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唐岫立
互联网金融表面上看可谓是阳光化的,是有地方政府批设和管理的,借贷双方是有合同并由互金平台提供居间服务的,还有支付公司、保险公司、银行等持牌金融公司提供服务。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今年6月的这一轮互金平台爆雷,始于上海,推及长三角、南下到珠三角、北上到山东和北京。互金平台投资人以8月初在北京金融街集聚的激烈方式,为这场民间金融风波属性划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被社会各方寄予厚望的互联网金融,以这种“悲壮”+“流氓”的姿势谢幕,应该是所有人始料不及的。回顾暴雷平台林林总总的信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互金之殇(殇,指幼年夭折或为国战死者)的原因,是值得业界充分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因为普惠金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必须面对的大问题。
中国人多地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各种不均衡、不协调矛盾渐显。表现在金融领域,即传统金融服务不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万众创新、大众创业”政策鼓舞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目暴增,对融资服务的需求热度更是空前高涨。身处长三角的我常常感叹“全社会都染上了资金饥渴症”。
互联网金融应该是为普惠金融而生的,相对于传统金融,它具有成本低、涉众面广的特点,具有解决我国政府管理部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的社会“两难问题”,即“老百姓手头余钱投资渠道少保值增值难;广大小微企业及个人融资需求满足难问题”的潜质。可以说,互联网金融在拓宽我国直接融资渠道、服务个人及小微企业的实践上,奔跑了这些年,其社会价值可圈可点。
部分平台暴雷引发连锁反应,带来了全社会对互联网金融整体发展的悲观评价,让互联网金融、或者说科技金融站到了生存的十字路口。
互金平台雷区集中于东部沿海经济中心城市,除了这里经济金融水平发达,更主要的原因是这里民营企业多,个体工商户多,即创业者多。国企集中的东北、中西部地区肯定不会是市场化金融危机率先爆发地。因为,人只有创业才需要融资,赚钱了就想要投资。这些经济区域历来民间金融活跃,2011年9月暴发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就是民间自发解决“两难问题”中蕴含风险的集中暴发。在国企“上班”的东北人、中西部居民,不需要融资,闲钱不很多也不大需要投资。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之后,当地政府探索出了让民间借贷阳光化的解决策略,意在引进市场监督、引进政府指导、引导民间借贷行为公开契约化,并形成了温州金融管理部门引以自豪、积极推广的温州经验。
互联网金融表面上看可谓是阳光化的,是有地方政府批设和管理的,借贷双方是有合同并由互金平台提供居间服务的,还有支付公司、保险公司、银行等持牌金融公司提供服务。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是郭主席说的“收益率超过6%的就要打问号,超过8的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的平台高返高回报问题吗?普惠金融创始人“尤努斯[①]”的“格莱珉银行”放贷利率是20%,温州金改以后有指导的温州民间金融成本在24%左右,国家设定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是36%,应该说,大多数暴雷平台平均融资成本都在这以下。
是线下宣传、地推、物理网点等形式合规性问题吗?中国的民间金融存在了4000年,从公元前2000多年的夏商时期,到秦朝统一货币然后到中国盛唐,伴随着经济发展,以民间信贷为主要形式的民间金融日渐昌盛。尤其到了明清时代的钱庄票号,中国的民间信贷业务发展达到高潮。当时并没有官办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民间金融机构在货币交易和流通中发挥作用。
农村主要是当铺,城市以当铺、钱庄、票号为主。中国近代山西金融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世界金融的最高水平。在以民间金融业为主的时代,未曾发生过重大的金融风险和金融欺诈行为,民间金融的秩序总体上是好的。
翻看出事互金平台的资讯,研读各界专家学者的分析评论,我认为互金之殇的原因,在于其几个致命的缺陷:
一、暴雷平台股东(实控人)资质缺陷
暴雷平台股东(实控人)多是有道德缺陷的,如快鹿、E租宝、中晋、大大集团、钱宝、旌逸、善林、投之家等等涉案金额、资金损失较大的平台,实控人要么有犯罪案底、有明显从业违规记录;要么身份造假、过度包装粉饰;要么与其高管团队只是小学文化修理工、初中没毕业的小店老板、身份不明的社会神人等。这些人搞金融,初心就很难正,也没有能力控制风险,以失败收场是大概率事件。
银监会批设金融机构,对股东资质要求非常高,就是为了防止一些德能不配位的民营企业控制金融机构,祸国殃民。因为金融机构不是简单的民生企业,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银监会成立初期,为了坚守这一原则,曾经与各方利益集团进行过非常艰苦的博弈。
事是人做的,人对了,事才能对。我党用人,一贯讲究德才兼备,德为先,才必备。道德或称职业操守,是一切风控技术有效性的前提。而这些暴雷大平台的实控人,失德前科明显,没有“善始”,期望“善终”,胜算能有几分呢?
