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中等收入陷阱”等定律未必适用中国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杨伟民

　　目前是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以人口规模等等这些是增长的充分条件，但改革才是增长的必要条件，特别是结构性改革。如果我们能调动起14亿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性，调动起1亿多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我觉得中国是不愁经济增长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2020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确保“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需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防止经济惯性下滑。大家知道，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了一些下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对此做出全面部署。对此我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

　　“中等收入陷阱”等定律未必适用中国

　　首先，有些经济学家采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总结出了一些所谓的定律或者定理，例如大家熟知的“中等收入陷阱”等等，我认为这些概念未必适合于中国。

　　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理论经济学，另一种是实证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主要是通过逻辑抽象和数学推导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结论，而实证经济学其实就是用统计办法把历史上各个国家的统计数据进行归纳总结，得出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等等。从历史角度来看，一国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经济增速必然出现下滑。

　　过去人们较为信奉这些实证经济学得出的结论和定律，比如配第-克拉克定理、霍夫曼定理等等，但我觉得未必适合后起的国家。由于全球化、科技进步等因素，后起国家并不会完全按照前面国家的路径去走，各国的差异其实非常大。

　　观察以往跌入或者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口规模跟这些国家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这些国家最多的也就1亿人口，而中国超出了十几倍。当然，并不是说人口规模大，经济就会自然而然增长，人口规模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人口规模一定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充分条件。人口规模大，提供了一个有助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条件。

　　居民高杠杆影响消费增速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快速增长的一个逻辑，就是生产能力增长快于消费能力的增长，但现在，这个逻辑却变成了一个问题。中国已经是世界制造大国，但是还没有成为世界市场大国，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生产多、消费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强。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国际市场的成长性放慢，所以如果我们要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越来越多地去依靠国内的消费。这是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的情况，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的潜在市场很大。

　　但现在的问题是，消费增长开始放缓，一个直接表现是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速下滑，而原因之一就是居民的高杠杆，2008年到2018年，我国居民杠杆率上升了30多个百分点，如果按照这个口径计算，那么居民负债总额现在是50多万亿，而居民收入总额是40万亿，居民负债已经大于居民收入总额。

　　社科院去年发了一个报告，居民还本付息金额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接近40%。我还看到过一个数据，2013年城镇居民消费占收入的比重是69.8%，基本70%的收入用于消费，但是到了2018年，这一数字就降到了66.5%，下降了3.3个百分点，也就是居民的消费力下降了。

　　为什么收入增加但消费下降、储蓄率也在下降？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居民收入用于还贷了。城市居民必须每个月拿出一定的收入还贷，这样的话势必会影响当期消费。

　　传统工业产业仍有很大市场空间

　　社会零售总额增速下滑直接带来的结果就是工业产品的减产。2007年至2018年，89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有57种即64%的产品产量比2007年以来的历史峰值出现减产，而且减产的幅度相当大。当然，这里面的产品不全是消费品，但是投资品的减产最终也会反映到消费上来。

　　减产直接的后果就是工业增长的下降。经济增长其实很简单，产量增加了，GDP可能就上来了，所以工业生产下滑实际上是导致现在经济下滑的主要因素。大家也都知道了，工业增加值在2012年还是8.1%，今年前三季度已经降到了5.6%，这是中国目前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

　　工业品为什么减产呢？我觉得有几种情况：

　　有的是达到了物理性的消费峰值，比如煤炭，消费量不会再增加了，无论它的价格怎么变化，在中国的消费量也不会再增加了。煤炭消费量在2013年达到峰值为42亿吨，到2018年就已经下滑至38亿吨，期间虽然也有波动，但都没有超出42亿吨，所以它的产量也在下降。有的是被新产品替代了，比如传真机，现在的产量较历史峰值减少了80%，因为它已经被新的产品替代了。有的是资源枯竭，比如原油是在减产的。

　　但是，更多的产品减产是因为消费峰值还没有到来。也就是说，从潜在消费需求来看，这些产品的消费增长空间还很大，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当期的购买力不足，进一步导致产品产量减少。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汽车，汽车实际上是影响社会零售总额下滑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现在的汽车千人保有量只相当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和韩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我们的汽车消费潜力还是相当大的。

　　再比如说，相对于现在的需求，钢筋、线材这些传统工业产品，根据现在的消费需求来看，产量是够了，2014年是这两个产品的峰值，2018年分别比2014年减少了7.7%和16%。但如果考虑到两亿多农业转移人口和每年大约800万的毕业生，并且这些人在城市还没有完整的、功能比较完备的住房，我觉得钢筋、线材的消费峰值其实是没有到来的。

　　近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城市化，2010年中国城市和农村人口都是6.7亿左右，比例大体相当。但到了2018年，城市人口已经变成8.2亿，农民人口减少到了5.6亿，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了城市，但是他们的住房却没有办法搬到城市去，城市也没有给他们准备好住房。所以说，如果我们的住房制度不仅面向城市的户籍人口，也面向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外地大学毕业生常住人口的话，去建设一些他们买得起、租得起的房子，那么一二线城市的住房就会有大量缺口。要弥补这个缺口，相关产品的消费量和生产量就会拉动起来，从而拉动经济的增长。

