免会遇上“水坑”、会“打湿鞋裤”。

　　这就要求金融机构既要有担当，又要对面临的风险有充分的估计和承受风险损失的勇气。尤其需要强化逆周期思维，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使基层经营行“愿贷”。

　　金融运行的逻辑告诉我们，对风险保持一定的容忍度恰恰是金融机构“经营”风险以获利的基础，——金融的实质就是通过买卖“风险”以获取风险溢价，因此风险容忍度是金融运行的内生指标。如果容忍度过低，势必影响业务的拓展，无法产生规模效益；如果容忍度过高，则容易形成风险成本失控，风险溢价过低，甚至形成亏损。

　　从改善金融服务、提升小微企业金融获得感的角度出发，特别是从支持企业抵御疫情冲击、尽快复工复产的大局出发，适当提高风险容度无疑是必要的，也是畅通融资渠道的关键；但从金融机构自身运行看，愿不愿意提高风险容忍度，则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制约，关键则在于顶层设计。

　　从基层经营行看，风险容忍度提高，意味着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成本，相应地，需要让渡一部分利润（理论上的高风险高溢价现实中未必可行）。这显然与上级行设定的利润考核目标直接相关。往上追溯，则与商业银行总行的目标利润设定密切相关。而商业银行总行目标利润的设定由谁决定？由董事会及其所代表的股东利益决定。这一点，不同类型的银行表现无殊。当然，不同类型的银行还面临来自不同出资人的考核要求，也包括法定代表人面临的人事方面的绩效考核等要求。因此，金融机构风险容忍度能否依循逆周期要求适当提高，关键在于顶层设计。

　　提高风险容忍度的另一方面，则与监管对风险的容忍度相关。对于疫情期间因服务于抗“疫”大局、“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等非常规因素形成的不良资产，监管部门应给予差异化的考量，以消除金融机构后顾之忧：一是从监管评价的角度，适当提高对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二是在后续监管检查中，对于“打”有疫情“标签”的合规性问题给予体现实事求是精神；三是针对疫情防控期间金融机构采取的“应贷尽贷”“应续尽续”等非常措施，及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的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可能形成逾期超60天、90天而未实际纳入不良的情况，应给予一定的宽容期。

　　容错机制：制定适应疫情防控的尽职免责制度

　　如果从结果推导，金融机构出现的每一笔不良资产大都能追溯到源头的不审慎，找到放贷者的瑕疵。若无一定的容错或免职机制，势必极大挫伤基层人员的积极性。

　　如何制定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尽职免责机制，一直是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完善金融服务，特别是拓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面面临的瓶颈，也关系到客户经理“敢不敢贷”的问题。在防控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尽职免责机制的重要性尤为凸显，它直接关乎各项防控疫情、扶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措施能否真正落地，各路资金能否真正流向实体、流入受疫情影响的企业。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或许疫情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契机。银保监会提出了把握尽职免责的三个原则：一是企业是不是诚实守信的企业；二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是不是有市场、有订单的；三是银行贷款是不是真正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而不是违规流向房地产、违规流向资本市场。只要把握这些方向，大原则把握住了，能免去的责任尽可能给基层网点免去。

　　上述三原则无疑为金融机构落实尽职免责提供了比较清晰的导向。从尽职免责的角度，需要把握的是贷款发放时企业的相关情况是否符合三个原则，而非事后从结果去推断发放贷款时的状况。当然，尽职免责机制如何真正落地，其实并不容易。太原则显然很难落地，太细化则往往“免无可免”，因此规则条款的粗细适中很重要。

　　容缺机制：构建适应疫情防控的审贷“绿色通道”

　　从改进政府部门服务，推进“只跑一次”角度看，容缺机制无疑是值得积极推进的。在疫情之下，倡导容缺机制有着特别的意义。

　　一些按现行规制要求现场实施的流程，比如实地调查、面签等，在疫情期间或难以完成。这种情况下，若依然按照“本本”执行，势必影响很多信贷行为的实现，这显然与“救急如救火”的疫情防控要求相悖。因此，在疫情防控期间，应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建立对现行贷款审批流程、要素的容缺机制。对于疫情防控期间因客户提供资料不全、手续存在瑕疵等情形的，在真实合规的前提下，可采用先行受理、容缺办理、跨网点受理等模式为客户提供便捷服务。借助信息科技手段，形成替代性补缺措施。

　　这同样需要配套的机制跟进。正如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所言，“金融监管部门要改进工作，对电子单证、电子影像、电子签章、电子数据的合规性、合法性要充分的认同，不一定需要拿纸质的证件，这样过于教条”。

　　当然，即使容缺也应适度、慎重。毕竟信贷活动实际上涉及合同签订问题，相关合同要素的残缺或直接损害合同的有效性。必须清醒的是，信贷审批中存在的任何瑕疵，都可能成为今后的“呈堂证供”，你的无底线帮扶或许成为他日后的无底线赖账！

　　识别机制：防范帮扶企业中可能存在的“假摔”

　　在提供抗“疫”金融支持的同时，金融机构需要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既要积极为疫情防控提供精准金融服务，又要对非常规信贷操作背后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保持高度警醒。

　　因此，在信贷条件把握方面要宽严并济。一方面，在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关键时期，应坚守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的底线思维。要避免垂危的企业猝死，导致风险放大；更要防止原本有市场、有订单、有效益的企业因“失血”而倒下。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一些企业“无病呻吟”，不要让抗“疫”的专项资金、专项政策成为无良企业眼中的“唐僧肉”。既要防止大水漫灌下的过度融资与“马太效应”，又要识别“哭穷”“假摔”。对于风险形成于疫情之前，无前景、缺乏市场与效益的企业，仍当谨慎。特别是一些涉及产能严重过剩和需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要防止其“借尸还魂”。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政府“清单式”的帮扶，要谨防帮扶清单中夹带“私货”。

　　当然，金融机构在抗疫同时，首先需要自我评估一下免疫能力（抗风险能力）、风险抵御与风险消化能力，包括对减免息的承受能力。从目前的指标检测看，无论从不良率水平、风险拨备还是利润积累方面，应该说金融机构的“体格”都完全合格，勿需太多顾忌，“该做的就大胆做”。

　　(本文作者介绍：先后供职于工商银行、人民银行，现为银行监管部门人士，长期负责小企业金融服务推进工作，潜心研究小企业金融服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