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吴晓波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1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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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后，如果后人以抽象、简化后的数据来看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为之冠上“卓有成效”四字，想必不会有很多人质疑：
◈经济总量：
中国经济总量40年增加80倍，全球占比从1.8%上升至15%。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比，从2.3%增加到34%，增长贡献相当于美国（16.1%）和欧盟28国（16.6%）的总和，是当之无愧的经济拉动火车头。
◈人均GDP：
从381元人民币（折合为155美元）增加值5.39万元人民币（折合为8800美元），成为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
◈恩格尔系数：
中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60%下降至29.33%，中国家庭的每月收入中，只有30%用于食品，而其余更多部分，则用于提高生活品质，满足对美好生活的欲望。
1983年，正在炸油条的大同市民◈世界500强：
40年前，中国大陆没有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今年的《财富》世界500强，中国有120家（中国大陆有109家）企业上榜，与美国的126家在伯仲之间。
◈汽车年产销量：
从10万辆增加到2900多万辆，从几乎没有私人汽车，到汽车成为中产家庭的标配。
◈企业家和工商阶层：
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从0增加至2700万家，此外还有6500万个体工商户。中国的企业家和工商阶层数量，加起来超过整个德国的总人口。
◈中产阶层：
中国中产阶层人口数量从0增加到2.5亿~3亿，几乎相当于日本加德国的人口总和，是全世界最庞大的中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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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指数级增长的数据上，后来者一定能够看出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但数据也往往会被误解这一增长是由上而下有规划的产物，事实远非如此。
这40年中，世景变迁，幅度之大，让人恍若隔世。其间有诸多若毫入微的事与物，在当时理所当然，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可思议的。反之，亦然。
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许私人买汽车跑运输，“投机倒把”这个今天已经消失的经济犯罪名词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
江浙一带，你如果骑着自行车从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而后座的筐里装了3只以上的鸡鸭，如被发现，就算是投机倒把，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最严重的，在温州地区，一位妇人因为投机倒把而被判处死刑。
到20世纪80年代末，“买空卖空”还是一个恶劣名词，在茅盾小说《子夜》里的那些商人给人们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到1992年前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还规定不得超过5万元，否则就算是“违纪”。
80年代工厂的缝纫机女工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营工厂上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自己开一个小铺子做一点小生意，就会被蔑称为“个体户”，也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一个不受保护的体制外的流浪汉。
这个社会印象一直要到“万元户”这个名词出现之后，由蔑视到暗暗的羡慕，再到全社会的无度的称颂。
20年前的国营和集体企业都是可怕的庞然大物，很多大型国有工厂几乎具备一切的社会功能，“除了火葬场，什么都有”。
当然，也包括了品牌。
苏泊尔的创始人苏增福，早年参军，退伍后任农机厂供销员。他顶着被镇领导免职的风险，引进了一条压力锅生产线。
有了生产线，没有品牌，只能作为沈阳双喜压力锅厂的代工厂。直至民营企业被赋予与国有企业平等地位后，他在1994年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苏泊尔。
2007年，苏泊尔将大部分股权出让给法国的塞博集团，回报是国际化的技术、管理和70亿资金，这笔钱被用于苏泊尔的转型升级，现在他们已经成为一家拥有5个研发制造基地、产品销往40多个国家、市场份额全球排名第二的炊具研发制造商。
苏泊尔本釜内胆全自动喷涂车间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里，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之所以称之为“一群小人物”，也许没有别的称谓更适合这一群改造历史的人们。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将在历史上扮演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人的出现与民营经济的萌芽，本身即是一场意外，或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
