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任泽平
过去每次遇到内外部重大挑战，我们都很幸运地选择以改革开放应对，而不是选择封闭倒退。中国这个国家从来都不怕开放，怕的是不开放。
四十年来，人间巨变，沧海桑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深刻改变全球政经版图，赢得全世界尊重。
不忘初心，饮水思源，我们要感谢邓小平、朱镕基等为改革开放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抚今追昔，继往开来，最好的纪念是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开启新时代、新周期。
过去每次遇到内外部重大挑战，我们都很幸运地选择以改革开放应对，而不是选择封闭倒退。中国这个国家从来都不怕开放，怕的是不开放。1978年前后面对“文革”之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第一轮改革开放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沿海开放特区、放活民营企业、要素市场化等。1998年前后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和国企全面亏损，第二轮改革开放推动了国企抓大放小、商品房改革、分税制、金融体制改革、加入WTO等。2018年前后，面对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刘易斯拐点和中美贸易摩擦，内外部形势异常复杂严峻，社会各界对第三轮改革开放满怀期待。
纵观全球经济史、大国兴衰史，改革开放并不神秘，就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普遍规律，以解放生产力造福人民为根本目的，对内改革拥抱市场，对外开放拥抱全球。
中国在转型期面临三大挑战：增速换挡、人口红利渐远、中美贸易摩擦
从宏观上，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增速换挡。2010年作者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服务的时候，参与刘主任牵头的研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长期增长”，课题组研究得出“增长阶段转换”的重大判断。自1960年以来，在全球100多个追赶经济体中，绝大部分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止步。只有12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追赶任务，迈过高收入经济体门槛，大约在人均GDP11000国际元附近，经济增速平均从8.3%换挡至4.5%。2014年作者提出“新5%比旧8%好”，即未来通过改革构筑的5%新增长平台，比过去靠刺激勉强维持的8%旧增长平台要好，产业升级了，企业利润上升了，居民生活改善了。
第二个挑战是人口红利渐远。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口老龄化加速，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传统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倒逼经济增长模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同时，随着逐步缩小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技术进步必须从简单模仿向原始创新转变。
第三个挑战是中美贸易摩擦。从世界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和领导权更迭来看，贸易摩擦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和必将面临的挑战。其未来演化的参考模式不是过去四十年中美贸易摩擦的模式，而应参考英美世界领导权更迭、日美贸易摩擦等的演化模式。中美贸易摩擦从狭义到广义有四个层次：缩减贸易逆差、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中美双方要控分歧、避免误判，在第一、二个层次多谈判、合作、寻求共赢，尽可能避免将分歧引向第三、四个层次。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启市场化全球化导向的改革开放，不是40年前的中国，也不是二战后的前苏联。
当前中国经济表面上是增速换挡，实质上是结构升级，根本上靠改革转型。2008-2018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长期存在，有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深层次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为了应对短期经济过快下滑，在每次触及底线时均出台稳增长乃至刺激措施。但每一次稳增长拉动的主要是基建、重化工业和国企，造成了维持落后产能、延缓市场出清和固化旧增长模式的负面效果。由于隐性担保的存在，大量金融资源通过影子银行和银行表外配置到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国企等领域，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债权悬空，金融风险加剧。
因此，面对内外部严峻形势，根本的出路在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类似1960-1980年日本、1960-1990年德国、上世纪80年代英美，放开国内行业管制、降低制造业和部门服务业关税壁垒、大规模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改善营商环境、发展基础科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行、下决心实施国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等。
从供给侧改革国际案例中汲取经验
供给侧改革在国际上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最典型的是上世纪80年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和德国科尔时期，面对内忧外患，均通过成功实施供给侧改革，为经济转型创新驱动、激发企业活力、新经济崛起、股票市场繁荣等奠定了坚实基础。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供给经济学，兴起于上世纪70、80年代，属于古典主义的流派之一，主要思想是鼓励市场竞争和减少政府干预。
美国、英国、德国等供给侧改革的成功经验主要有8条：
1、大规模减税，降低企业成本。
2、大规模放松行业管制和干预，打破垄断，促进竞争。
3、推动国企产权改革，增加微观主体市场活力。
4、严格控制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和货币供应。
5、增加劳动力市场工资价格弹性，限制工会力量。
6、加大对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
7、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和财政赤字，扩大公共产品市场化供给。
8、推动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多层次金融市场发展。