　　因此，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在强调“房住不炒”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工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我们的住房现在可能总量够了，但是上世纪80年代建的房子，功能并不是很齐备，所以要进行改造提升。2亿多新市民在城市尤其是一二线城市是不可能一步到位买得起房子的，即使首付付得起，收入也可能都不够还贷。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这四句话，都是要增加住房短缺城市的住房供给。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传统工业产品绝大多数并没有达到物理性的峰值，这和产能峰值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说钢铁的产能达到了峰值，但是不好说消费达到了峰值。下这样的判断需要去观察历史的时点，为什么说煤炭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呢？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从2013年峰值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年，中国也承诺了二氧化碳减排的目标，我们要压煤发展新能源，所以煤炭肯定是到了峰值了。物理性峰值跟价格没有关系，价格无论升降，都不会太影响消费。

　　所以，传统产业其实仍有很大的市场空间。现在强调产业升级、动能转换，我认为不是要求各地都要一窝蜂去发展新兴产业，也不是都要一刀切去关停传统产业。我们可以用新技术、用数字经济的办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优化生产供给，减少污染，提高质量。我们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需要化工产品，仍然需要沙子、石料，人们需要生猪，但我们应该用更清洁、安全、可持续的办法去生产。

　　近期需要推动的几项改革

　　中国的一大优势就是产业体系完整，配套能力强，所以我们不能自废武功。中国具备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条件，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最晚在2021年我们的消费市场肯定就会超过美国。我们有世界最多的大学毕业生、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最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最庞大的大数据。人口规模对中国创新是有利的，因为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要靠数据，那么数据从哪来？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未来创新发展很有希望，因为我们具备了基础条件。我们还有最高的劳动参与率、最勤奋的劳动者……这些条件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再增长几十年。

　　当然，年度、季度之间增长的快一点或慢一点，我觉得都不是主要问题。我们的问题是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制约着刚才说到的这些条件转化为现实的增长。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明确提出，目前是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以人口规模等等这些是增长的充分条件，但改革才是增长的必要条件，特别是结构性改革。如果我们能调动起14亿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性，调动起1亿多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我觉得中国是不愁经济增长的。

　　就近期而言，我觉得需要加快推动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在金融领域，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对金融改革的阐述最多，为什么？因为现在金融业成为影响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问题。总书记去年就专门提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也讲了很多金融业的改革。

　　我们要加快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重。财富管理最后还是要投资于实体经济。要平衡好防风险和支持实体经济之间的“度”，这非常重要，我们既要防风险，但也别忘了金融本来就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的。为了防风险把钱都抽回来，没了实体经济，金融的“血液”往哪流？要扩大股权融资来源，健全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切实发挥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功效。

　　银行体系也需要逐步优化，银行体系要适应国企、民企、外企长期并存，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长期并存的现实，完善银行体系结构，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业。要开发更多适应科技企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制造企业升级的金融产品。现在我们对制造业的金融服务要升级，但是过去的一些金融贷款产品可能已经不太适应现代制造业的需要了。

　　中央经济工作会明确要求，明年要降低融资成本，因为只有降低融资成本，才能让民营企业看到投资是有回报的。同时要减轻居民还贷压力，这个表面上银行的利润会少一点，但只有带动消费和工业回升，银行贷款才能有对象。

　　在科技领域，要建立发明科技成果产权制度，从“谁出资谁拥有”转变为“谁研发谁拥有，谁转化谁受益”。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试点，今后这项改革如果推开，相信会涌现大量的成千上万的科创企业。

　　在实体经济领域，要加快建立市场出清制度，形成市场化、法治化的有序出清。从2015年中央提出结构性供给侧改革开始，历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必提出清僵尸企业。这方面我也做过调研，确实有很多难点，比如要调整僵尸企业欠税及滞纳金管理办法，分类组织僵尸企业统借统还，或齐全的担保债务，健全破产管理人制度，打通企业当中不同部门不同规定造成的死结。但这件事情如果不做，未来将更麻烦。

　　在房地产领域，要加快建立租售并举的住房保障制度，统筹推进非户籍人口在城市居住、农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住房公积金、住宅政策性银行、租赁市场规范等改革。

　　在行政管理方面，要提高治理能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营商环境总体是改善的，但在部分领域仍存在着认证许可难、牌照申请难，部分地区存在着新官不理旧账、一刀切的做法。所以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模式。这次中央专门讲了四个重要认识，都是有针对性的，其中一个就是要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模式，加强全局观念，单从本地、本行业、本领域出发去做是有问题的，要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动态平衡的难度比较大，但是至少要先做到平衡，不能只顾一方面。

　　在区域治理方面，要加快建立空间治理体系，按照经济、社会、环境（大气和水）、生态、流域、城市、城市群的不同要求，比如，城市治理和环境治理的要求不一样，空间治理当然也就不一样，这样才能精准确定空间单元，实行经济化的治理。现在经常说的“一刀切”，就是因为没有在头脑中树立空间治理、空间单元的概念。一个地区和另外一个地区自然环境不一样、功能不一样，如果采取同样的要求和目标，肯定就会造成所谓的“一刀切”。

　　(本文作者介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