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未来政策重心应加大降成本和补短板

2018年12月19日08:13    作者:任泽平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任泽平

  过去每次遇到内外部重大挑战,我们都很幸运地选择以改革开放应对,而不是选择封闭倒退。中国这个国家从来都不怕开放,怕的是不开放。

  四十年来,人间巨变,沧海桑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深刻改变全球政经版图,赢得全世界尊重。

  不忘初心,饮水思源,我们要感谢邓小平、朱镕基等为改革开放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抚今追昔,继往开来,最好的纪念是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开启新时代、新周期。

  过去每次遇到内外部重大挑战,我们都很幸运地选择以改革开放应对,而不是选择封闭倒退。中国这个国家从来都不怕开放,怕的是不开放。1978年前后面对“文革”之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第一轮改革开放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沿海开放特区、放活民营企业、要素市场化等。1998年前后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和国企全面亏损,第二轮改革开放推动了国企抓大放小、商品房改革、分税制、金融体制改革、加入WTO等。2018年前后,面对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刘易斯拐点和中美贸易摩擦,内外部形势异常复杂严峻,社会各界对第三轮改革开放满怀期待。

  纵观全球经济史、大国兴衰史,改革开放并不神秘,就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普遍规律,以解放生产力造福人民为根本目的,对内改革拥抱市场,对外开放拥抱全球。

  中国在转型期面临三大挑战:增速换挡、人口红利渐远、中美贸易摩擦

  从宏观上,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增速换挡。2010年作者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服务的时候,参与刘主任牵头的研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长期增长”,课题组研究得出“增长阶段转换”的重大判断。自1960年以来,在全球100多个追赶经济体中,绝大部分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止步。只有12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追赶任务,迈过高收入经济体门槛,大约在人均GDP11000国际元附近,经济增速平均从8.3%换挡至4.5%。2014年作者提出“新5%比旧8%好”,即未来通过改革构筑的5%新增长平台,比过去靠刺激勉强维持的8%旧增长平台要好,产业升级了,企业利润上升了,居民生活改善了。

  第二个挑战是人口红利渐远。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口老龄化加速,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传统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倒逼经济增长模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同时,随着逐步缩小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技术进步必须从简单模仿向原始创新转变。

  第三个挑战是中美贸易摩擦。从世界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和领导权更迭来看,贸易摩擦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和必将面临的挑战。其未来演化的参考模式不是过去四十年中美贸易摩擦的模式,而应参考英美世界领导权更迭、日美贸易摩擦等的演化模式。中美贸易摩擦从狭义到广义有四个层次:缩减贸易逆差、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中美双方要控分歧、避免误判,在第一、二个层次多谈判、合作、寻求共赢,尽可能避免将分歧引向第三、四个层次。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启市场化全球化导向的改革开放,不是40年前的中国,也不是二战后的前苏联。

  当前中国经济表面上是增速换挡,实质上是结构升级,根本上靠改革转型。2008-2018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长期存在,有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深层次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为了应对短期经济过快下滑,在每次触及底线时均出台稳增长乃至刺激措施。但每一次稳增长拉动的主要是基建、重化工业和国企,造成了维持落后产能、延缓市场出清和固化旧增长模式的负面效果。由于隐性担保的存在,大量金融资源通过影子银行和银行表外配置到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国企等领域,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债权悬空,金融风险加剧。

  因此,面对内外部严峻形势,根本的出路在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类似1960-1980年日本、1960-1990年德国、上世纪80年代英美,放开国内行业管制、降低制造业和部门服务业关税壁垒、大规模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改善营商环境、发展基础科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行、下决心实施国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等。

  从供给侧改革国际案例中汲取经验

  供给侧改革在国际上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最典型的是上世纪80年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和德国科尔时期,面对内忧外患,均通过成功实施供给侧改革,为经济转型创新驱动、激发企业活力、新经济崛起、股票市场繁荣等奠定了坚实基础。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供给经济学,兴起于上世纪70、80年代,属于古典主义的流派之一,主要思想是鼓励市场竞争和减少政府干预。