但当市场的大闸被小心翼翼打开，自由的水流开始渗透进来，一切都变得无法逆转，那些自由的水流是那么的弱小，却又是那么的肆意。
它随风而行，遇石则弯，集涓为流，轰然成势，它是善于妥协的力量，但任何妥协都必须依照它浩荡前行的规律，它是建设和破坏者的集大成者，当一切旧秩序被溃然推倒的时候，新的天地却也呈现出混乱无度的面貌。
在改革开放至今为止的40年中，中国企业在绝大部分时间中成长于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这种成长特征，决定了中国企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充满意外的特性。
罗纳德·哈里·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2013年于102岁高寿谢世。
他在辞世前的最后四年所著，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变革中国》一书中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而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无法以现有的理论解释。
2003年，上海人才招聘会火爆3
事后并非不能通过复盘得到解答。
我们一定做对了一些事情，才能得到今天的成果。那么，到底是做对了哪些事？在缺乏长期性顶层设计的前提下，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至少来自于四个方面。
第一，是制度创新。
四十年来，恢复及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与作用，一直是中国治理者在持续探索的方向，其间的稚嫩、反复及彷徨，构成了改革的所有戏剧性。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国有资本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这也成为制度创新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第二，是容忍非均衡。
中国改革的非均衡特征和“灰度治理”，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独特秘诀。它包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给予外资集团的超国民待遇，甚至还有对环境破坏的长期容忍、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剥夺，以及民营企业家对现行法律的突破。
第三，是巨国效应。
庞大的人口规模为中国的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红利，这使得每一个产业的进入者都有机会以粗放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核心竞争力。“巨国效应”及可能形成的势能规模，无论是产能、消费力，还是资本能力，往往会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和模式突变。
第四，是技术破壁。
相对于制度创新的反复性，技术的不可逆性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准入性壁垒，从而重构产业范式，并倒逼体制内改革。
这一特征在改革的前三十年并不突出，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很多产业的原有基础设施遭到毁灭性破坏，使得竞争格局焕然一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技术的破壁能力将在更多的领域中持续发酵。
2018年，微信宣布其已有1.7亿日活用户和2300个第三方开发平台
在这些动力被催发的过程中，农民工人、企业家、地方干部、创业者理应得到特别的致敬。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人与创造力被解放的行动，那么他们则是站在第一线，为无数不确定冒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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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40年，我写过两本中国企业史——《激荡三十年》和《激荡十年，水大鱼大》。
两本书以2008年为界，有朋友对比过两本书之后，特意向我发信息曰，前者富于诗意，而后者的理性意味更重。
这恰是改革开放和我们这个国家的真实写照。
在这轮经济变革开始的1978年，全体国民并不知道未来之路通往何处，他们所能够告诉自己的是，必须从贫瘠中逃离出来，无论用怎样的手段，都要在金钱的意义上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是一个混乱而野蛮的年代，不论对这个国家，或是对个人而言，我们是凭借后发优势发力狂奔的追赶者。我们无暇、亦无需顾忌其他，只待最适合生存的在最后胜出，如此原始，如此充满浪漫和诗意，一切秩序都被破坏，一切坚硬的都烟消云散。
2008年，带来了一些变化。
在此之前，全球化浪潮已经高涨了整整六十年，人类学习着用和平竞争的方式推动物质文明的进步。1946年才发明的计算机用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信息世界的建设，互联网不但改变了资讯流动的方式，更推动了新的公司范式和财富积累运动。
但是，在2008年之后的十年间，全球经济出现了两个新的特征。
其一，互联网经济的技术变革周期结束，阿尔文·托夫勒所定义的“第三次浪潮”谢幕，“杀龙青年”长出龙鳞，成为新的巨龙统治者，信息化革命的推动力日渐式微，而新的产业变革仍在黎明前的暗黑通道之中，全球经济出现了以通货紧缩为共同特点的产业“空窗期”。
