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滕泰
保6能保多久？这要取决于能够从增长的条件、要素、驱动力出发，全面深化改革，再造新红利。如果能够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让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可以保较长的时间，但如果仅仅靠逆周期刺激政策，不能深化市场化的供给侧改革，那保6最多能保一年。
2018年底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彼时经济学界讨论最热的问题是有没有中国模式，很多学者都想总结一个中国模式推广给全世界。短短一年之后，中国经济学界就开始讨论能不能保6、要不要保6、能保多长时间？这背后发生了什么？
其实中国模式之辩和保6之争，背后反映同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和增长动力的问题。
赞同有中国模式的学者大致有三个不同的角度：有的强调中央政府产业政策的作用，有的强调“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作用，还有的则认为各级地方政府的“GDP竞赛机制”是中国模式的典型特征；其他类似于“胚胎发育论”则更强调了改革开放和工业化的初始条件。
反对中国模式的学者则认为中国经济四十年的高增长，就是靠着市场的力量和企业家的精神，并复制了西方国家的工业技术。对于中国模式派看重的政府作用，张维迎教授曾点评说，“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飞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那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他的意思是，中国模式派把“尽管”当成了“因为”。
那么，“保6之争”，即该不该保、能不能保、能保多久，实际上跟去年的中国模式讨论是同一个问题，背后反映的都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和增长动力问题。
我提出的新供给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增长的条件、要素和驱动力。
从新供给增长模型看，“中国模式派”过分重视增长的条件变化，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本质，“普世模式派”则过分强调了增长的技术驱动本质，而忽视了增长条件的重要意义；而胚胎发育理论，则过度强调了增长的要素。
新供给增长模型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经济增长的条件、要素和技术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增长的制度条件变化带来了改革红利，此外中国经济还享受了要素红利和后发技术红利。至于政府作用，本身就包含在增长条件当中：如果政府行为碰巧符合了、遵从了市场规律，它就是“跑得快的腿”；反之，如果政府行为违背了市场规律，就变成“残缺的胳膊”。
值得重视的是，这几年中国经济在三个维度上的五大红利都在递减，从增长条件来看，由于粗线条的产权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已经完成，深化产权改革和市场化改革需要真正解放思想、啃硬骨头，所以改革红利边际上在递减；从增长要素来看，如果不能够通过继续深化人口户籍制度改革再造新人口红利、深化土地改革释放新土地红利、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降低融资成本，则人口红利、土地红利、高储蓄红利也会继续递减；从增长的技术驱动力来看，后发的技术动力也在递减，以后更多要靠自主创新的新技术红利。
所以在五大红利都在递减的背景下，到底该不该保6？如何保6？
首先，如果从保持社会稳定和就业出发，需要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在合理区间，这样的保6应该是必要的。考虑到这两年中国的民营企业经营情况比较差，而民营企业占就业的80%，如果任由经济下行很可能会造成更大规模的失业，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保6是必要的。
其次，能不能保6？则取决于短期逆周期调控的力度和结构。货币政策要解放思想，保持货币供给合理充裕，该降准降准，该降息就降息；财政政策要集中力量在民生领域和新型基础设施，避免重复建设，避免刺激传统产业的新过剩产能。在这样的前提下，2020年保6是有可能的，稳就业也会有一定成效。
最后，保6能保多久？这要取决于能够从增长的条件、要素、驱动力出发，全面深化改革，再造新红利。如果能够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让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可以保较长的时间，但如果仅仅靠逆周期刺激政策，不能深化市场化的供给侧改革，那保6最多能保一年。而且考虑到逆周期调控的副作用，第二年失业的冲击很快会来临，这一潜在的失业冲击也不是周期性的，因为不仅仅有来自民营经济的失业，更重要的是传统制造业开始释放剩余劳动动力，有研究说“一个机器人可以替代50个制造业工人”，你说未来就业压力大不大？产业转型压力大不大？
所以不能简单地谈保6，要区分长期问题和周期性问题；要区分总量问题与结构性问题，从更长远的经济结构角度看保6之道。