  美国、英国、德国等供给侧改革的成功经验主要有8条:

  1、大规模减税,降低企业成本。

  2、大规模放松行业管制和干预,打破垄断,促进竞争。

  3、推动国企产权改革,增加微观主体市场活力。

  4、严格控制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和货币供应。

  5、增加劳动力市场工资价格弹性,限制工会力量。

  6、加大对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

  7、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和财政赤字,扩大公共产品市场化供给。

  8、推动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多层次金融市场发展。

  从邓小平理论中汲取力量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在1978和1992年的历史低谷,两次掀起了改革开放的高潮。邓小平理论中传递出的信念,至今像火把一样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邓小平讲话中提出的问题,时刻提醒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改革仍任重道远。

  邓小平同志经典名言:

  黑猫白猫,多抓老鼠是好猫!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发展才是硬道理。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

  我们说资本主义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利。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

  左带有革命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

  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开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三大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未来政策重心应加大降成本和补短板。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提振企业和居民信心。

  第一,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降低成本,包括降低税负、办事成本、物流成本、基础要素成本等,释放企业创新活力,能够给微观主体尤其是企业家带来长远发展信心,释放企业创新活力。财政理念上,应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在经济下行及企业负担较重时期,放水养鱼;减税方式上,“宽税基、低税率”,从缩减税基式减税转向降低税率的减税,从碎片化减税转向一揽子推出的减税,从政策式减税转向改革式减税,从特定行业、特定主体的特惠式减税转向普惠式减税;减税税种上,重点是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5%降至21%)和增值税税率(以增值税税率简并为契机将制造业税率16%分阶段降至10%),提高减税后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减税目标上,更加聚焦于稳定社会预期。减税和上调赤字率的同时,优化支出结构,精简机构人员,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第二,确立2019年为新一轮开放元年,放开新的投资机会,展现开放自信。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汽车和家电行业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保护和开放。为什么长期享受高度政策保护的汽车产业发展不如人意,而高度开放竞争的家电、手机、纺织、互联网等行业自主品牌崛起和技术快速进步?这对于未来我们发展核心技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新一轮对外开放有何启示?我们应加大开放,降低关税、放开行业投资限制、负面清单、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尊重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凡是对外企开放的都要对民企开放。在开放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相信中国优秀的企业家、工程师和产业工人一定能干出来。

  第三,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中国制造业除了汽车等少数领域大部分已经对民企外企开放,所以中国制造在全球竞争力强大;但是服务业领域仍存在严重的国企垄断和开放不足,导致效率低下,基础性成本过高。未来制造业升级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消费性服务业大发展。

  第四,坚定推进国企改革,要以市场化取向和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衡量,不要动辄上纲上线、陷入意识形态争论。建国后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什么样的制度更有效率、什么样的制度低效。改革的目的建立市场经济,通过竞争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搞活微观企业主体是宏观政策发挥市场化引导作用的基础。应放开行业管制,推动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更多地在基础性外部性的领域发挥作用。

  第五,通过地方试点方式,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方法论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渐进、增量、试点。渐进式改革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一些问题到了不同的地方就变得错综复杂,需要鼓励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开展相关试验。过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等,无一不最早来自于基层的实践和智慧。

  第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金融和实体部门的良性互动。同时,防止监管竞赛和“一刀切”引发新的风险,误伤民营和中小企业,把握好节奏、力度和结构。

  第七,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未来应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长期稳定;从开发商为主转变为政府、开发商、租赁中介公司、长租公司等多方供给,丰富供应主体;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抑制投机型需求。

  虚心万事能成,自满十事九空。虽然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2017年人均GDP仅为8800美元,不到美国的六分之一,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市场化机制、对外开放、科技创新、高端制造、关键核心技术、金融服务、军事实力、教育、营商、民生、社保等领域跟发达国家还有巨大差距,必须客观承认中国在降低关税、放开投资限制、打破国企垄断、激发民营和中小企业活力等方面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做。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我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建设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

  (本文作者介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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