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煜：从农民工春运回乡 透视城乡二元差距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董煜

　　在进城农民工中，只有38%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镇的“本地人”，且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的归属感越低，大城市中该比例仅为16.8 %。什么时候能够让“新市民”中的“新”字自然隐掉，大家都自然成为一视同仁的市民，什么时候我们的城镇化就大功告成了。

　　又到了收拾行囊准备回乡的时候。

　　年味已淡，春晚、鞭炮、压岁钱似已成为古董。

　　乡愁尚浓，乡音、旧景、老味道在召唤你回去。

　　年关将至的城市在逐渐清静下来，只有华灯初上时觥筹和鸣、琴瑟交错，那往往是即将回乡的人们在热烈地告别，街头巷尾处，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唱着不老的歌。

　　快递比往常到得稍晚了一些，小哥们歉意地放下包裹，匆匆地奔赴下一家。网上的商家们友善地提醒你，再过一二日，本店便不发快递了，客官年后见。街头巷尾的馆子送完逍遥客们，亦友善地提醒，小店不日打烊，客官请年后再来小酌。上得公交车，有的站停留久了一些，许有人扛着大包小包上来，怯生生地挪到角上，售票员警惕地打量这些行李，目测是否超过0.125立方米，有的乘客热心地让出一点空间，有的乘客略不情愿地移远一点。0.125们往往是在火车站下车的，扛着编织袋，提着红艳的礼盒，顾不上身后的孩子们，身后的孩子们也往往懂事地拎着包，只有裹在胸前已经睡着的小家伙们最为逍遥，在人流如织中任劳任怨地酣睡着，口角淌着天使般的哈喇子。

　　壹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有时候把他们称为“农民工”，有时候客气地把他们称为“进城务工人员”，有的城市更加客气地把他们称为“新市民”。董老师当年在国外时的毕业论文就是写他们，导师慈祥地审视这篇关于migrant workers的语法错误百出、逻辑混乱不堪的文章，为董老师的情怀所打动，高抬了贵手。后来在某部委面试时，考官们也是看到这篇论文的题目，暗忖这厮大概对城镇化问题有啥国际视野的高深研究，不敢小觑，遂也高抬了贵手。

　　于是开始研究城镇化问题。那个时候，连“城镇化”三字都是诞生不久的新鲜事物，一切国际视野的先进理论和经验用在中国的农民工问题上都是幼稚的、浅显的。你需要去思考民工潮的成因，思考民工潮的分布，思考民工的年龄结构、就业结构、教育背景、流动倾向，思考这些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对城市格局的影响、对区域布局的影响、对公共服务的影响，然后，我们提出加快城镇化，提出加快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提出加快户籍人口的城镇化……其实叫“农民工”还是“进城务工人员”还是“新市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真正尊重他们、能否真正平等对待他们。不知不觉间，又到了年关，乃与子同行，与子同歌，与子同盼。

　　路上没有别的资料，查到国家统计局上年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谅也不会有大的变化。阳光下这些数字跳跃着、闪动着，告诉着我们一个个离乡的故事。

　　外面的世界那么大。农民工总数近2.9亿人，其中外出就业的1.73亿人，再其中，进城的1.35亿人，到省外就业的7600万人。从中部地区出来的有9500万人，从西部地区出来的有7900万人，在京津冀就业的有2200万人，在长三角就业的有5500万人，在珠三角就业的有4500万人。你出来得越远，回乡的路就越长，需要抢火车票，需要买长途车票，需要坐摩的，甚至需要跋山涉水才能走回家。放下行李的那一刻，你才得以卸下一年的疲惫。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已经过半，脱贫攻坚也开发了大量公益岗位。农民工月均收入预计能达到4000了，外出务工的收入会更高一些。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20.2平方米，其中在大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15.9平方米，不过在城里购房的比例不到20%。相信城里的各种新鲜好玩、光怪陆离，也足以成为日后的谈资。有一日董老师在路边等鲜生，送货的大哥来迟了，义愤填膺地说起前一家，竟连三个梨都要送一趟，而这三个梨居然要10块钱！

　　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出来的人中，已婚的比例高了，有将近80%，即使是到外地打工的，也有近70%是已婚的。于是你会有更多的牵挂，娇妻倚门扉，老母纳鞋底，小儿遍地滚，能不忆故里？何况，你还想到老家的那些亲戚们，想尽可能多扛点大包小包回去，给大家多发点礼物，让每个人都沾点喜气。你也许还会想到留在当地的同龄朋友，已经准备好了和他们喝酒、和他们吹牛，在这些牛皮里，你一定是风光无限的，不管这一年你有多苦多累。

　　贰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

　　回乡路上的人们，固然旅途漫长、良辰苦短，但看着他们笑，看着他们嗔，也会跟着有小小的感动。于是想，这一年里，我们有多少吃穿行的服务、多少生活上的便利，都是他们提供的，到了年末，他们的哀与愁、他们的乐与怒，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关心一下。