2008年，上街抗议政府救市的美国民众其二，由美国次贷危机转化而成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潮汐的走向，“反全球化”成为新的趋势，国际贸易的增长在这一阶段几乎陷于停滞，各国相继通过货币竞赛和贸易保护主义来维持自己的利益，由此，“黑天鹅”频飞，民粹主义再度流行，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更是让新保守主义甚嚣尘上。
世界发生新的动荡和对峙，在这一时期，作为全球化的最大获益国，中国的处境不无尴尬。
开始于2008年的外贸下滑，在溅起一片惊呼的同时，也被动地推进了国内的基建投资和产业转型，宏观经济的增速从9%陡降到6%~7%的“新常态”。
与此同时，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币值竞赛充满了火药味，中央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引发了种种新猜想。对中国的依赖与遏制，构成了一种充满矛盾的并生现象。
随着特朗普的当选，华盛顿宣布“回到美国”，中国似乎成了唯一一个仍然在全力推动全球化的超级大国。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无论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还是2014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都是一些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它们代表了中国的一贯立场和姿态。
在2008—2018这十年中，中国经济总量超越了日本，制造业规模超过了美国，汽车产销量在2009年的赶超更是在底特律引起了巨大的心理震撼。中国成了互联网普及度最高的国家，每一个到中国旅游的欧洲人都对4G网速羡慕不已。
几乎把巴黎老佛爷店挤爆的中国游客让法国人又爱又恨，甚至连中国大妈们对黄金的热爱，都构成了期货市场的一个非常规性指标。
不过，在有一些场景下，比如贸易战时断时续的硝烟中，中国是孤独的。
“是世界更需要中国，还是中国更需要世界？”这是一个无解却又时常被提及的问题，在这一纠结的背后，体现出了西方世界及周遭各国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
与国际变局交织而来的，是中国内部衍变，尤其体现在是阶层的丰富和国民价值观的变化。
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人，无疑是过往四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获益族群，他们的子弟“80后”和“90后”既是独生子女的一代，更是第一批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弟和在少年时期就上网的互联网原住民。
最近10年，正是“80后”和“90后”进入职场和开始创业，并试图主导公共社会的微妙时期，代际冲突比人们想象的更富戏剧性和突变性。
不过，与此同时，那些上半场的英雄并不甘心退出舞台。
2015年，孙宏斌出席发布会 2014年融创中国营业收入同比下滑18.7%在很多人看来，柳传志、张瑞敏们都已是旧世界里的经典物种，甚至正是过往的巨大成功和声望，让他们的形象被彻底“石化”，他们变得不再“性感”，进而成为被革命的对象。
但你即将看到的事实是，他们成了勇气可嘉的“自我革命者”。在变革的中国，年轻态一直是一个与年龄无关的概念。
在过去的十年里，深圳市的平均房价从1.3万元/平方米暴涨到6万元/平方米，北京金融街的写字楼租金超过了曼哈顿。在整个大中华地区，10亿美元富豪人数为749人，超过美国的552人。站在上海黄浦江的外滩边，眺望两岸的摩天大楼和璀璨灯光，你会发现，这里是当今世界最繁华和喧嚣的流动盛宴。
同时，这个国家也正在被“折叠”。
一部名为《北京折叠》的科幻小说获得2016年度雨果奖，在三个不同的空间里，分门别类住着不同的人，第三空间是底层蓝领，第二空间是中产白领，第一空间则是掌握权力和财富的金领阶层。这是典型的反乌托邦设定，在可以折叠的空间里，阶层的鸿沟越来越宽，最终人们在物理的意义上完全隔离。
对财富的焦虑和阶层固化的恐惧，使得物质追求成为当代最显赫的“道德指数”。中国每天有一万家新的创业公司诞生，它们中的90%会在18个月里消失。
2012年的唯冠公司厂房在淘宝平台上，活跃着600万名卖家，他们不分昼夜地叫卖着自己的商品。在政府的鼓励之下，全国各地出现了8000多家创业孵化器。在每一个星巴克咖啡店里，每天都有人开着电脑，热烈地讨论一个又一个稚嫩却野心勃勃的计划书。
过去数年中，我仍然在密切地观察着中国的商业世界，跑了几十个城市，调研了大概上百家中国企业，除了这些令人感受到蓬勃生机的创业者，还有已经成长为参天巨擘的大型企业，其中的部分甚至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全球领头羊。
在与这些企业的掌舵者们的交谈，我发现了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共同观点：
其一，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一，因此在全球范围内都已经找不到对标物。
第二，同样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他们已经看不到敌人了。
也正因此，他们所经历的转型，漫长而痛苦。
这是一个深刻的预示，它告诉我们，在这40年中，我们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追赶者转变成自我实现者。
我们面对的问题，大多不再是他人解答过的问题，而是公平地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没有现成答案的新问题。
我们所有人，都需要面对这个时代，提交自己的答案，恰如尼采说的“我们终究需要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本文作者介绍：财经作家。本专栏为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内容。)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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