下图显示的近十年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周期，始于2010年。它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下行周期，在全球经济史上也是最长的经济下行周期之一。这跟以前的经济周期还一样吗？老的经济周期理论还能解释吗？
老的经济周期理论有很多，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关系角度看周期的，有计划经济学派和凯恩斯学派；
从供给波动来看周期的，有存货周期、企业厂房设备投资周期、房屋基础设施建设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等。
所有这些周期理论都是工业社会早期和工业社会中期的产物。到了工业社会后期阶段，比如到2018年底中国的制造业在GDP占比29.5%，2019年预计会降低到28%以下，这些老的经济周期理论还有用吗？
我提出的新供给周期理论也认同当前中国经济存在总需求不足，但我们认为站在总需求不足背后的，不是凯恩斯主义的边际效用递减等心理定律，而是供给结构老化。新供给创造越来越多的新需求，而老供给创造越来越少的需求；供给结构越老化，供给创造需求能力越弱，就会造成总需求不足。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稳增长的长效措施应该是通过深化改革，用改革的办法推动供给结构升级；在新旧动能转换的顺序上，应该是先有新供给的产生，后有老供给的退出，例如苹果手机产生，老的数字手机自然退出；互联网购物平台和移动支付受到支持，老的传统商业和传统支付方式自然会退出。新供给经济学不主张用计划和行政的力量去干预市场，如果市场化的新供给还没有产生，先用行政力量把老的关掉，不但违背市场规律，而且会形成比较强的紧缩效应。
谈到这里这我请大家一起思考一个问题：供给侧改革在执行中如果受到计划经济思想或行政干预影响走偏了，到底是应该开启真正市场化的供给侧改革，还是重新回到总需求刺激的老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来探讨如何深化真正市场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更深刻地回顾思考一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到底完成了没有。
虽然渐进式改革完胜“休克疗法”，但是也有它内生的缺陷，就是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性，遗留下很多计划经济的“沙砾”——供给约束！对要素市场和各行各业的供给约束！
所以，什么是新供给经济学的稳增长之道？我认为就是要以“放松供给约束来稳增长”。
比如放松生产要素的供给约束，如何解放思想、释放土地要素供给？如何释放资本要素供给，破除在储蓄最丰富的国家制造融资难的金融供给问题？如何探索废除户籍制度、释放劳动要素供给等等，总之，中国也不缺钱，也不缺地，更不缺人，只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让一切劳动、知识、资本、技术、资源等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稳增长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此外，还有很多对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也应该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检查，能放的尽量放，比如不久前放开了油气开采就很好，早就该放；又比如某些城市打车难是因为没有人会开车还是没有汽车卖？显然都不是，就是因为出租车牌照控制，即便有了网约车这样的新供给缓解了打车难问题，结果还有什么本地户口、本地牌照的供给约束；又比如影视传媒、互联网游戏、健康养老、信息传媒等很多领域，都有各种各样的供给约束，只要放松这些供给约束，有效供给就会释放出来，创造出源源不断的新需求，中国经济不但能够短期稳增长，而且长期增长潜力也会提高。
最后，为什么这几年政府配置资源越来越多，而市场配置资源反而有所减少？不能不说这与对中国模式的错误总结、错误认知有关。虽然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总体是成功的，而且静态地看的确体现为市场力量和政府计划力量的 “双轨制”，然而我们千万不能把中国模式错误地总结为这种静态的双轨制，尤其是政府行政计划的作用。恰恰想反，我们应该更深刻地看到改革开放四十年，市场和政府力量的双轨力量不是同向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越来越多，而政府干预越来越少。如果这把两条轨道的方向反过来，让市场配置资源越来越少，政府配置资源越来越多，那就完全违背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背离了改革的初心，贻害中国经济。
也正因为如此，我的新书《新供给经济学》专门加了个副题：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只有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中国经济才能行稳致远！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
责任编辑：潘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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