　　外面的世界有无奈。多年前曾看过管虎导演的《生存之民工》，引以为中国最好的电视剧之一，黄渤在剧中奉献了最真实的演出。这部剧聚焦的是讨薪问题，欣喜地看到这些年过去，农民工的权益不断得到保障，去年国务院还专门下发了条例，年前各级政府都在关注农民工的工资问题，欠薪行为已经得到有效遏制。当然，民工潮是巨大的社会变化，值得关注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需要去关心他们的痛点还有哪些，去感同身受一下，了解他们因何无奈、为何烦恼。比如，进城农民工户中，享受保障性住房的只有2.9%，户人均居住面积在5平方米及以下的还占4.4%，希望他们能早日走出鸽子笼。再比如，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含学前班）为83.5%，意味着还有16.5%的儿童没有入园。调查显示，本地升学（入园）难、费用高依然是进城农民工家长反映最多的两个问题。

　　深入再看看关于儿童的问题。大人们承担一切的劳累和痛苦，都是为了下一代能更好地生活。顺着儿童的问题再仔细看进去，才可以更深切地了解他们的需求。上海财大的陈媛媛教授常年跟踪中国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尤其是对已经在城市里的3000多万流动儿童有深入的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在城市里没有户口的低龄群体，这些年各地政府对此是关注的，在教育方面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当然，由于人口流动的规模化和快速化，政策还不能完全适应这样的过程。孩子们有时候被迫留守在农村，是因为在城市里得不到合适的教育机会。而即使已经在城市里就读的儿童，其享受到的教育也还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还有相当比例的孩子，在城市里读到一定阶段，就不得不回老家去，而他们的父母还在城里打拼。陈教授团队的研究发现，民办学校的孩子若能有更多机会到公办学校就读，对成绩的提升是明显的，而对公办学校本身则没有负面影响，同时如果给予民办学校更好的支持和监管的话，其本身质量也是能明显提高的，他们需要的是小小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

　　当然，解决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从一个最大的农业国开启城镇化的进程，四十年来城乡面貌沧桑巨变，已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数亿农民进城奇迹。这一进程中，还有古老的千年承袭的文化习俗相伴，这才有了史上空前的春运和回乡潮。这一代进城的人们，面临的问题也是空前复杂的。公共服务供给覆盖面的扩大和供给质量的提升，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很多时候，资源是有限的，再良好的愿望也需要一步一步去化为现实，但是一定要持续地去关注、去投入、去加大投入。

　　叁  淇水滺滺，桧楫松舟

　　在飞机上贴着舷窗俯瞰村落，在火车上贴着车窗远眺炊烟，那些村落里有着倚门翘首的家人，那些炊烟代表着熟悉的老味道。而短暂的美好的停歇后，他们又要返回城里，开始新的辛苦的一年。新的一年里，希望他们更加快乐，也能得到更好的对待。

　　让城市不再陌生。在进城农民工中，只有38%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镇的“本地人”，且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的归属感越低，大城市中该比例仅为16.8 %。什么时候能够让“新市民”中的“新”字自然隐掉，大家都自然成为一视同仁的市民，什么时候我们的城镇化就大功告成了。中央高度重视已经进城的农民工在城镇的落户问题，这些年各地在陆续放开落户限制，不久前有关部门还下发了相关文件。“十三五”我们提了一个1亿人落户的目标，建议“十四五”还要再研究类似的指标。而且，不仅是门槛上的落户，还需要逐步解决公共服务供给的问题，让落户的人也能同等享受所有的公共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有更多进城务工的人会愿意留在城里过年。不是在年三十的晚上去打工挣钱，而是把老人接来，一家老小能坐在城中的家里，一起享受热腾腾的年夜饭。

　　为了产业请善待农民工。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是我们有人口福利，特别是有二元结构带来的劳动力福利，而如今这一优势在减弱。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在逐年下降，2010年时为36.7%，2018年降到27.9%。年前送别，对许多企业都是一个坎，你不确定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年后还会不会回到你的厂子。年后招工，对许多企业也是一个坎，既要花比以前更大的代价招人，也要花更多的功夫培训人。当然，这是建设真正可持续的产业大军必须迈出的一步。但需要思考的是，如果我们的城市缺乏足够的包容性，如果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回乡后不再回城，这是不是劳动力队伍的极大损失，这是不是产业发展的极大损失，这是不是经济效率的极大损失呢？

　　其实，“我们”就是“他们”。董老师自己就是小镇出来的青年，遇到无数谦逊的金融圈大佬也都谦逊地称自己是“金融民工”。而金融民工、传媒民工们虽然喜欢在朋友圈晒国外的阳光与蓝天，其实也是为了掩饰自己这一年来的辛劳与焦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盼着一年到头了能放松一下。有人说，春节期间农民工为什么不留在城里继续打工呀，这些天到处都缺人，应该很容易就可以挣不少，董老师说，您自己怎么不留下来加班呢。缺人的时候我们想起他们，快递慢下来的时候我们想起他们，城市慢下来的时候我们想起他们。与其到了年底再想起他们，不如从新年后的第一天起就善待他们，这也是善待我们自己。

　　年味会淡，但乡情不老。祝每一个奔波在回乡路上的人都顺利平安，早点到家，早点团聚。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局长，曾多次参与国家五年规划编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