从邓小平理论中汲取力量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在1978和1992年的历史低谷，两次掀起了改革开放的高潮。邓小平理论中传递出的信念，至今像火把一样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邓小平讲话中提出的问题，时刻提醒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改革仍任重道远。
邓小平同志经典名言：
黑猫白猫，多抓老鼠是好猫！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发展才是硬道理。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
我们说资本主义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利。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
左带有革命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
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开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三大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未来政策重心应加大降成本和补短板。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提振企业和居民信心。
第一，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降低成本，包括降低税负、办事成本、物流成本、基础要素成本等，释放企业创新活力，能够给微观主体尤其是企业家带来长远发展信心，释放企业创新活力。财政理念上，应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在经济下行及企业负担较重时期，放水养鱼；减税方式上，“宽税基、低税率”，从缩减税基式减税转向降低税率的减税，从碎片化减税转向一揽子推出的减税，从政策式减税转向改革式减税，从特定行业、特定主体的特惠式减税转向普惠式减税；减税税种上，重点是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5%降至21%）和增值税税率（以增值税税率简并为契机将制造业税率16%分阶段降至10%），提高减税后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减税目标上，更加聚焦于稳定社会预期。减税和上调赤字率的同时，优化支出结构，精简机构人员，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第二，确立2019年为新一轮开放元年，放开新的投资机会，展现开放自信。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汽车和家电行业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保护和开放。为什么长期享受高度政策保护的汽车产业发展不如人意，而高度开放竞争的家电、手机、纺织、互联网等行业自主品牌崛起和技术快速进步？这对于未来我们发展核心技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新一轮对外开放有何启示？我们应加大开放，降低关税、放开行业投资限制、负面清单、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尊重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凡是对外企开放的都要对民企开放。在开放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相信中国优秀的企业家、工程师和产业工人一定能干出来。
第三，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中国制造业除了汽车等少数领域大部分已经对民企外企开放，所以中国制造在全球竞争力强大；但是服务业领域仍存在严重的国企垄断和开放不足，导致效率低下，基础性成本过高。未来制造业升级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消费性服务业大发展。
第四，坚定推进国企改革，要以市场化取向和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衡量，不要动辄上纲上线、陷入意识形态争论。建国后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什么样的制度更有效率、什么样的制度低效。改革的目的建立市场经济，通过竞争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搞活微观企业主体是宏观政策发挥市场化引导作用的基础。应放开行业管制，推动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更多地在基础性外部性的领域发挥作用。
第五，通过地方试点方式，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方法论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渐进、增量、试点。渐进式改革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一些问题到了不同的地方就变得错综复杂，需要鼓励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开展相关试验。过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等，无一不最早来自于基层的实践和智慧。
第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金融和实体部门的良性互动。同时，防止监管竞赛和“一刀切”引发新的风险，误伤民营和中小企业，把握好节奏、力度和结构。
第七，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未来应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长期稳定；从开发商为主转变为政府、开发商、租赁中介公司、长租公司等多方供给，丰富供应主体；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抑制投机型需求。
虚心万事能成，自满十事九空。虽然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2017年人均GDP仅为8800美元，不到美国的六分之一，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市场化机制、对外开放、科技创新、高端制造、关键核心技术、金融服务、军事实力、教育、营商、民生、社保等领域跟发达国家还有巨大差距，必须客观承认中国在降低关税、放开投资限制、打破国企垄断、激发民营和中小企业活力等方面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做。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我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建设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
(本文作者介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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