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陈志龙
人类近百年来的金融危机史有一个重要警示，就是金融市场是需要特别谨慎严格监管的。中国自古就有“治未病”的思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也需要树立预防为主的意识，要清醒地认识到危机的萌发和可能的走向，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努力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和早期阶段。
今天出版的中国证券报消息说，地方债风险权重有望在近期调降至零。业内人士表示，这将显著提升地方债吸引力，银行配置需求将显著提升。地方债风险权重原设定为20%，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既定下线，即在总资本既定情况下，银行风险资本总和不得超过既定量。地方债风险权重调为0后，在总资本不变情况下，银行可投资地方债总量增加。地方债风险权重调至零，意味着在风险资产占比上，地方债将享受与国债、国开债同等待遇。而地方债收益率高于后两者，对银行吸引力预计将显著提升。该项政策一旦实施将对地方债带来大利好，对整个金融市场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其实，上个周末，市场已有零星消息称地方债风险权重将下调。债券市场闻风而动，周一开盘10年期国开债收益率一度达4.30%。持续下跌的股票市场受此消息影响，上周五开始先有保险资金大举进场抢筹，超跌的股市触底反弹，本周一继续强势反弹。两根大阳线对改变市场悲观预期的影响深远。
一段时间以来，股债汇齐跌，主要市场被空头氛围控制，悲观情绪弥漫。特别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迭创新低，对市场信心打击不小。微观层面看，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太多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爆仓、违约事件频发。与此同时，主要资产价格和交易行为大幅下滑。困难有时是一种难以定量描述的情形。当某些变量值对平均值发生很大偏离时，投资者可能会变得敏感，会加剧预期的改变。“弓弦张得太紧，随时可能崩断。”市场预期不断劣化，重大风险往往就会不期而至。
两个多月前，郭树清主席在上海陆家嘴论坛上的讲话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深刻把握现阶段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在规律，形成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中国方略，充分体现了中国智慧。其核心要义就是，从国情现实出发，以自我革命的理念和方法，主动消除经济金融隐患。作为监管当局，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防患未然。要按总书记的要求，把各种困难和复杂性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可能的风险和挑战想得更深入一些，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树立预防为主的意识，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努力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和早期阶段。第二点是要保证大局的稳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治理金融业内部层层嵌套、自我循环，必须充分考虑机构和市场的承受能力，要在保持国民经济列车平稳运行中“拆弹”，防止出现“处置风险的风险”。 三是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善于抓主要矛盾，优先处理最可能影响全局、威胁整体的问题。四是区别对待分类施策。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市场的金融风险情况，采取差异化、个性化的办法。
当时，郭主席讲了八点，应该说是金融监管当局系统性的反危机纲领，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问题导向意义。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把稳金融放在突出位置。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保证重要金融市场的稳定，提高金融供给效率，提升金融服务新经济的意愿和能力，激发实体经济的活力，才能从根本上化解金融风险。一段时间以来，针对复杂的外部形势和猛烈的外部冲击，国内金融市场出现了风险集聚的苗头和异常波动，宏观政策的工具箱里不断释放出一连串的新动作。央行拿出额度以MLF窗口指导商业银行投资信用债，稳定信用债市场，防止违约风险的传染和共振。央行行长在上海对股市喊话维稳，同时，外管局对汇市喊话。央行的表态具有特殊的震慑力，它代表的是无限量流动性支持，只有在发生重大极端事件时，才启用这个特殊的主权信用的“爆破筒”。同样，这次地方债风险权重的调整，对修复市场信心、重树市场信用、稳定金融全局意义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核。金融是工具，也是武器。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警示我们，要从国家总体安全观的战略高度来审视评估经济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安全。要清醒地认识到，现代金融战是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其风险可能大于他把所有的航母战斗群开到你的近海。军事打击只能摧毁建筑，造成人员伤亡。而金融战以其隐蔽性和残酷性，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防务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人类近百年来的金融危机史有一个重要警示，就是金融市场是需要特别谨慎严格监管的。中国自古就有“治未病”的思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也需要树立预防为主的意识，要清醒地认识到危机的萌发和可能的走向，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努力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和早期阶段。危机发生时，危机应急体系反应要快，出手要狠。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大萧条后，罗斯福政府严阵以待，建立国家层面的经济安全防卫机制，保护公众尽可能免遭经济萧条的屠戮。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在系列反危机措施中，除了财政货币政策提供流动性支持，特殊时期围绕金融监管的安全防护机制和管制政策至关重要，它避免了危机时刻因为市场失灵和信心丧失导致的市场整体性崩溃，如果信奉市场教旨主义者的“不干预”，任市场自由落体血雨腥风，那才真是 “好傻好天真”，TOO YOUNG TOO SIMPLE。
我国现阶段的金融问题具有极大的特殊性。总的历史背景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兴市场经济、“三期叠加”，同时处于市场化、国际化不断深入，经济增长正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特定时期。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我们面对的矛盾更为复杂，有些风险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必须以更积极的态度处置各类隐患，以经常的“小震”释放压力，避免出现严重的“大震”，总体上要用事先的而不是事后的、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整体的而不是零散的方法，去矫正各种偏离，及早恢复经济金融平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系统性工程，面对可能触发的重大风险必须及时采取坚决措施，有效处置重大风险事件。一般情况下，规则与先例不能随意打破，但在特定时期，也不能墨守成规。英国著名的货币学派理论家欧文斯通勋爵坚决反对危机时增加货币和政府信用，但他不得不承认危机会“产生对权力和权威的需求，这是一种所有政府都应当拥有的，在紧急情况下和国家需要时，必须拥有进行特定的干预权力。”有一个古老的东方寓言，你可以用一枚大头针去堵一个泉眼，但那是徒劳的，它一旦喷涌而出，最终会冲走整座城市。我们不能让一间面包房失火烧掉罗马城。因此，关键时刻必须有“压倒性”的力量。
(本文作者介绍：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财经作家。微信公众号njchenzhilong)
责任编辑：赵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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