二、暴雷平台经营行为严重跑偏缺陷
从暴雷平台案发后曝光情况看,其违法违规之根本并不是无金融牌照的问题。抛开其没有金融牌照不谈,或者我们假设这些平台是有金融牌照的,其所从事的金融业务也是离经叛道的,是完全背离金融业务本质、偏离正常企业经营轨道的。比如把平台融来的资金转入实控人个人账户;比如虚构资产、虚构项目、所披露业务数据和信息造假、股东及部分高管个人信息造假注水等;比如欺骗国家管理部门、欺骗内部员工、欺骗投资人,全方位虚假宣传等,这些行为已经完全超出正常企业经营管理思路,即使有金融牌照也是违法违规的、也是绝不允许的。
而我们的政府管理、市场监督、受聘员工、业务合作方、投资人,都是假定这些平台是正常企业来与之建立联系的。所以,一切监管要求、一切职业经营管理技术、一切市场与舆论监督,对这样的平台能起到作用吗?这是比“麻袋片绣花——底子差”、“朽木难雕”、“对牛弹琴”、“鸭子听雷”还要无效、无意义的,这样的实控人及其平台,怎堪大任?“一地鸡毛”“转头空”,普惠金融成“枉然”几乎是必然的。自古有“恨铁不成钢”,哪有“恨粪渣不成钢”的呢?
三、暴雷平台发展目标先天性缺陷
暴雷平台创始人、实控人,有多少是怀着“尤努斯”之心,真心要做普惠金融的呢?尤努斯做普惠金融是很辛苦的甚至是赔本赚吆喝的;我国国家推动、各级地方政府牵头做了很多年的小微企业融资服务都无起色,其原因就是风险大不赚钱。为什么忽然之间,就有了这么多大善人,愿意自己掏腰包做这件事呢?
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有,但不会这么涌现吧。那些有失德前科的人会有普惠小微大众的善心吗?那些年轻得尚无财富积累的创始人又是哪里来的普度众生的激情和能力呢?
“尤努斯”出生于孟加拉一个富庶的穆斯林家庭,获得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又凭奖学金赴美留学拿下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然后回国任家乡吉大港大学经济学主任。43岁创立格莱珉银行,66岁获诺贝尔和平奖,71岁时因连任行长时未征求政府意见而被罢免,并被孟加拉政府追索多次获奖奖金个人所得税。
尤努斯无疑是位“高富帅”,他做普惠金融服务穷人,是有钱有智有情怀的。而我国这些实践普惠金融的暴雷平台,其创始人拿什么奉献给你呢?暴雷平台创始人做普惠金融的初心和目的是什么呢?
是骗钱、圈钱、做平台估值胀大后转让、平台上市后套现以实现财务自由等等哪一种呢?
四、暴雷平台业务模式与定位缺陷
如果说是因为有了互联网,使得互联网金融具备了成本低、受众面广的优势,于是有了互联网金融做普惠金融的天时地利,那么,互联网金融业务模式应该是高度依赖计算机与互联网系统、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与云计算的,而业务对象是小散客群。但是,从暴雷平台情况看,资金多被实控人以个人名义投资在房地产、新能源、健康、教育以及政府背景项目等领域,更糟糕的是被实控人挥霍、转移到境外,这与普惠金融毫无关系。而利用大数据甄选借款人、控制信用风险的技术应用,在暴雷平台中难觅实质性进展。况且大多数暴雷平台创始人及其管理团队受教育程度之低、专业性之苍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高科技能为其所用的部分有多少?主要是玩概念忽悠投资人吧。
“绅士打不过流氓”、“君子斗不过小人”、“书生整不过江湖”,包容性监管、允许试错、摸着石头过河也要讲究个度。季羡林说:“积将近90年的经验,我深知世界上确实是有坏人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从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原因看,道德风险都是最根本的原因。鉴于此,我们对互联网金融的管理,首先必须把住准入关,绝不能允许道德上有着赤裸裸瑕疵、初心就不正的人做互联网金融。对现有互金的整治,也要首先弄清楚实控人底数,清除掉这类人控制的平台,再来谈行业规范发展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专业管理是要在企业具备基本条件之上才能谋的;大数据与风控技术只有在符合条件的机构真正从事的金融业务系统上,才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把假的剔除掉,真的也没人敢相信的。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高师,曾任职央行、银监会、商业银行、科技金融高管兼名校硕导)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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